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王家善率部在营口起义，曾泽生诧异为何他会选择起义？

1948年2月，辽宁营口，国民党暂编第58师师长王家善把军政要员召集到一起。城外形势越来越紧，城内却意见纷杂：有人主张撤往锦州，有人想退入关内，也有人提出起义。争论许久无人拍板，所有人的目光，渐渐落到了王家善身上。

这不是一场临时起意的决定。王家善真正下定决心前，已经在夹缝中周旋了十多年。他既被日伪政权视为可以利用的人，也被国民党系统当成不完全可靠的“杂牌”。这段特殊经历，正是曾泽生听闻营口起义后感到诧异的原因。

1903年，王家善出生于黑龙江巴彦一个家境较好的家庭，后来东渡日本求学。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正在日本，曾参加留学生抗议活动，却遭到驱逐。那次屈辱让他明白，单靠口号无法改变东北的处境，必须掌握真正的力量。

回国后，他一度参加抗日游击活动，还接触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后来，老同学张文铸把他骗到齐齐哈尔，试图让他进入伪政权任职。身陷其中，拒绝便可能丧命，王家善只好暂时周旋，随后再次赴日求学。

1935年，他回国找到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熊斌，希望留在关内抗日，却被告知东北更需要他。熊斌对他说：“先回东北，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王家善接受了国民党员身份和国军中校军衔，表面上走进了伪满军政体系，实际上却另有打算。

1937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王家善出任伪满步兵师第四旅旅长。日本人以为他受过日式教育，容易控制，王家善却暗中组织“真勇社”，联络部队中的爱国军官，以反满抗日为宗旨，等待中国军队反攻时里应外合。

“真勇社”一度发展到两百多人，成员多是军中基层干部。1941年，组织成员何正卓被捕，王家善冒险周旋，才使这条暗线没有被彻底破坏。日本方面虽然缺乏证据，仍逐渐对他产生疑心，先后削弱他的兵权，把他调去奉天陆军训练学校任教官。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后，王家善召集旧部反正，处决日军指挥人员，并派人迎接苏军。然而苏军进入佳木斯后，将他们一并收押。王家善设法离开，转而投奔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此时的他仍把国民政府视为正统，暂时没有改变政治选择。

1946年，杜聿明让他重组东北保安第四总队。王家善在东北各地收拢散兵，部队很快扩充到上万人。由于队伍成分复杂，既有伪满军警，也有地方武装和旧部，国民党方面始终不放心，便把这支部队派到辽南，交由新六军控制。

第四总队后来改称独立第9师，王家善虽是师长，实际指挥权却受到牵制。1947年春，他不愿率部到辽河一带被当作消耗力量的队伍，主动要求驻防营口。营口急缺兵力，上级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王家善到任后修筑工事、整顿防务，多次挡住东北民主联军的进攻。杜聿明因此任命他为营口防守司令兼市长，独立第9师改为暂编第58师。表面看，这是一次升迁；但在王家善看来，真正的信任并没有到来。

一次战斗中，他为守城请求海军支援，军舰炮火受损后，海军方面却当众斥责他无权调用中央军舰艇。战事缓和后，暂编第58师又被划入第52军，营口防务交给别人，原本离开的市长也重新回来接管行政事务。危急时让他守城，局面稳定后却迅速收权，这种待遇让王家善彻底寒心。

他曾对旧部说：“国民党撑不了多久，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在他看来，若营口尚有退路，许多官兵未必愿意跟随起义；只有当外部压力真正压到城下，队伍才可能形成共同选择。这份判断，显示出他并非凭怒气行事，而是在等待部队内部的转折点。

1948年初，辽阳、鞍山相继失守，营口成为孤立据点。2月，王家善再次召集军官商议去向。原“真勇社”成员梁启章对他说：“师长，我们听你的。”王家善环顾四周，拍桌决定带部队走一条有出路的道路。

2月23日，他派王凤祥、刘风桌出城与解放军联系。双方谈判后，解放军同意保留暂编第58师建制，愿意起义者留下，想回乡者发给路费，过去问题也作相应处理。2月25日，王家善控制住不愿配合起义的军政人员，发出三发照明弹，部队正式迎接解放军入城。

消息传到长春时，时任吉林守备司令兼第60军军长的曾泽生拿着情报看了许久，疑惑地说：“他怎么会选择起义呢？”在曾泽生印象中，王家善这支部队背景复杂，又长期受国民党猜疑，实在不像会率部转向的一支队伍。

但王家善的经历说明，队伍的历史身份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每个人的真实立场。暂编第58师随后改编为东北军区独立第5师，1949年统一番号后改为解放军第167师，后来又改编为第150师。曾泽生率第60军在长春起义后，这支部队最终与王家善的队伍合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曾泽生和王家善都在第50军任职，昔日各自作出选择的两位将领，最终在同一支部队中并肩作战。曾泽生当年想不通王家善为何起义，后来自己也走上了相同道路。 ചരിത്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