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上海港务局团委办公室里,黄旭华和李世英第一次有了工作上的交集。那时的黄旭华是团委书记,李世英刚从高中毕业,被分配来担任青年干事。一个负责统筹团的工作,一个负责具体事务,两人是名副其实的上下级关系。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段普通的工作关系,后来会发展成相伴一生的婚姻。黄旭华年纪不大,却已经显出很强的组织能力;李世英年轻干练,待人爽直,办事也利落。两人接触频繁,却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并未急着谈论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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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学的是船舶制造专业,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参加工作后,他先被安排到华东军政委员会船舶建造处,参与船舶修造方面的事务。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沿海交通和船舶工业都在起步,懂技术、能协调的人十分难得。
朝鲜战争爆发后,黄旭华调到招商轮船局工作。因为记忆力强,熟悉船舶和运输方面的数据,他在参加交通部门会议时,常常能够准确回答问题,受到局领导于眉的器重,后来担任秘书。
不过,行政工作并不是黄旭华真正想长期从事的方向。1951年秋,上海港务局加强团的工作,调他担任团委书记。他有过学生社团工作的经历,到了新岗位,很快把队伍组织起来,团的活动也逐渐活跃。
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恰恰让他认识了李世英。两人一个善于统筹,一个执行细致,工作配合得很顺。黄旭华后来曾对同事说:“事情总要有人去做。”这句话看似平常,却很像他的性格:少谈条件,多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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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船舶工业管理局组建,黄旭华的专业方向终于有了施展空间。许多大学同学和老师都进入了这个系统,他也几经协调,调往船舶工业管理局。李世英则被选派到大连海运学院学习俄语,准备服务于当时的船舶技术交流。
1954年夏,李世英结束学习,被分配到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担任俄语翻译。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那里再次遇到黄旭华。那时苏联专家参与技术交流,翻译既要准确传达语言,也要理解专业内容,李世英因此成了技术人员与专家之间的重要桥梁。
黄旭华专心学习技术,李世英负责沟通协调,两人又恢复了密切的工作联系。相处久了,彼此的性格和责任心逐渐显露出来。黄旭华不善于花言巧语,李世英也不追求表面热闹,感情是在一次次工作配合中慢慢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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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9日,两人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第二天,他们便照常上班,没有专门安排婚假。1957年9月,大女儿出生,黄旭华给孩子取名“海燕”,寄托的是不畏风浪、坚韧成长的愿望。李世英很赞同这个名字。
家庭刚添新成员,黄旭华却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大转折。1958年,国家开始组织核潜艇研制工作,他被调往北京参加这项高度保密的任务。临行前,他只能告诉李世英要长期离开,却无法说明具体单位、工作内容和住址。
李世英当然有疑问,但她明白丈夫面对的是国家机密。她没有追问,只是承担起照料孩子和家庭的责任。黄旭华离开后,夫妻长期分居,家中的大事小事几乎都落在她肩上。对一个年轻母亲来说,这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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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世英也调到北京工作,一家人才逐渐结束长期分离。住处并不宽敞,生活条件也谈不上优越,但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已经十分难得。大女儿后来改名为燕妮,二女儿名为李骊,三女儿黄峻,几个名字都带着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黄旭华把主要精力投入核潜艇研制,李世英则默默维持家庭运转。她不仅照顾女儿,也惦记黄旭华在广东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她很少把辛苦挂在嘴边,却用长期而细密的付出,支撑起了黄旭华身后的家庭。
这段婚姻特别之处,不只是夫妻二人曾经是上下级,更在于他们都经历过同一套组织和工作生活。黄旭华承担的是不能公开的国家任务,李世英承担的是无人代替的家庭责任。两条道路并不相同,却在几十年岁月中始终相互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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