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大寨出名后，陈永贵给乡亲们喝酒：这是茅台，一瓶100多元

1975年，墨西哥城，陈永贵得知随行人员买了外国手表后，当场沉下脸来。有人解释说，大家只是用了少量外汇券，并没有铺张。陈永贵却说：“周总理戴的还是上海表，你们搞什么特殊？”

这件小事，常被拿来说明陈永贵的生活作风。对他来说，节俭并不只是少花钱，更重要的是干部不能因为身份变化，就和群众拉开距离。

这种习惯，早在大寨时期便已形成。

山西昔阳的大寨，地处太行山麓，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民长期修梯田、打坝、改造土地，靠人力一点点改变生产条件。陈永贵既是村干部，也是常年下地的劳动者。

有一年秋收，陈永贵正在打谷场和社员商量来年安排。远处一名社员喊话，让家里人中午送饭到地里。陈永贵听见后问：“地离家不远，为什么还要专门送？”

那名社员有些尴尬，赶紧改口。陈永贵并非故意让人难堪，他在意的是生产队里逐渐形成的习惯：能自己走几步解决的事情，不要额外占用人手，更不能把方便当成理所当然。

粮食问题，他看得更紧。

一次，农场运输玉米，地上落了不少粮粒。泥土刚被雨水浸过，陈永贵便蹲下来，用手把埋进泥里的玉米粒一颗颗抠出来。一个孩子抱着谷子经过，没留意脚下，正好踩过那片地方。

陈永贵叫住孩子，指着地面说：“走路要看着粮食，别踩着。”孩子解释自己抱着谷子，没有看见。陈永贵没有再责备，只让她以后注意绕开。

大寨出名后，难题又换了一个样子。

1960年代，大量外地干部、工人和群众前往参观学习。小村庄突然涌进许多客人，吃饭、喝水、住宿都成了现实问题。大寨接待站常常忙到很晚，饭菜一锅接一锅地做，桌上摆好饭菜后，来客有时还要自己动手盛取。

水更紧张。大寨本就缺水，村里的水井难以应付接待需要，只能从附近村庄调水，后来甚至用车辆从远处运水。住宿同样不轻松，昔阳县城的床位不够，部分来客只能转到更远的地方。

这些琐碎事务背后，是一个普通山村被推到全国视野之后的承受能力。名气带来了参观者，也带来了超出乡村日常管理范围的压力。

不少来访者还会带些地方特产。有的是腊肉，有的是糕点，也有人带酒。陈永贵起初不愿意收，来客便解释说：“不是送礼，就是给乡亲们尝尝。”

他收下后，往往不留在自己家里，而是拿到村里分给大家。

有一次，村里开会，陈永贵拿出一瓶包装特别的酒。那时不少乡亲平日喝的是散装酒，对这种酒并不熟悉。陈永贵打开瓶盖，告诉大家：“这是茅台，100多元一瓶。”

价格一说出口，众人都觉得稀罕。陈永贵先倒了一点，自己抿了一口，随后把酒传给旁边的人。杯子不够，有人用碗，有人直接对着瓶口喝。酒并没有被当成个人享受，而是作为来客对大寨的心意，分给全村人尝鲜。

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一瓶酒多贵，而在于陈永贵处理它的方式。他没有把名酒锁进柜子，也没有借机显示身份，而是让乡亲们共同分享。对当时的大寨而言，这更像一种公开的分配：东西从哪里来，大家都知道；落到谁手里，也不必遮掩。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从大寨来到北京，身份变了，生活习惯却没有迅速改变。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常吃小米粥、咸菜和馒头，中午通常两三个家常菜，穿着也较为朴素。

他还要求家人不要借助自己的职务谋求特殊照顾。儿子陈明珠后来回忆，陈永贵曾表示，子女不能依靠父亲的地位安排前程。北京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固然吸引人，他仍希望孩子到基层去经受锻炼。

在国内视察时，工作人员曾劝他顺便游览西湖、黄山等名胜。陈永贵没有答应，只说工作结束后再谈游览。对他而言，出差是去看工程、问生产、听情况，不是借公事游山玩水。

从大寨打谷场上捡粮食，到副总理任内拒绝外国手表，陈永贵的作风始终带着农民干部的鲜明印记。那瓶被乡亲们轮流喝掉的茅台，也留在了大寨接待工作最繁忙的年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