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跟大伙儿说，这事儿搁谁身上谁受得了。我阿四，二十二岁，在浦江录像厅街看场子。说好听点叫看场，说难听点，就是个两头跑腿的小弟。一九九四年开春那阵子，这条街上前后七八家录像厅，南半条归崔爷的人收月钱，北半条归麻爷的人收月钱。我先在崔爷手底下递过茶水，后来崔爷那边嫌我脚慢，我又去麻爷那儿帮着搬过带子。两边都认得我，两边都拿我不当人。我跟大伙儿交个实底，这条录像厅街，白天卖带子，夜里也卖带子，街面上三教九流都来，崔爷麻爷两家，就是盯上了这块肥地。我刚来那会儿，还当是找个看门的活，安稳。谁成想，安稳没捞着，先捞了两巴掌。这事儿，且听我慢慢说。
我娘在街尾给人浆洗衣服，一天挣不到几块钱，供我吃两顿饭。我本分是想挣份工钱替她分点担子，可进了这条街，才晓得小弟的工钱，是拿脸面折出来的。崔爷那边管事的老周，见天儿支使我买烟倒水；麻爷那边管事的秃子，见天儿让我扛带子搬凳子。我两头赔笑，两头挨呲，月底加起来才落了九十块。九十块，我娘攥在手里，手都抖，说儿啊你别干这个了。我说娘，没事，街面上人多，热闹。
那一月里，崔爷的管家老周，因为我少记了一笔数，抬手就扇了我左脸一个耳光，嘴里说：“你这点子眼力见儿，也配在我跟前递账？”我没敢吭声，捂着脸退到门外头。没过三天，麻爷的跟班秃子，因为我给崔爷带过一回话，迎面又扇了我右脸一个耳光，啐道：“吃两家饭的东西，活该你两边的不是。”两个耳光，一边一个，脸肿了三天。回家我娘问我脸怎么了，我说撞了门框。夜里我对着墙角掉眼泪，这口气咽不下去，可我阿四没人撑腰，除了认，还能怎么着。
第三天头上，崔爷的人来收钱，见我脸肿，拿指节敲我脑门，说“肿着也好，省得你记性差”。麻爷的人当晚也来，见我贴着膏药，笑我“两边讨巧，这下巧到自个儿脸上了”。我端着盆站在一旁，盆里的水晃荡，映出我那张肿脸，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我想着娘那双冻裂的手，硬是把泪憋了回去。有一回秃子让我钻到桌肚底下给他捡掉落的打火机，我蹲下去，听见上头几个人笑，说“这小子的脊梁骨是软的，两头都吃得开”。我捡起打火机递上去，手背被人弹了一下，弹得生疼，我笑着说是我笨。
过了些天，崔爷那头少了一条烟，老周二话不说，赖我偷的，把我兜里翻了个底朝天，没翻着，又扇了我一巴掌，说“算你藏得巧”。同一礼拜，麻爷那头少了一盘带子，秃子也赖我，把我拎到墙角，说“两头跑，手能干净？”我百口莫辩，只得又认了。那阵子我走在街上，头都抬不起，怕碰见熟人，更怕碰见我娘。可也就是那阵子，我把两家收钱的日子、数目，摸得更准了——你们越不拿我当人，我越要把你们的底，一笔一笔刻进脑子里。
可我记性还好。两边收钱，谁几时来交，交多少，我偷偷记在一张烟盒纸背面，揣在贴身兜里。我给大伙儿报几个实在数：崔爷那头，红霞录像厅每月交四百八，新星录像厅交五百二，街口胡记面馆交三百，连卖瓜子的瘸腿张，每月也得交一百二；麻爷那头，同样的几家，又挨个收一遍，红霞再交四百五，新星再交五百，面馆再交二百八，瘸腿张再交一百。一条街，一户摊主，一个月要交两份钱，加起来红霞九百三、新星一千零二、面馆五百八、瘸腿张二百二。我算过，整条街一个月被两头刮走将近五千块。这笔账，我一笔一笔写在烟盒纸背面，谁哪天交的、交的零头，都记着。这张纸，后来比拳头值钱——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入夏以后，我在两家之间跑了四个月腿。我跟大伙儿交个底，我这人嘴笨，可眼睛毒。崔爷这个人，外头看着横，其实怕他爹。他爹是浦江码头的老把头，退了休还镇得住一帮装卸汉子，崔爷每个月孝敬他爹的数目，比给手下发的月钱还多。崔爷的钱，多半从码头装卸的抽头里来，他爹要知道了底细，能拿拐杖把他撵出家门。
有一回我替崔爷送一包东西到码头，正撞见他爹在岸上训人。崔爷远远看见，先把烟掐了，把袖口捋齐，小跑过去，弯着腰叫“爹，您今儿气色好”。他爹拿拐杖点着地，骂他“少在街上惹事，回头连累我这张老脸”。崔爷连声应是，像个挨训的娃。我躲在货堆后头，把这一幕记死在心里——崔爷的七寸，就是他爹。还有一回，崔爷为抢一户新开面馆的月钱，跟他爹在饭桌上顶了两句，他爹把碗一搁，崔爷立马矮下声，连夜把面馆的份子钱退了一半给他爹送去，说是“替您老人家积德”。这事儿，崔爷的手下都不敢提，我记下了。
麻爷呢，路子在铁轨线上。他有个表弟在火车站当搬运，夜里车皮夹带私货，麻爷在街面上倒手，赚的是快钱，可走铁路的那条线，经不起细查。我有一回跟着秃子去车站取货，亲眼见麻爷的表弟把三口铁皮箱搬上三轮，箱角贴着“日用品”的条子，可那分量，分明不是寻常物件。麻爷在旁边数票子，数得手指头都快抽筋，低声跟秃子说“这条线，三两个月就收手，够本就行”。秃子应着，转头就忘了——可我没忘。我跟着那辆三轮，看它拐进了铁道边的一处空棚，棚外拴着条瘦狗，棚里堆着七八口同款的箱子。我把空棚的位置，也记在了烟盒纸的边角上。过些天，我寻个由头，把这空棚的事，跟表哥透了半句，表哥转给常鹏二哥。常鹏二哥没多问，只说“记着，别声张，到时候用得上”。我应了，心里头那点怕，反倒少了些——原来我记的这些，真有人要。
我两头跑，把两边的底数摸了个八九不离十。崔爷怕爹，这是他的软肋；麻爷的私货走铁路，这是他的死穴。我表哥在常鹏二哥的饭馆当伙计，有一回我跟他喝酒，他叹气说这街上的摊主都快交不起双份月钱了。我听着，把烟盒纸往桌底下一按，没敢亮。表哥又跟我说，常二哥这人，最烦街面上乱收钱，说“钱要挣在明处，收在暗处，迟早要还”。我记下了这句话，心里头第一次有了个念头：也许，真有人能替这条街做主。
六月底，深圳的曾财哥把录像带生意做到浦江，头一批货里有一部新到的香港录像带《英雄本色》，全街都惦记。曾财哥穿得齐整，手里攥着个大哥大，见人就笑，可笑里带着算盘响。他跟我说，这带子金贵，得找稳当的场子放，别让道上的随便刮了去。我这才头回听说，加代哥要来浦江。曾财哥拉我在摊边坐下，打开大哥大给人回了个传呼，又从包里抽出一盘香港录像带给我瞧，说“阿四，你记着，这带子里头演的是义气，可街面上的人，往往只顾银子”。他教我怎么认带子的版本，怎么看封皮的码，说“生意要长久，得让买的人觉得值”。我似懂非懂，只记着他那句“银子要挣在明处”。后来加代哥那局，我咂摸出，曾财哥这盘带子，从头到尾就是个引子。曾财哥还说，加代这人，你见了他，别急着递话，先听他说。我点点头，心里却打鼓：我这号小弟，加代哥能正眼瞧我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