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江苏富安镇西洋河码头,二十六岁的铜匠盛冬根被日军押进搬运队。那天风硬,河面发冷,几艘汽船靠在岸边,舱里堆满木箱,箱角印着“奉天造”三个字。
他原本只是来送货。褡裢里装着榔头、錾子和铜勺,是养家糊口的家当。日本兵却用枪托逼着青壮年搬箱,翻译官站在旁边叫嚷:“谁敢偷懒,谁就没命!”
盛冬根没有争辩。他知道,肩上的箱子重约五十斤,里面不是普通货物,而是准备运往敌后扫荡部队的弹药。石板街不长,却要经过茶馆、香烛铺,再绕过一道窄巷。
走到第二个拐角时,他忽然踉跄了一下。
前面的人继续往前,押运的士兵也被旁边的动静吸引。盛冬根顺势偏离队伍,把箱子拖进荒废的朱家大院。院墙塌了半边,野草齐腰,原主人早已因“通匪”罪名遇害,那里很少有人靠近。
他拨开东墙根的蒿草,露出一处旧地窖。洞口不大,下面却有空间。铜匠常年与坩埚、炉膛打交道,手上有准头,心里也有尺度。他把木箱慢慢送进去,重新盖好草叶,转身回到搬运队。
这一来一回,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傍晚清点时,日军发现少了三箱弹药。曹长暴怒,先打翻译官,又命人抽打搬运工。盛冬根蹲在人群后面,手指在泥地上轻轻划着:三箱,每箱一千二百发,共三千六百发。
这个数字,他并非随意计算。敌后部队缺枪少弹,一名战士能分到的子弹十分有限。多出几箱,便意味着伏击时能多坚持一阵,突围时也许能多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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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危险并没有让他停手。第二天,他主动靠近船边,装出老实巴交的样子。日本兵拍了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良民”。他低头应付,转身便把弹药搬向朱家大院。
第二天藏下五箱,第三天又藏下三箱。地窖装满后,他把木箱码在井台下,用破草席遮住,再压上残碑。碑上的字已经剥落,只剩模糊的痕迹,倒成了最不起眼的遮掩。
弹药藏住了,新的难题随即出现:东西不能永远留在镇里。
第四天夜里,盛冬根冒雨找到相识的铁锁。铁锁的舅舅在游击队中做事,听完后没有多问,只说:“明晚河口见。”这句话很短,却把两人的性命都押了进去。
约定时刻到了,雨势稍歇。盛冬根带着八名青壮年,从朱家大院取出弹药,分头扛向河口。泥水没过鞋面,木箱勒得肩头渗血,谁也不敢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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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员接货时,领头人低声说:“这是从虎口里拔出来的。”
盛冬根咧嘴一笑:“拔出来,还得让它派上用场。”
弹药转移后,日军很快封锁富安镇,挨家挨户搜查。盛冬根躲进香烛铺的地窖,外面传来脚步、喝骂和枪声。他没有贸然外逃,而是等到搜捕稍松,才沿着暗沟离开。
十天后,他找到游击队。连部没有把他当普通搬运工,而是安排他负责修械。敌后条件极差,缺枪栓,缺撞针,缺零件,许多损坏的武器只能靠手艺续命。
盛冬根重新支起铜匠炉。铜料不够,就拆旧器物;工具不足,就自己锉制。自行车辐条能改作零件,废铜钱能磨成准星,炮弹壳也不舍得丢。炉火照着他的脸,手艺从谋生的本领,变成了战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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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游击队攻打一处日军碉堡,连续三天没有进展。盛冬根根据废旧炮弹壳和现有材料,制成爆破器具,配合队伍接近碉堡。爆炸发生后,沙袋被掀开,部队趁势冲入。
这次行动使他负伤,耳中长时间嗡鸣,却没有离开修械位置。可惜的是,他没能等到抗战胜利。
1945年农历三月,部队夜渡射阳湖时遭遇日军汽艇袭击。枪声打破湖面,盛冬根先把身边的小战士按进船舱,又转身去拉另一名战士。一串子弹击中他的胸口,铜勺和未用完的弹壳一同落入湖水。
关于盛冬根的经历,地方叙事中保留了不少细节,个别情节仍需档案相互印证。但有一件事很清楚:在侵略者控制的乡镇里,一个靠敲铜谋生的匠人,曾经冒险截留下重要物资,又把自己的手艺带进敌后队伍。
县志所记的名字很简短:盛冬根,铜匠,1945年牺牲,年二十八。纸面上的一行字,装不下那处荒院、那座旧地窖,也装不下一个普通人在枪口下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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