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8年4月6日，山西昔阳大寨村，92岁的宋玉林在自己的家中走完一生。前来送行的人有200多名，许多人并非她的亲属，却从各地赶来，只为送这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老人一程。
葬礼上的宋玉林，没有显赫头衔，也没有留下铺张的身后安排。她一生最常见的身份，是大寨村的农家妇女、幼儿园老师，也是陈永贵身后那个很少被外界注意的妻子。
有意思的是，陈永贵的名字曾经响彻全国。这个从大寨走出来的农民干部，担任过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山西省委书记，后来进入国务院担任副总理。可是，在这些身份背后，宋玉林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她与陈永贵结婚，并不是从一段轻松的生活开始的。陈永贵的第一任妻子病逝后，留下两个孩子。他既要照看老人和孩子，又要承担村里的工作，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乡亲们见他孤身一人，便想着替他撮合一门亲事。
那时的宋玉林还没有结过婚，比陈永贵小近10岁。陈永贵反而不愿意耽误她。他知道，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工作又忙，家里还有一摊子事情，便有意把困难说得重一些，希望宋玉林能够知难而退。
宋玉林没有退缩。
她看中的，不是陈永贵后来获得的职务，而是他在大寨多年劳作、办事认真、愿意替群众担责的品格。面对陈永贵的顾虑，她说：“我不怕吃苦，你吃苦我也吃苦。你在外面把工作做好，家里交给我，老人和孩子不用你操心。”
这几句话，分量并不轻。那时候的大寨远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样子，生产条件有限，家务劳动繁重，陈永贵又常年扑在集体事务上。宋玉林答应的，不只是一桩婚姻，更是一个需要长期操持的家庭。
两人结婚后，相伴走过了20年。陈永贵的职务不断变化，宋玉林的生活却没有随之改变。她仍在大寨工作，照料孩子，处理家中大小事务。外界知道陈永贵的人很多，真正了解宋玉林的人却很少。
陈永贵到北京工作后，组织上曾考虑为他们解决户口问题，但他没有接受。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农民身份不能因为职务变化就被轻易改变。材料中记载，他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仍按大寨的工分折算粮食，由当地送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玉林和孩子们长期留在大寨，并没有因为陈永贵身居高位而改变生活轨迹。她是大寨幼儿园的老师，孩子们也在那里成长。对宋玉林而言，这既是工作所在，也是家庭根基。
陈永贵还反复提醒家人，个人的一切来自组织和群众，不能借他的身份沾任何便宜。宋玉林把这句话听进了心里。有人到大寨汇报工作，顺道来看望他们，陈永贵认为这些人是冲着自己来的，接待所需便坚持自己承担。
后来，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技术顾问。那里是他熟悉的农业领域，也让他重新找到了踏实做事的感觉。由于身体状况变差，组织为方便照料，才将宋玉林和孩子们的关系转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在晚年阶段共同生活。
即便到了北京，陈家的日子仍然过得俭朴。大寨来人时，常常住在家里，宋玉林负责张罗饭菜。陈永贵不愿动用公家的经费，家中能省则省。这种生活习惯，并不是临时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夫妻二人多年形成的处世方式。
1986年3月，陈永贵病逝。病重时，宋玉林一直守在身边，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得知治疗希望不大后，陈永贵曾表示，既然治不好，就不要继续花国家的钱，还想把家里仅有的积蓄交作特别党费。
这一次，宋玉林没有顺着他。她说：“孩子们要上学，靠我的工资不够，钱要留下来供他们读书。”在她看来，节俭不能变成对孩子教育的耽误，只有让孩子学有所成，今后才能凭本事工作。
陈永贵去世后，宋玉林独自承担起抚养几个孩子的责任。她没有借助丈夫留下的名望为家庭铺路，而是靠自己的工资和劳动，把孩子们一点点拉扯大。等孩子们能够独立生活，她又回到了大寨。
她说，大寨是自己的根。2018年4月6日，她在这里离世，送行者来自不同地方，有200多人。对一位很少出现在聚光灯下的老人而言，这场送别没有喧闹的排场，却让人看见了许多熟悉她的人心中那份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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