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7年2月，北京，康克清将一封写给汪东兴的信送交中央办公厅。朱德已经去世七个月，信中没有诉说家庭困难，也没有请求照顾，而是代他向组织报告三件身后事。字里行间，仍是那个把个人放在集体之后的朱德。
信的内容并不复杂，却很有分量。康克清请组织处理朱德留下的工资存款、生活用品、车辆以及文件诗稿。这些安排看似琐碎，实际涉及一位共和国元帅的全部身后遗物，也把朱德晚年的生活态度交代得清清楚楚。
朱德生前留下的工资存款，共计20306.16元，家属准备全部上交组织。那件较为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一并交还。对普通家庭而言，这笔钱并非小数目，但朱德没有把它视为家产，更没有为亲属留下特殊安排。
信中还提到，组织为照顾朱德而特制的新床和手推车，应当退还；朱德使用过的红旗轿车，暂时存放在六所，请组织决定如何处理。物品有去处，手续要清楚，这种处理方式颇像朱德一贯的作风：公家的东西，不能含糊。
另一件事，是文件和诗稿。朱德1939年至1976年间留下的诗词，已经出版65首，尚有600余首没有出版，底稿仍由家属保存。如果中央认为有必要出版，家属随时可以提供。对于这些文字，朱德看重的不是署名和身后声名，而是它们能否为党的历史留下真实记录。
这封信之所以引人注意，还在于它与朱德临终前的精神状态相互印证。1976年7月4日，他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却短暂清醒过来，认出了守在身边的女儿朱敏。老人说话含混，女儿没有让他多费力气，只轻声回应：“我们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两天以后，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的一生跨越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阶段，早年曾在旧军队中任职，后来远赴欧洲寻找救国道路。1922年，他在德国结识周恩来，并在周恩来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成为人生方向的根本转折。
朱德与周恩来的交情，不只停留在组织关系上。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周恩来承担谈判任务，朱德曾把一条御寒毛毯送给他。抗日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又将毛毯转回。物品来回之间，留下的是战友彼此牵挂的细节。
晚年的朱德，最难承受的并不是病痛，而是老战友接连离去。陈毅于1972年1月6日逝世，朱德闻讯后悲痛落泪，并写下悼诗。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两人曾在玉泉山一带相邻居住，下棋、聊天，是晚年少有的轻松时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朱德已经90岁，身体状况也很差，仍前往参加追悼活动。他在周恩来遗体前庄严敬礼。那不是一次普通的礼节，而是一个相识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对另一位老战友的告别。
朱德平时生活十分俭朴，连饮食也不愿搞特殊。晚年患有糖尿病，康克清严格控制他的油脂和糖分。可老人毕竟有自己的口味，偶尔想吃红烧肉，便邀请客人到家中做客，借着招待客人的机会夹上几块。康克清见状，总会把蔬菜放进他的碗里。朱德只好笑着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吃饱过。”
这点家庭趣味，并不能遮住他的原则。家乡来人曾提出把仪陇县改名、把县城迁到马鞍场，朱德当即拒绝。他说，革命牺牲的烈士才是真正的英雄，自己只是没有倒在战场上的普通士兵。对个人功劳的评价，他始终保持着克制。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病重，国家事务繁重。年近九旬的朱德仍承担起部分工作。一次外事活动中，因时间变更没有及时通知，他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室等待近一个小时，受凉后病情恶化。此后，他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毛泽东称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并非泛泛赞誉。井冈山会师后形成的“朱毛”关系，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成为中国革命军事领导格局中的重要组合。朱德善于凝聚力量，处事宽厚，却并不软弱；越是复杂的局面，越能显出他的沉着。
1922年，朱德加入共产党时曾表达过一个决心：从此以后，党就是一切。1977年康克清写给汪东兴的那封信，没有华丽话语，却把这句话落实到了钱物、车辆、床具和文稿之中。对于朱德而言，身后事不属于家庭私产，而属于组织，也属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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