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厦门湖里，福建省委常务书记项南面对一张并不宽裕的财政报表，盯上的却不是一栋办公楼，而是一座民用机场。这个决定在当时颇为冒险：厦门仍处在海防前沿，福建财政困难，国家建设资金也十分紧张。
但项南看得很明白，厦门经济特区若想真正打开局面，光有一块划出来的土地远远不够。没有便捷的交通，外地人员进不来，设备运不进来，海外客商也难以形成稳定往来。特区不能只靠口号起步，得先把路修到门口。
当时，中央已经批准在厦门西北部的湖里划出约二点五平方公里，兴办经济特区。项南主持福建日常工作后，没有急着铺开过多项目，而是把基础设施放在前面。他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厦门要发展，机场必须建起来。
问题很快出现了。
厦门距离金门较近，修建大型民用机场，既涉及资金，也涉及国防安全。福建提交的方案上报后，转由中央军委研究。有人担心，机场位置处于对岸火力范围，一旦投入巨大资金，安全风险难以承担。
项南没有停在文件往返上。他带着省里的同志前往北京说明情况，反复解释机场对特区建设的意义。争论的核心并不是要不要花钱，而是一个前沿城市能不能在安全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据相关回忆，面对疑虑，项南曾据理力争：“金门的机场同样处在我们的火力范围内，难道只许对方发展，我们自己就不敢建设吗？”
这句话的分量，不只在于语气强硬，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因为临近前线便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厦门经济特区就很难真正承担对外开放的功能。经过研究，修建厦门民用机场的方案最终获准。
军事上的关口过去了，钱的问题却摆在眼前。
那时福建经济基础薄弱，省里很难独立承担大型机场工程。项南只好进京找李先念，希望中央拨款。李先念了解福建的难处，但国家当时百业待兴，各地建设都需要资金，中央财政同样捉襟见肘。
李先念用一句带有幽默意味的话回应：“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话听着轻松，实际却说明了当时的财政处境。项目已经得到原则支持，资金却不能依赖常规拨款解决。项南回到福建后，没有把困难简单归结为“没钱”，而是继续寻找新的办法。
这一步很关键。
在过去较长时间里，利用外部资金建设大型项目，仍然是一个需要谨慎探索的做法。项南提出，既然国家给予经济特区特殊政策，就应当研究利用外国低息贷款，把能够调动的资源调动起来。
福建随即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寻求帮助。经过协调，科威特方面同意向福建提供六百万第纳尔贷款，折合约二千二百万美元，年利率为百分之三点二，用于厦门机场建设。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不仅是一笔资金，更是一次建设观念的松动。
1982年1月10日，厦门高崎机场正式动工。工程推进速度很快，主跑道在当年年底提前完成，创造了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纪录。1983年7月29日，三叉戟客机在跑道上试飞成功，机场从图纸走进了现实。
有意思的是，工程建成后，名称又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连北京、上海的机场都很少使用“国际”二字，厦门不宜把名称定得过大。项南却认为，经济特区既然要面向海外，就不能只满足于国内航线，机场的定位必须与开放方向相匹配。
他向邓小平说明，厦门不仅要同东南亚联系，将来还应争取通往日本、美国，甚至台湾地区的航线。机场若只是一座地方设施，作用会受到限制；只有具备国际航空功能，特区才可能真正“飞出去”。
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就是应当飞出去嘛，就用‘国际机场’这个名字！”
1983年10月22日，厦门高崎机场举行通航典礼，来自海内外的一千多名嘉宾参加。一架波音七三七客机平稳降落，标志着这座机场正式承担起连接厦门与外部世界的任务。
机场建成并非故事的终点。1984年3月，福建省政府和中国民航总局批准成立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这家地方航空公司后来成为新中国民航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起点，而它的诞生，正与高崎机场建设形成了前后相接的关系。
项南推动的并不只是一个工程项目。修机场、借外债、用“国际”命名，每一步都带着当时特区建设的试探性。那句“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说的是困难；而项南真正做的，是在困难摆出来以后，继续把路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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