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夏天,日本人事院向国会和内阁提交了一份劝告:国家公务员月薪平均上调3.51%。这是连续第二年涨幅超过3%,被日本媒体形容为“泡沫期以来罕见的高水平”。勧告里还夹了一条不太显眼的内容——为所有转居者增设三年期的转居津贴,单身赴任者每年84万日元,其他情况34.8万日元。
同一份文件里,还有另一组数字。总务省调查显示,30岁以下地方公务员主动离职人数从2013年的1564人涨到了2022年的4244人,十年增长了大约2.7倍。国家公务员综合职的报考人数从2012年的约2.3万人一路滑到2023年的约1.4万人,十一年少了将近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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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的劝告和离职的数据同时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当一份工作的稳定性不再稀缺,它的其他缺陷就会被放到放大镜下重新审视。
从“全民考公”到“招不满人”,中间发生了什么
泡沫经济破裂之后的日本,经历了一段和中国当下很像的时期。民间企业终身雇佣制松动,裁员和调岗成为常态,年轻人不敢创业、不敢跳槽,扎堆涌向公务员考试。那时候的日本公务员,确实配得上“铁饭碗”三个字:收入稳定,不会失业,社会地位不低,东大京大的毕业生挤破头也要进霞关。
让这个局面翻转的,不是某一年出了什么大事,而是一笔一笔算出来的账。
先看当期收入。2026年日本国家公务员的夏季奖金平均约73.8万日元,看起来不少,但公务员的工资表是跟着人事院劝告走的,劝告的依据是“官民格差”——拿民间企业的薪酬水平当参照系来调整。这意味着公务员的涨薪从来不是“主动给的”,而是“不得不跟”。民间企业景气的时候,公务员涨得慢;民间企业不涨的时候,公务员也不涨。经济差的时候,劝告里出现“给与改定なし”甚至“退职手当支给水准引下”这样的措辞,并不罕见。
再看工作强度。2022年度人事院调查显示,日本中央政府公务员中超过“过劳死线”(月加班100小时以上)的约有5500人。20到30岁综合职公务员的日均加班时间达到2小时55分。NHK的一期节目里,现役官僚对着镜头说“政策を詰めて考える余裕がない”——连把政策想清楚的余裕都没有了。
然后是成长空间。日本数字大臣2026年6月公布的一份覆盖约6万名国家公务员的问卷调查显示,30岁年龄层对“工作获得感”的评价明显低于其他年龄层,更少认为自身承担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较少认同工作能带来个人成长和职业满足感。
一个年轻人面对的选择变成这样:起薪不如民间企业,加班时间远超过劳死线,晋升靠论资排辈,干十年也未必能摸到有实际决策权的岗位。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失业”这四个字,还值多少溢价?
日本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溢价归零
有位研究劳动经济的学者画了两条线,一条是日本民间企业的起薪,这些年缓缓上行;另一条是国家公务员的报考人数,一路往下。两条线交叉的那个点上,他写了四个字:溢价归零。
所谓体制内溢价,就是“进体制比去企业好多少”。这个溢价不是常数,它是一个变量。经济下行、民间裁员潮汹涌的时候,稳定性的权重被拉满,公务员的吸引力暴涨。民间企业开始涨薪、就业市场回暖的时候,稳定性的权重下降,当期收入和成长空间的权重上升,公务员的吸引力就往下走。
日本的地方自治体已经用到了最后的工具。北海道一个人口不到两万的小町,招工作人员时报名人数连岗位数都没凑齐,町里开出的条件是一周只上四天班,剩下三天随你安排。结果还是有人摇头不来。四十七个都道府县里,有四十三个在喊招不到人。
这不是日本年轻人变懒了。是他们用脚做了一个比价:一个每周上四天班但薪资平平、晋升无望、加班常态化的岗位,和一个薪资有竞争力、能积累可迁移技能、跳槽时简历拿得出手的岗位,后者更划算。
中国正在发生的,是同一个方向的位移
把视线拉回来。中国公务员的“铁饭碗”叙事,在2026年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拉扯。
第一股力量是收入结构的收缩。2025年人社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要求从2026年起全国统一清理规范津贴补贴。文件措辞没有留余地:没有政策依据的津贴补贴一律停发,超出国家规定范围的全部取消。落到工资条上的变化,一位在某区直机关干了十二年的正科级干部描述得很具体——以前交通补贴、通讯补贴、节日费、高温津贴、取暖费零零散散加起来小四千块,“现在干干净净,就剩基本工资和一两项规范津贴”,到手比2023年少了将近三万。
第二股力量是工作强度的上升。基层单位人手不足,一个人顶几个人的活,周末被叫回去加班不是新鲜事。而晋升通道的狭窄程度,在乡镇一级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叫“副科病”——不少人干到退休也就是个副科级。
与此同时,中国2026年国考的报考人数达到了371.8万,报录比逼近98比1,最热岗位竞争比达到6225比1。日本警员选拔的报录比同期从11.6倍骤降到了3.5倍,部分地区甚至有一半的合格者直接放弃入职。
两边的情况在数据上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错位:日本在加薪、在试行做四休三、在放宽国籍限制,依然招不满人;中国的报名人数还在往上走,竞争比还在往上走。但报名人数反映的是当下的选择,日本今天的数据,可能是中国五年后、十年后要面对的问题。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日本的“考公热”退潮并不是从经济最好的时候开始的。它是在泡沫破裂后的“就业冰河期”里被推到顶峰的,然后随着民间企业逐渐恢复元气、开始涨薪、开始抢人,才慢慢退下来的。退潮的动力不是“公务员变差了”,而是“企业变好了”。
稳定性有价,但价码在变
公务员是不是铁饭碗,这个问题本身问得不够精确。更精确的问法是:在当下的经济环境里,这份工作的稳定性溢价是多少,值不值得用当期收入、工作强度和成长空间去换。
日本的经验说明了一件事:当民间企业的稳定性在上升、薪酬竞争力在增强的时候,公务员的稳定性溢价会缩水。缩到一定程度,铁饭碗就变成了一口“不粘锅”——它确实不会碎,但你也不会因为端着它而获得任何额外的收益。
中国现在的民间就业市场,还处在“稳定性溢价”被拉得很高的阶段。经济增速换挡、企业裁员新闻不断、35岁门槛在招聘启事里反复出现——这些因素在推高体制内的相对吸引力。但同一时间,体制内的当期收入在压缩,工作强度在上升,津贴补贴的清理正在把过去那些“看不见的钱”一项一项拿掉。
两边的变量都在动。日本那条“溢价归零”的交叉线,中国还没有走到。但日本从“全民考公”到“招不满人”走了大约二十年,中间经历的是泡沫破裂、就业冰河期、民间企业逐步恢复的完整周期。中国会不会走一条更短的路,取决于民间就业市场的修复速度,和体制内收入结构的调整幅度。
一个已经可以确认的事实是:铁饭碗的“铁”,不是这块碗本身的属性。它是在周围全是泥饭碗的时候,对比出来的。泥饭碗变成瓷饭碗的时候,铁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大了。日本用了二十年验证这个判断,中国还在验证的前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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