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虎头山的风裹着松针的涩味，从山坳里钻上来，把田埂边的枯草吹得贴了地。八十岁的郭凤莲站在半山腰，脚下是陈永贵当年领着大伙垒的第一道石堰——石头一块压一块，没水泥，缝隙里填着夯实的黄土，几十年了，还稳稳托着上面的土层。
一个年轻记者跟了她半个多小时山路，终于憋不住问出那个绕来绕去的问题：“如果当年大寨就按陈永贵书记那条路，完完整整走到底，现在会是什么样？”
郭凤莲没立刻答。她望着山脚下的新村——白墙红瓦，柏油路通到山脚，旅游大巴停了几辆，羊毛衫厂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白烟。看了很久，她才开口：“那条路走到底，大寨饿不着，但也富不起来。”
记者愣住。她接着说：“陈永贵书记是好人。当了副总理，穿对襟褂子，抽旱烟，开会喝白开水。他说大寨人还在地里刨食呢，我喝不下茶叶。他领着大伙修梯田，狼窝掌冲了修、修了冲，三次。冬天零下二十度，石头冻得跟铁一样，手一碰就粘掉一层皮。他五十多岁，跟年轻人一样扛石头。”
“那时候大寨穷得叮当响，山高坡陡，十年九旱。不搞集体，不修梯田，一家一户单干，修不了那么长的石堰。那条路，是大寨唯一能活的路。”
她顿了顿：“可你得先明白那个年代是什么样子，才能明白后来为什么变了。”
九十年代初，她带着人去南方考察，跑宁波、温州、顺德。人家户户开工厂，村里比城里热闹。后来路过阳泉，看见路边开石灰窑把整座山挖得千疮百孔，烟尘罩着天。她坐在车上忽然想通了——陈永贵拼了命治山修地，是为了让大寨人过上好日子，不是守着几道石堰受穷。
回来时村账上人均年收入七百来块，集体还欠着债。她召集社员开会：“大寨不能再靠精神活着了。精神是好东西，但不能当饭吃。”东家借二十万，西家凑二十万，买二手设备，把牛棚翻修成厂房。九二年春天，羊毛衫厂挂牌。村里人叫它“要饭厂”。她说：“先当要饭的，再当做饭的，往后才吃得上好饭。”
后来制衣厂、水泥厂、核桃露厂都起来了，红色旅游也搞起来了。去年村集体收入过了千万。
“每年清明，我都去陈永贵书记墓前坐坐，跟他说村里的事。我也问过他那个问题——他没回答我，但我想明白了。”郭凤莲说，“按那条路走到底，梯田会一直在，石堰会有人修，那股精气神不会丢。但人会老，年轻人会走。地能种出粮食，种不出工厂，种不出让年轻人留下来的理由。最后就剩一段故事，一面褪色的旗。”
“可这不代表那条路是错的。没有那条路，大寨人连饭都吃不上。后来我选了另一条路，也是对的。路会变，方法会变，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心不能变。陈永贵书记那颗心，我接住了，带到了新路上。”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大寨还是那个大寨，虎头山还是那座虎头山，只是石堰边上多了厂房，梯田脚下通了柏油路。陈永贵墓前的长明灯还亮着，而山脚下的路灯，也一盏一盏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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