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2日 德黑兰日志：采访遭袭半年后的拉梅尔德

早上三点半起床，四点出发去机场，跟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前往法尔斯省南部的拉梅尔德采访。

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估计很多伊朗人都不知道这里。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这里的体育馆和周边居民区遭到袭击，造成23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儿童。六个多月以后，我们重新来到这里。

扎格罗斯山那一边

第一站是墓地。巴加埃向遇难者献花。

拉梅尔德天气很热，但和阿巴斯港的闷热不同，这里是干热，也许因为扎格罗斯山挡在北面。飞机下降时，从窗口可以清楚看到连绵的山脉，再往南翻过去，就是波斯湾。我们已经到了法尔斯省最南端。

过去我总觉得扎格罗斯只是一条地图上的山脉，但这次从空中看，它真的像一道墙，横在伊朗西南部。

墓地里除了两伊战争时期的烈士，也安葬着这次袭击中的遇难者。

离开墓地，我们先去了体育馆对面的居民区。墙上、地上、铁门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孔，和我过去看到的导弹袭击现场很不一样。通常导弹袭击会留下巨大的爆炸坑和坍塌痕迹，但这里很多地方建筑主体还在，墙体却像被无数钢珠扫过一样。

伊朗方面说，这些痕迹与美国一种新型精确打击导弹的杀伤方式相吻合：导弹并非直接撞击地面，而是在距离地面十几米的位置空爆，再向四周高速释放大量高密度钨制破片。美方否认袭击了拉梅尔德。具体使用了什么武器，现在仍然存在争议，但站在现场，看着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墙壁、铁门上的小孔，确实让人印象很深。

这里有不少居民伤亡。

我采访了一位年轻母亲。袭击发生时，她把两个孩子抱进柜子里，再用被子盖住。怀里的小孩当时只有一个月。后来第二轮爆炸响起，家里的玻璃全部碎了，汽车和摩托车燃烧起来，她一手抱一个孩子往楼下跑。她说，那一刻突然理解了过去电影里看到的霍拉姆沙赫尔，“以前觉得只是电影，轮到自己经历，才知道战争是什么”。

另一户人家只剩下一个女儿和一位老人。哥哥、嫂子和母亲都在袭击中遇难。

如果那天学校没有停课

体育馆六个月来几乎没有变化。

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综合体育场地。外面有篮球场和铺了人工草坪的足球场，里面是一座室内体育馆，据说已经建了几十年。体育馆旁边是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基地，后面紧挨着一所小学，两层楼，平时有两百多个孩子上学。

我们提出想上楼顶看看，但被告知不可以。

当地人说，战争爆发当天，附近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基地已经撤出了人员，最后遭袭的却是体育馆和周边居民区，军营没有受到明显破坏。这也是当地人反复提出的疑问。

学校老师说，那天上午战争爆发以后，学校很快让学生回了家。“幸亏停课了。”如果是平常日子，这个时间学校里会有两百多个孩子，体育馆里也会有各种课外活动。“否则这里可能就成了第二个米纳布小学。”

但是下午，还是有孩子来了。

体育馆里有三十多个女孩上排球课，外面的足球场有十几个男孩踢足球。这些并不是学校正式课程，而是家长自己给孩子报名，教练租用体育场地上课。

我问了很多家长同一个问题：战争当天已经开打了，为什么还让孩子来上课？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一样：谁也没有想到拉梅尔德会受到袭击，更没人想到体育馆会成为目标。这里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安全的小城。甚至在去年12日的战争中，这里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波及。

但有一位11岁男孩阿米尔的母亲其实劝过孩子不要去。她说，体育馆周围有革命卫队设施，她觉得危险。可孩子太喜欢足球，坚持要去。母亲甚至给教练打电话，希望教练说“今天不上课”，结果教练说训练照常。孩子最后骑着自行车自己去了。

爆炸开始后，足球教练一边让孩子们撤离，一边打急救电话。他没有躲起来，而是跑到场地中央打开大门，让孩子们往外逃。最后，他和两个孩子遇难。室内体育馆也有两个女孩没能逃出去。

很多孩子受了伤。

Nahal：我想重新弹琴

我们采访的第一家伤者是13岁的女孩Nahal。

她从小就特别喜欢运动，连续多年拿当地羽毛球比赛冠军，在法尔斯省也拿过名次。她还学了五年桑图尔琴，也就是伊朗传统扬琴。战争爆发前不久，她刚参加过一场音乐会。她妈妈给我看那天的视频，Nahal坐在台上弹琴，穿得整整齐齐。

2月28日那天下午，她刚开始学习排球不久，就来到体育馆上课。

爆炸以后，她脑子里的弹片导致左半身受到严重影响。六个月来做了很多次手术，现在已经可以说话，只是说得很慢，左手左腿也仍然不能自由控制。

她最大的愿望，是重新站起来。

她们家的房子就在体育馆附近，也遭到破坏，现在全家住在祖父祖母家。

Nahal妈妈说，这六个月像做了一场没有醒来的噩梦。孩子反复手术、换药、植皮、做气管切开，后来回到家，家里直接变成了一个小病房：病床、吸痰机、制氧机、护士，全都搬进来。

她说，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要处理伤口，孩子疼得大哭，她只能把脸贴在女儿脸上，让女儿对着自己哭。她说：“我感觉只有两只手还在工作，身体其他地方都已经没有知觉了。”

她现在最大的愿望，不是什么宏大的事情，只是希望女儿回到战争前的样子：继续弹琴、画画、打羽毛球、打排球。

Ronia：两个朋友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还见到了12岁的Ronia。

她那天也在体育馆上排球课。爆炸以后被弹片击中，现在体内仍然留有弹片。

和Nahal相比，她恢复得要好一些，已经可以继续上学、生活，但心理上的影响并没有过去。她不愿意再经过体育馆，也不想看到那里。

她爸爸在天然气公司的餐厅工作，妈妈在诊所上班。听到爆炸后，两个人都往体育馆跑。

妈妈说，她到医院时，门口全是血，很多伤员躺在地上。她最后看到Ronia站在走廊尽头，怀里还抱着自己的书包，脸上全是血，只说了一句话：“妈妈，我们被轰炸了。”

六个月来，Ronia一直要和妈妈一起睡，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里。

她的父母一直说，孩子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但Ronia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再也没有回来。

阿尼塔：我不害怕

我们还见到了12岁的阿尼塔。

她也是那天上排球课的孩子。

她很自然地掀起衣服给我看肚子上的伤疤，一道很长的缝线从腹部一直延伸过去。弹片从腹部进入，又从后背穿出，对内脏造成严重损伤。

她说自己现在不害怕了。

她还想继续运动，将来还想当运动员。

孩子说得很轻松，大人反而站在一旁不说话。

想进国家队的小男孩

我们还见到一个11岁的男孩Amir和他的妈妈、弟弟。 Amir左脚还打着石膏和绷带。

小男孩特别喜欢足球，喜欢C罗，也喜欢伊朗球星阿里·代伊。他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国家队球员，为国家踢球。

战争爆发当天，妈妈不让他去上足球课。可他太喜欢足球，自己骑自行车去了。

爆炸以后，他腿部严重受伤，神经也受到损伤。

他妈妈是医院护士，看到孩子伤势后很快决定送去设拉子，因为她知道拉梅尔德小城的医疗条件有限。孩子在设拉子做了手术，到现在每天仍然要做几个小时的理疗和康复。

妈妈说，这六个月自己已经没有生活。每天早上上班，中午回来给孩子做饭，然后从下午两点开始带他去理疗，一直到晚上七点。

她说：“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不能出去玩，也不能去别的地方，所有生活都围着孩子转。”

我鼓励小男孩，说我们的摄影师穆森以前踢球也受过很严重的伤。穆森也告诉他，自己的脚踝因为踢球曾经骨折得很厉害，后来还是好了，让他一定要坚持。

孩子点点头，说还想继续踢球。

大人们都沉默了。

一个突然失去母亲的家

更让我难受的是另一个家庭。

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战争前，他和妻子、两个儿子过着很普通也很幸福的生活。最大的孩子13岁，小儿子7岁。

妻子那天去上缝纫课，在袭击中遇难，只有38岁。

丈夫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同时做父亲和母亲。

他说妻子很爱笑。

战争当天，妻子还给在阿萨鲁耶工作的父亲打电话，让老人小心美国的袭击。谁也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以后，死去的却是她自己。

原本那天下午丈夫应该去接送她，但妻子看他睡着了，没有叫醒他。丈夫说，如果当时自己开车送她，可能自己也会死在那里。

两个孩子那天下午去参加同学的生日会。妻子本来计划上完缝纫课以后再去接他们，后来再也联系不上。

这个家庭不止失去了她。

丈夫七十多岁的姑姑和表兄也在另一处袭击中遇难。

丈夫说，妻子每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学，会拿着《古兰经》，让孩子从下面走过去，再送他们出门。现在开学了，孩子还会突然想起妈妈。

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我以前经常跟妻子说，如果真的有来世，我希望到了那里，她还是我的妻子。”

家徒四壁的Mohammad Reza

还有一个家庭，是这一天最让我心酸的。

院子很小，角落搭着一个鸡笼，里面养着两只鸡，旁边种了两垄菜。说家徒四壁，并不夸张。

母亲Zeinab站在木门口等我们。

进到院子，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阴影里。旁边放着轮椅和助行器。

他们的小儿子Mohammad Reza今年14岁。

父亲十几年前出了车祸，因为家里没有钱做进一步治疗，一直无法正常走路。全家这些年主要靠母亲和三个儿子一起经营花房、卖花维持生活。

为了做花房，他们甚至动用了家里的结婚贷款。

而花房就在体育馆附近。

战争爆发那天，花房也遭到袭击，Mohammad Reza双腿严重受伤，现在也不能正常走路。

母亲说到这里就哭了。

她说，十几年生活已经够难了，现在小儿子又变成这样，她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我问政府有没有帮助。

她说，没有。

房间里放着一个水烟壶。她说自己现在没事就会抽几口，只是想让心情稍微平静一点。

Mohammad Reza长得很好看，眼睛很亮。

他说希望自己的腿快一点好起来，然后帮妈妈把花房重新建起来。

临走的时候，我把身上剩下不多的钱给了他的妈妈。也帮不了什么，只希望多少有一点用。

这个家庭本来已经很艰难，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问题不是为什么孩子去上课”

下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体育馆举行记者会，也邀请了一些受伤的孩子参加。

拉梅尔德非常热，体育馆里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我不停喝水，衣服一直被汗打湿。

我问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美国否认袭击拉梅尔德，伊朗接下来准备怎么追究责任？

另一个是，下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否会正式宣布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的协议。

巴加埃说，伊朗会继续追究责任；有关海峡航道的安排，会在下周一向海湾国家作进一步说明。

我还问巴加埃，这些导弹是从哪里发射过来的。他说这是从某些海湾国家发射来的。一位伊朗记者告诉我，米纳布小学和这里都是被从科威特和巴林发射过来的导弹击中的，因为这里离那里很近。

这次行程非常满，我们不停地跑来派去。

这次去的机票还是媒体自己买的。

同行的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G是我的朋友。她很生气，因为电视台连摄影师的机票都没有出，她最后自己掏钱，只能一个人来，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拍摄、直播、出镜全自己做。

休息的时候，她一直打电话给上司，非常生气地要求涨工资。

这一次我也明显感觉到，政府的财力确实越来越紧张。

休息时，我和几个伊朗记者也讨论起同一个问题。

战争都已经爆发了，为什么教练还让孩子们来体育馆上课？如果不上课，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伤亡？学校已经宣布停课了，他们应该宣布课外辅导课取消才是。

一个伊朗记者反问了一句：

“问题为什么一定是：孩子为什么去上课？为什么不是问：为什么战争会发生？”

他说，双方一步一步走到兵戎相见，为什么没有人阻止？战争让伊朗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从基础设施到一个个普通家庭，为什么一定要走到战争？

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久。

我们很容易站在事后去问，一个人为什么那天没有待在家里，为什么还去踢足球，为什么还去上排球课。

但也许更值得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原本可以平常度过的下午，会突然变成这样。

晚上的拉梅尔德

深夜终于稍微凉快了一点。

巴加埃在广场上的集会发表讲话。穆森他们几个去了旁边的商场，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给妻子孩子。我也随便逛了逛。

白天这里有四十五度，甚至接近五十度。到了晚上还是热，但总算有一点风。

广场上人很多，喊口号的声音很大。

这是一个很穷、也很封闭的小城。看不到多少高层建筑，人口大约三万。当地人也比较传统，大部分女性都穿着当地服装，裹着头巾。

广场上有一块大电视屏幕。

主持人说，今天来了外国记者，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世界。

人群旁边，却又是完全不同的画面。

很多小孩在那里玩飞镖、打羽毛球、踢足球。有人卖玉米，有人卖大饼，还有一些小摊卖首饰和小玩意。

有烟火气。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一幕突然特别感慨。

晚上十点半，巴加埃讲话结束。人们簇拥着我们的大巴车，不停挥手。

我在车门口等的时候，一个陪同人员带着孩子过来，说自己是老师，想和我拍张照片。

他说十几年前，这里曾经有中国公司建过一个很大的工厂，当时来了很多中国人。当地人一直觉得这些中国人工作努力、性格温和，对人也友善。

后来这些中国人都走了。

他说，在这个小城，人们真正长期接触过的外国人其实不多，中国人算是他们印象最深的一群。

他说，希望有一天也能带自己的孩子去中国看看。

回到德黑兰

晚上十一点多，我们到了机场。

巴加埃也和大家一起坐接驳车，在旁边等着排队上飞机。这一点我一直挺佩服伊朗官员，没有太大架子，也没有走CIP通道，就是和大家一起坐经济舱，只不过坐在最前排。

那时候我已经累得有点失神。

上飞机前，旋梯旁边有一个当地的白发官员送行。我走过去对他说，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14岁的Mohammad Reza。

我告诉他，这个家庭没有稳定收入，孩子现在也没钱继续治疗。

他说：“我听说过这个孩子。你放心，我们会送他去治疗。”

希望他说到做到。

我还留了陪我们的当地记者的电话，说如果有朋友愿意捐助，就和他联系。他说好，他说这里有很多人受伤或家里失去亲人的，经济条件差，加上战争的打击，真的很需要救助。

上飞机以后，我旁边一个年轻摄影师看起来有点紧张。他说，这架飞机的年龄可能比他自己都大，他还没结婚。

我就一路跟他东拉西扯。

旁边一个比较熟的外交部官员也说，自己累得不行，估计回到家已经夜里两三点，但第二天早上七点还要起来上班，因为还有活动。我心下也在感叹，这些外交官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也算是在外交领域的战士，战争爆发后他们也没闲着，甚至比战前更忙。这么热的天，大家都热的汗流浃背，只有这些外交部的人员还都穿着西服，真是很佩服他们。

飞机颠簸了一下，年轻摄影师立刻往窗外看。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到了德黑兰。

我等穆森取行李的时候，看见巴加埃又过来和大家一个个打招呼，感谢同行。

看上去他还是神采奕奕。

其实他比我们更累。

我忍不住说：“您的精力也太好了。”

他笑了笑。

后来又看见他去机场办公室，和那里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道谢。

伊朗人有时候这一点我挺佩服的，比较有人情味。

回来的飞机估计是临时包的，机上只有我们这一行人，没有其他乘客，倒是没有再让媒体出钱。

回家的路上我又睡着了。

到家已经夜里两点。

洗澡、吹干头发，再躺下时已经三点多。

但这一天看到的那些人，一直在脑子里转。

我后来只想到一句话：

厄运有时候就像一头猛兽，平时悄无声息地伏在旁边。你以为那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它却会突然扑过来，把原来的生活咬得粉碎。

Nahal原本只是准备去打排球。

Ronia原本只是去见朋友。

那个11岁的男孩只是想去踢足球。

那位38岁的母亲只是去上缝纫课。

Mohammad Reza只是去了自家的花房干活，希望努鲁兹新年能多卖一点花维持家用。

没有谁在那天出门的时候，会想到几分钟以后，生活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还是珍惜当下吧。

有时候真的只在呼吸之间，一切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这就是我这一天在拉梅尔德最大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