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三月十二，墙头那一眼
那是九一年的三月，潮城海味干货街的风还裹着咸腥。我叫陈聪，那年十六，在街口一家茶水摊帮工，端茶抹桌，顺带替我爹陈满仓照看满仓海味的档口。我爹卖鱿鱼干、虾米、蚝豉，本小利薄，一家三口就指着这条街喘气。
同发行在街尾，掌柜姓张，街面上都唤他雷公。这人面上总挂着笑，手底下的事却狠，在道上也是挂了号的人物。三月十二那日，我爹去同发行结一季的进货账，进去就再没出来。我等到后晌，街坊老吴叔悄悄拽我袖子，说你爹怕是教雷公扣下了，赶紧去后院墙根瞧瞧。
我心慌得厉害，绕到同发行后院，踩着半截砖垛扒住墙头往里看。那院里的一幕，我记一辈子。我爹跪在青砖地上，面前摊着一捆钞票，雷公跷着腿坐太师椅上，脚边搁着那部大哥大，连襟吴胖子蹲在地上数钱，一张一张报数："三百、六百、九百……"
我爹头垂得低低的，手抖着把钱理齐，嘴里应着"是、是"。三千八，雷公说这是行佣，满仓海味欠同发行的。可我爹年前才跟他们对过总账，哪来的欠？我隔着墙头，火从心里烧到耳根，可我那时十六岁，瘦得像根竹竿，真冲进去也是白搭。
雷公用脚尖点了点我爹的膝："满仓，跪着数清楚，少一张你今天就别出这门。"我爹真就跪着，把那三千八数了三遍，吴胖子一张张收进铁皮盒。雷公摆手："滚吧，下月再交两千，迟一天加五百。"
我爹站起来时腿是软的，扶着墙慢慢挪出来。我不敢上前，只远远跟着，看他走到街口，一个趔趄差点栽进沟里，又咬牙站稳。那天傍晚起了毛毛雨，我缩在茶水摊灶后头，没敢让我爹看见我眼里的泪。
回了家，我娘见他裤膝上的灰，什么也没问，只端了盆热水。我爹把脸浸在水里，肩一耸一耸。邻居陈婶在门外探头，低声跟别人说，满仓这回是栽在雷公手里了，去年南巷的林叔也是这般被扣了半月，出来的时候连铺面都给了人。我隔着门缝听，手心攥出了汗。那一夜我翻来覆去，把墙头那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雷公的笑，吴胖子数钱的手，我爹抖着理钱的指头，全掺在一处。我跟我娘说，娘，这钱咱得要回来。我娘摸我的头，没说话，灯灭了许久才轻叹一声：聪仔，你长大了。
次日天没亮，我爹就起来收拾摊子。我娘劝他歇一日，他摇头：摊子一天不开，一家就一天没进项，雷公要的是把人压垮，咱偏不垮。我跟着他去街口，看他把鱿鱼干一篓篓摆齐，手还抖，可腰杆直了。路过的熟客有人假装没看见，有人悄悄多买两斤，说满仓你挺住。那一声挺住，比什么都有分量。往后的日子，我爹每日照开摊，雷公的人偶尔从街尾晃过，他连眼皮都不抬。我娘私底下跟我说，你爹这是把那口气，咽下去化成劲了。我听着，把"劲"字也记在本子边上。我跟大伙儿说，这世上的欺负，最怕的不是拳脚，是叫人当众弯了腰；可腰杆要直回来，得有人肯记着那一弯。
记到第十天，茶水摊这本糊涂账
第二天起，我下了狠心。我跟我娘说，爹的亏不能白吃，我守在茶水摊，天天能瞅见同发行进出的人。我娘抹泪，由了我。
茶水摊的活计轻，我多半时候站在摊后头，拿帮工的本子记。本子是摊主老周给的，封面印着"兴隆茶水"，我翻到空白页，一行行写：换岗的时辰、送饭的路线、雷公连襟吴胖子管账的进出。
头十天，我记的是换岗。同发行后院白天两个人看门，一个瘸腿老莫，一个瘦高个阿标，晌午换班，阿标回去吃饭，老莫守到后半夜。雷公那部皇冠车，每日辰时停在后院，酉时开走，车胎印我都能认出来。送饭的是个年轻后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吴胖子的小舅子，叫春生，每天午间和傍晚各送一趟，从后门进，饭盒搁在窗台上就走，从不多话。
我又记吴胖子的进出。他每日辰时开门进账房，午后常抱个蓝布包去街口邮所，回来时包空了。我数过，蓝布包出门十九回，有十一回是揣着厚信封。我猜那是往外的账，可我猜不准，只能记下来。有一日阿标换班回去，我听见老莫跟人嘟囔，说掌柜这阵进账旺，连襟吴胖子月底能分不少。我记下这句，又记：后院墙根那丛野草，被人踩出条窄道，想是送饭的春生常抄近路。这些零碎，当时不知有何用，我只管一笔笔落在纸上，像要把这街的呼吸都记下来。有一回吴胖子出门，迎面撞上我盯着后院，他眯眼问小娃看什么。我灵机一动，举了举手里的茶水壶，说摊主叫我添水。他哼了声走了。我后背全湿，可心里反倒定——这一关过了，往后更得记细。我跟大伙儿说，这年头，小人记细了，也能叫大人栽跟头。
有一回春生送饭，饭盒滑了手，汤洒在青砖上，他慌得去擦，吴胖子在窗里骂了句"笨死"。春生低头挨骂，临走把掉在地的半块糕捡起来，吹了吹塞进自己兜里。我隔着街看，心里莫名一动——这后生不像他姐夫那般狠。后来我打听，春生是乡下投奔来的，娶了吴胖子的小妹，在姐夫手底下当碎催，月钱三十块，寄回老家养双亲。我娘叹气：这娃，也是叫人拿住了软处。
那阵子我常觉得自己没用。记这些顶什么用？雷公一句话，我爹就得跪着数钱，我记四十天，雷公还是雷公。可我娘说，聪仔，你爹那口气堵在胸口，总得有个出口。我就接着记。日头一天天往西斜，我守摊的工夫，把同发行门口那对石狮子的纹路都数清了。雷公的皇冠车每日酉时准点开走，车屁股后头那点白灰，我拿粉笔在摊板底下划一道，三十天划了三十道。春生送饭从不抬头，可有一回下雨，他把自己的褂子顶在饭盒上跑，淋得后背透湿，进了后院还先把饭盒擦净才搁窗台。我记在本子上：这后生，心不坏。天越暖，街上的樟树味越冲，我那股怂气，倒叫这味儿一点点逼成了硬主意。
马三叔那晚的碎嘴，和点破人心的过磅单
记到半月上，茶水摊来了个常客，姓马，街坊都叫他马三叔。这人嘴碎，爱面子，记仇，小事抠门，大事不含糊，坐下先嫌茶贵了两分，末了还是照样要一壶。他见我闷头写本子，凑过来瞧："聪仔，你记这干啥？雷公的人你也敢盯？"
我说我记我爹的账。马三叔咂咂嘴："你这娃，胆子比身子大。"他又说，广州那位加代，是道上正经讲理的人物，遇事儿先礼后兵，对兄弟舍得花钱，你要是真冤，得找对门路。我问他加代认得我们不？他摆手："认不得，可你表叔认得常二哥，常二哥认得他。拐个弯，路就通了。"
马三叔临走撂下句碎嘴："雷公这人，贪，可贪的人最怕账清。你记你的，记到他怕为止。"我那会儿只当是闲话。可他这话点了我一下。
第二日，我跑到街口公秤处，跟管秤的福伯套近乎。福伯认得我爹，叹着说，雷公的货过磅，向来比别家多算斤两，那一季的行佣，按理该照实秤收。我厚着脸皮，借福伯的存根簿抄了一份：同发行上季进货实秤一千七百斤，雷公报的行佣却按两千三百斤算。多出的六百斤，正是那笔虚账。我把数目在心里拨了三遍——一斤行佣一块六，六百斤就是九百六；加上那明面上多要的三千八，雷公这一季，从满仓海味身上刮走的，远不止他嘴上说的数。
回家我把过磅单摊在桌上，跟我爹的私账一对，两数严丝合缝——雷公虚报的六百斤，正落在我爹这本季该交的行佣里。我爹看着那张纸，手又抖了，这回不是怕，是恨。他闷声说：聪仔，你记的这些，爹先前当是小孩子胡闹，如今看，是咱家的凭证。我娘在旁点头，眼里有光，那光我从前没见过。
我把这张过磅单的底样，夹进我的本子里。后来才咂摸出味儿——马三叔那句闲话，比我想的准；而这张过磅单，是能送进广州、教懂行的人一眼看穿的硬凭。那几日我睡觉都抱着本子，怕哪儿记漏了。有一回半夜惊醒，摸黑把白天雷公皇冠车开走的时辰补了一笔，才又睡踏实。我娘笑我魔怔了，我说娘，这不是魔怔，是怕爹那一跪白挨。
那一晚我翻本子，把春生捡糕的那笔又描了一遍。我娘在灯下补衫，轻声说："聪仔，你记的，是人心。"我没应，可笔尖停了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