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帝国、殖民、革命、霸权：从希波战争到美以伊战争的全球史考察（上）

对于从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到2026年的美以伊战争的系列冲突，笔者倾向于统称为“第六次中东战争”，因为从东地中海地区到海湾地区的这两场冲突具有其历史连续性。从二者相互联系的角度看，美以伊战争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的最高形式，是作为中东政治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朗问题相互作用、联动演化产生的重大危机，是中东地区霸权国家以色列与全球霸权国家美国利用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打击“抵抗阵线”形成的战略优势，对其主要对手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和全面遏制。

从更宏大的全球历史与中东历史演变的角度看，美以伊战争是波斯帝国、现代民族国家伊朗与西方关系历史演进的产物，是帝国时期、殖民主义时期、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双方矛盾累积、叠加的产物，并与中东、波斯（伊朗）与西方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历史纠结在一起，是西方、中东、伊朗三者深刻互动的历史产物。总之，这场冲突的深刻根源需要从长时段全球史的视角加以审视和剖析。

从全球史的视角看待美以伊战争的历史方法论基础既可以归入全球史观，如斯塔夫利亚诺斯的《全球分裂》和《全球通史》、中国史学家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论》，也可以归入时下在国际学界声名鹊起的“全球中东”论，如美国伊朗裔学者阿瑟夫·巴亚特（Asef Bayat）等学者的《进入21世纪的全球中东》和剑桥大学出版的“全球中东”丛书。阿瑟夫·巴亚特甚至提出了“全球伊朗”的概念，其内容无外乎是重视全球与中东（伊朗）的互动关系，即中东与全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

从全球史观的角度看，理解美以伊战争，需要将其置于长时段的世界历史中剖析其根源；从全球中东的角度看，美以与伊朗冲突对抗无疑是全球体系与中东地区、伊朗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产物，而美以伊战争则是其结果之一。

因此，笔者试图把美以伊战争置于帝国时期、殖民主义时期、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以深化对这场世纪战争的认识。美以伊战争这场震动全球秩序的冲突，绝非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伊朗漫长历史演进中与全球体系、地区体系互动的产物。

帝国时期西方与波斯冲突的历史记忆

从全球史视角来看，伊朗高原作为连接欧亚非大陆的文明枢纽，早在古典时代就与西方文明圈形成了深度交织的互动脉络。

在早期历史中，伊朗高原在经历了早期埃兰王国和米底王国的文明孕育后，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前330年），其扩张与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城邦体系发生了直接碰撞。希波战争（公元前499年—公元前449年）和亚历山大东征也构成了古典时代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标志性事件，进而开启了两大文明长达两千余年的冲突与碰撞的历史进程。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主题之一便是希腊城邦文明与异邦蛮族波斯帝国之间的斗争。

在第二波斯帝国萨珊王朝（224—651年）兴起后，波斯帝国长期与西方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展开争夺，双方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军事拉锯，构成了中古时期欧亚大陆西部文明竞争的核心主轴之一。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1日，伊朗德黑兰，在首都德黑兰的革命广场，一座描绘萨珊王朝国王沙普尔一世俘虏罗马皇帝瓦莱里安的雕像揭幕。视觉中国 资料图

651年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帝国后，波斯人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什叶派逐渐融入波斯民族的基因之中。此后数百年，伴随波斯相继被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征服，波斯在这一过程中相继建立了数个割据的地方王朝，其作为西方挑战者的身份才有所淡化。但是，伊朗始终保持了其独特的历史存在。即便在阿拉伯帝国征服伊朗之后，伊朗的语言、文化与治理传统依然保留了极强的独立性，在后续的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统治时期，伊朗高原始终是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的核心枢纽。

大致与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和向东方探险和殖民的时间一致，伊朗于16世纪初建立了波斯萨法维王朝（1502—1736）。它对内以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信仰整合波斯民族、强化国家认同，对外与15世纪兴起的奥斯曼帝国争夺中东。与此同时，欧洲相继兴起的葡萄牙帝国开始向波斯湾扩张和渗透，并与萨法维王朝产生冲突。

萨法维王朝灭亡之后，波斯进入阿夫沙尔王朝（1736—1796）、恺加王朝（1796—1921）时期，也恰逢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向西亚和中亚大举扩张的时期。该时期波斯虽然也曾产生个别善于进行地区扩张的君主，但再未重现历史上波斯帝国的雄风。

伴随英国、沙俄势力在19世纪逐步向伊朗高原渗透，伊朗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其传统的文明主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发生了从古典时期的帝国对抗和文明互动到殖民体系下被动依附的身份转换，构成了近代以来伊朗与西方矛盾的深层历史基底。

需要指出的是，在波斯帝国与西方的长期对抗中，波斯帝国对其统治地区的臣民尤其是以色列的先祖犹太人体现出了极大的文化宽容，并留下了居鲁士大帝解放“巴比伦之囚”（被巴比伦征服的犹太人）的历史佳话。

帝国时代波斯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对抗和互鉴相交织，也是双方文明起落和角色易位的过程。在古典时期，波斯帝国是西方文明的强劲挑战者，从近代以来的波斯则成为西方征服的对象，而双方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互相视对方为蛮族异端。

对于波斯而言，帝国兴盛时期的辉煌和衰落时期的屈辱，对于塑造波斯的民族自信和反抗强权的民族性格，均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正是今天伊朗对抗美国坚定顽强意志的历史韧性所在，也是伊朗经常以5000年文明史蔑视美国并进行民族动员的文化基因所在。

殖民主义时期殖民控制与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遗产

进入19世纪之后，亦即恺加王朝的末期，日益腐朽衰落的波斯在英俄两大帝国的双重挤压下，被挟裹进难以抗拒的殖民主义体系之中，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构成了波斯与西方斗争的主线，并开始了谋求改革和复兴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以来，在大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西亚、中亚的“大博弈”（Great Game)框架下，在伊朗丧失大片领土的同时，英俄还在伊朗获得了贸易控制权、领事裁判权、石油开采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将伊朗划分为英国势力范围与俄国势力范围，恺加王朝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傀儡政权。特别是1901年英国获得伊朗全境60年的石油开采权，英波石油公司全面掌控伊朗的石油命脉，将伊朗打造为英国全球石油体系的核心供应基地，使伊朗深刻依附于英国，更埋下了二战后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因发起石油国有化斗争被颠覆的伏笔。

伊朗沦为英国和沙俄的势力范围，恺加王朝又不断卖国求荣，都刺激了伊朗民众反帝反封建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实行改革、倡导新政的呼声日益高涨。1890—1892年反对英国烟草专卖的“烟草抗议”（The Tobacco Protest）运动和1905—1911年的宪政革命，构成了伊朗反殖、反封民族民主运动的主要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场社会运动中，无论在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层面，还是在组织领导的社会动员层面，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学者（乌里玛）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预示着在未来伊朗的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什叶派将成为影响伊朗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后来伊朗的历史发展表明，无论是1963年伊朗爆发的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社会抗议，还是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什叶派均发挥了思想动员和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1925年，礼萨·汗利用自身掌握的军阀力量推翻恺加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客观而言，实现伊朗民族复兴、独立与强大，是礼萨·汗改革的重要政治追求之一。波斯也于1935年正式更名为更能体现其民族精神的“伊朗”，以去除西方强加给伊朗并带有屈辱色彩的“波斯”称谓。

为排除外国势力对伊朗内政的干涉，礼萨·汗为收回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彻底废除在伊朗存在了100多年的领事裁判权；解除外籍雇员在伊朗政府部门的职务，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民族化；宣布实行关税自主，保护民族工业和经济独立；拒绝偿还不合理的国际债务，依法维护国家利益；收回恺加王朝给予外国的租让权，维护民族权益；驱逐外国在伊朗的驻军和军事基地。

尽管礼萨·汗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崇拜者，但与土耳其革命相比，巴列维王朝先天不足，其核心矛盾是礼萨·汗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追求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试图以世俗化改革、民族主义建构重塑伊朗的主体性，脱离英俄的控制；另一方面，他又为维护专制统治难以摆脱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与教士阶层既利用又斗争的双重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伊朗的悲惨命运进一步体现了全球政治对伊朗的消极影响。为平衡英苏势力，伊朗以中立名义追随德国的做法，导致伊朗在战争期间被盟军直接分区占领。英苏联合占领伊朗与美国势力的大举进入，导致伊朗最早成为美苏冷战的渊薮。礼萨·汗被迫下台流亡，客死他乡，其懦弱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继位并沦为美国的附庸，揭开了伊朗在冷战中全面依附美国的历史序幕，更种下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种子。

因此，从全球史角度看，西方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世俗主义等现代性因素，推动了伊朗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而西方的殖民控制和伊朗帝国专制、政教合一的传统基因，又成为巴列维王朝难以摆脱的历史枷锁，并埋下了王朝覆灭的国际与国内的复杂根源。具体来说，自主与依附、宗教与世俗、专制与民主、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深刻困扰当代伊朗历史的深刻矛盾，都产生于殖民主义时期全球体系与中东、伊朗复杂的互动之中。

从“全球中东”的角度看，在伊朗成为大国宰割对象的同时，全球政治对中东地区的塑造，也使伊朗身处异常复杂的地区矛盾之中。一战后西方肢解奥斯曼帝国形成破碎化的地区体系和人造的民族国家体系，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犹太复国主义崛起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地区环境中复杂的领土、民族、宗教、教派矛盾的滋生，都将在未来因伊朗内政外交的变化和地区格局的变动使其深刻卷入其中。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