上海
作者:
聂辉华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沈浩翔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本文刊发于人民日报2026年9月14日财经版
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但是对大多数产品而言，生产者掌握了原料、中间产品和加工方法等信息，而消费者只能看到最终产品。因此，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此时，可能会出现生产者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道德风险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缺乏完善的“数目字管理”，难以保存完整的生产过程信息。那么，如何能够让提供产品或工程建设的工匠保障产品质量呢？
中国古代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是“物勒工名”。《礼记·月令》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即通过在器物上刻名的方式，将产品质量与个人声誉挂钩。在实践中，官府通常先规定尺寸、材料和工艺，再在器物上标明制造者、督造者或生产机构。发现缺陷时，即可循名反查。战国兵器、秦汉官营手工业产品和明代南京城砖上的铭文，都体现了这种责任标识思路。
从经济学角度讲，“物勒工名”制度本质上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高声誉效应两种机制，来减少产品质量问题。这一传统智慧符合现代经济学原理，是一种了不起的制度设计。
其一，“物勒工名”制度通过产品刻名，提高了生产者的信息透明度，有利于对生产者的质量问题进行追责。产品匿名制造时，即使验收发现缺陷，也难以确定责任来自哪个作坊、工匠或环节。而“物勒工名”把产品与责任主体连接起来，再配合统一标准和验收，使管理者可以由结果追查来源。这样既能降低核验与取证成本，又能提高问题发生后的追责效率。
其二，“物勒工名”制度通过将产品质量和个人名声挂钩，为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者提供了声誉价值。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如果一个人拥有良好的历史记录，往往会得到超过市场平均价格的溢价，这种正向回馈就是声誉价值。当工匠的姓名随兵器、礼器或城砖长期保存时，个人技艺便与公共成果相互联系了，这可以看作是声誉激励的文化表达。
如果说第一种追责机制的主要作用是让失责者受罚，那么第二种声誉机制的主要作用是让守责者得到回报。一个是负向激励，一个是正向激励，两者相得益彰，并不矛盾。
当然，“物勒工名”制度要实现长期而普遍的效果，有赖于一些前提条件。比如，产品质量有统一检验标准，记录真实可信，验收相对独立，追责能够落实。古代兵器、礼器和城砖等耐久品便于刻名，但是很多易耗品或中间材料却难以逐件标识。那些有多道工序的产品，例如丝绸衣服，往往只能追到最终制造者或少数责任人。此外，冒名代刻、账物不符以及制造者与验收者合谋，也会使质量标识失真。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环境是，在古代社会的强制劳役或封闭式官营生产中，勒名的追责作用可能强于正向声誉激励。并且，在地域分割、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的不完全市场中，优质声誉同样难以兑现。
如今，借助区块链、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我们可以把古代的“一物一名”扩展为“全链条留痕”。二维码、数字身份标识、电子签名和数据库等，可以为原料、加工、检验、流通和维修分别留下记录，并借助防伪和修改留痕提高可信度。在制度建设方面，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则扩大了产品声誉的传播半径，使优质产品和可靠经营者更容易通过重复购买、后续订单和品牌价值获得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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