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小伙远赴新疆当采棉机司机，干52天，拿到手的工资让人意外

⭐楔子

我叫李建军，湖北孝感人，今年二十四。去年秋里，我跟着老乡远赴新疆，当采棉机司机。说好一亩地给十八块，干满五十二天结账。可到了结算那天，老板赵德贵叼着烟，眯着眼，把一沓钱往桌上一拍：“就这么多，爱要不要。”我数了数，比说好的少了一大半。我攥着钱，指节发白，忍住了。他见我不吭声，又补了一句：“嫌少？你这种外地来的，走了连路费都挣不回来。”我没说话，把钱塞进口袋，转身往外走。身后传来他和旁人的哄笑。推开门，戈壁滩的冷风灌进脖子，我蹲在采棉机旁，摸出手机，翻出一个存了许久的号码，发出一条短信：哥，我这边成了，收网。

（第一章）戈壁滩上第一脚油门

从湖北孝感到新疆，三千多公里路。我坐了两天两夜硬座，又转了一趟长途汽车，才到了北疆这片棉花地。一路上，车窗外的景致从绿油油的稻田变成了黄秃秃的戈壁，最后连戈壁都少了，只剩下一望无际的白——那是棉花，铺到天边。

老乡王叔在车站接我。他五十多岁，脸黑得像炭，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建军，来了就好。这边缺采棉机司机，活儿苦，但钱实在。”

我点点头，没多话。家里老爹生病欠了债，弟弟还在读高中，我出来就是为了挣钱。

王叔把我领到地头。一台绿色采棉机停在田边，庞然大物似的，轮胎比我还高。我围着它转了两圈，心里打鼓——我在老家只开过小四轮，这大家伙能行吗？

“怕啥，上去试试。”王叔拍我肩膀。

我爬上驾驶室，手摸上操纵杆，冰凉。发动，挂挡，采棉头嗡嗡转起来。第一趟走得歪歪扭扭，轧倒了几株棉苗。旁边有人喊：“会不会开啊！”

我脸发烫，但咬牙继续。第二趟、第三趟，慢慢就顺了。采棉机吞进棉株，吐出雪白的棉朵，后面跟着的拖车很快就满了。

当天收工，赵德贵来了。他四十出头，肚子微挺，穿件皮夹克，手里攥着个保温杯。他上下打量我一眼。

“王叔介绍的人，我信。规矩说好，一亩地十八块，机器烧油算我的，你只管开。干满五十二天，一块儿结。”

我没讨价还价，只问了一句：“能预支点不？家里急用。”

赵德贵笑了笑，从兜里掏出五百块：“先拿着，吃饭抽烟够了吧。”

我接过来，心里踏实了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五百块，后来差点成了他拿捏我的把柄。

头一个星期，我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才收工。驾驶室里没有空调，白天太阳晒得铁皮烫手，晚上戈壁风灌进来冻得脚麻。吃饭就在地头，馕饼子就咸菜，水壶里的水经常是温的。

但我没抱怨。每亩十八块，一天能收七八十亩，算下来一天一千多。五十二天，那就是五万多块。想到这个数，浑身就有劲。

和我搭班的还有个本地小伙，叫艾力。他开另一台采棉机，普通话不太利索，但人实在。休息时候他递给我一根烟，我摆手说不抽。

“湖北来的？”他问。

“嗯。”

“家里穷？”

我愣了一下，没瞒他：“老爹有病，弟弟上学。”

艾力点点头，没再问。过了一会儿他说：“赵老板，你小心。”

我追问啥意思，他只摇头，说干活吧。

那时候我没往心里去。直到有一天，赵德贵来地里转悠，看见我收完一片地，拿本子记了记，突然说：“你这片收得不够干净，掉棉太多，扣两亩。”

我说我按照操作规程来的，掉棉是正常的。赵德贵把本子一合：“我说扣就扣，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我忍了。心想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结账再说。

可从那以后，扣亩数成了常事。今天扣三亩，明天扣五亩。我找王叔说，王叔叹气：“建军，忍忍吧，这边老板都这样。你要闹翻了，前面干的都白干。”

我打电话回家，老爹在电话那头咳嗽，说药快吃完了。我咬咬牙，继续开。

到了第二十天，我已经被扣了将近四十亩。我晚上躺在工棚里算账，越算越心凉。按这个扣法，干满五十二天，到手可能连两万都不到。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摸出手机，翻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号码。那是我表哥，在乌鲁木齐做律师。我发了条短信：哥，我这边遇到点事，想问问你。

表哥很快回了：什么事？

我把情况简单说了。表哥沉默了一会儿，回了一条：你先别闹，把每天的作业记录、被扣亩数的记录都留着，照片、视频、聊天记录，能留都留。我帮你问问。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心。每次赵德贵扣亩数，我都偷偷用手机录下来。他不让我看账本，我就自己记，今天收了多少亩，他扣了多少，一笔一笔写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

艾力看我这样，有天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和人名。他说：“这些，都是以前被他坑过的司机。有人告过，没告赢。”

我把纸条收好，心里有了底。

第三十五天，事情闹大了。那天我收完一片地，赵德贵过来说：“这片地不合格，全部扣掉。”

那片地有八十多亩。我一下子火了。

“赵老板，我按你要求收的，哪里不合格？”

“我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他叼着烟，眼皮都不抬。

“你前面扣的我都没说啥，这次八十多亩，你总得给个说法。”

赵德贵把烟头一扔：“说法？你一个外地来的，跟我讲说法？我告诉你，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蛋。前面干的，一分没有。”

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旁边几个本地司机围过来，有人劝我算了，有人看热闹。

就在这时候，艾力站出来了。

“赵老板，他那片地我看了，收得没问题。你这么扣，不合适。”

赵德贵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有人会帮我说话。

“艾力，你少管闲事。”

“我不是管闲事。”艾力声音不大，但很稳，“你去年坑了阿卜杜拉，前年坑了老周，大家都看着呢。”

赵德贵脸涨红了，指着艾力：“你不想干了是不是？”

艾力没再说话，退了一步。但他这一站，让围观的几个司机都低下了头，有人悄悄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那天晚上，我收到表哥的短信：证据留好，我帮你联系了这边劳动监察的朋友。你再忍忍，等结账那天。

我回了一个字：好。

第五十二天，终于到了。早上我就把采棉机擦得干干净净，停在指定位置。赵德贵说下午结账，让我去他办公室。

办公室是地头一间彩钢房，里面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棉花收购价目表。赵德贵坐在桌后，面前放着一沓钱和一个账本。

“来，算账。”他翻开账本，拿笔划拉，“你总共干了五十二天，按天算……扣掉不合格的亩数，扣掉油钱损耗，扣掉机器磨损……”

我打断他：“赵老板，油钱和机器磨损说好算你的。”

“我说算我的，但你没爱惜机器，这得另算。”

他继续划拉，最后把账本一推：“总共一万八千六百块。”

我心里早有准备，但还是忍不住问：“我干了至少四千亩，按十八块一亩，应该是七万多。你扣了我多少？”

“你自己看。”他把账本转过来。

我没看，而是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小本子。

“赵老板，我这五十二天，每天收多少亩，你扣多少亩，我都记着。你自己看看。”

赵德贵脸色变了。他翻开我的本子，一页一页，日期、亩数、扣数、他的原话，记得清清楚楚。

“你……你记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怕自己忘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账本合上，语气软了点：“建军，这样，我再给你加两千，两万零六百，行不行？”

我摇头。

“那你想怎样？”

“按说好的算，七万四千八百块。你扣的，你得说出理由，说不出来，就得给。”

赵德贵站起来，拍桌子：“你威胁我？”

我也站起来，比他高半个头。我没说话，只是从兜里掏出手机，点开一个视频。视频里是他那天说“这片地不合格全部扣掉”的画面，清清楚楚。

“赵老板，这个视频，我表哥已经发给劳动监察了。你要是现在结清，我就撤回来。”

赵德贵脸一阵白一阵红，手指头指着我：“你……你早就准备好了？”

“我没想闹。是你一步一步逼的。”

他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最后从抽屉里又拿出一沓钱，数了数，推过来。

“七万四千八，你数数。”

我数了，一分不少。我把钱装进包里，转身往外走。

“李建军。”他在身后叫住我。

我回头。

“你行。我在这干了十年，头一回栽在一个外地小子手里。”

我没笑，也没得意。我只是说：“赵老板，不是我要跟你过不去。你少扣点，少坑点，大家都能好好过日子。”

推开门，戈壁滩的风灌进来。我掏出手机，给表哥发了条短信：结了，一分不少。

表哥回：好样的。回家路上小心。

我深吸一口气，往车站走。路过棉花地，艾力正站在地头等我。他递给我一袋馕。

“路上吃。”

我接过来，从包里数出两千块塞给他。

“干啥？”

“你帮了我，这是谢你的。”

艾力把钱推回来：“不要。你家里用钱的地方多。以后有机会，再来新疆，我请你吃肉。”

我没再推，把钱收好，冲他点点头。

长途汽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棉花地越来越远。手机响了，是老爹。

“建军，钱收到了。你啥时候回来？”

“快了，爹。我给你和弟弟买了东西。”

老爹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里带着咳嗽。我攥着手机，眼睛有点酸，但没哭。

五十二天，七万四千八。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这一趟，我学会了一件事——该忍的时候忍，该争的时候，一步也不能让。

（第二章）棉花地里的规矩

到新疆的第三天，我就摸清了赵德贵这人。

他每天早上八点来地里，开一辆黑色皮卡，车斗里放个保温壶和一袋包子。他不到地里干活，就站在田埂上看，手里拿个本子，嘴里叼着烟。谁收得快，谁收得干净，他不夸；谁稍微慢点，他就喊：“咋回事？磨洋工呢？”

我头一天干活，憋着一股劲，收得比艾力还快。赵德贵走过来，看了看后面拖车，没说话，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我以为他要夸我，结果晚上算账，他说：“你今天收的这片，有三分之一掉棉太多，扣五亩。”

我说：“赵老板，我头一天上手，你也没教我标准是啥。”

他把本子一合：“标准？收干净就是标准。你自己不会看？”

我没再争。第二天我收得更仔细，掉棉少了一大半。赵德贵又来转，这回他没挑出毛病，但临走说了句：“昨天扣的五亩，就当学费了。”

我心里不舒服，但忍了。王叔说得对，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家里等钱用，我不能因为五亩地就跟老板翻脸。

可赵德贵这人，你越忍，他越来劲。

第五天，和我搭班的艾力家里有事，请了半天假。我一个人开两台机器，从早忙到晚，饭都没顾上吃。收工时候，赵德贵过来说：“你今天只收了一百二十亩，比平时少。”

“艾力不在，我一个人干不了两个人的活。”

“那是你的事。”他在本子上记，“少收的亩数，从你账上扣。”

我盯着他，他叼着烟，眼皮都不抬。那一刻我真想撂挑子走人，但想到老爹的药钱，想到弟弟的学费，我硬是把火压下去了。

“行，扣就扣。”

赵德贵看了我一眼，似乎有点意外我没闹。他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年轻人，能忍是好事。在这干活，忍得住，才能挣到钱。”

他说这话的时候，旁边几个本地司机都看着。有人低头，有人交头接耳。艾力后来告诉我，赵德贵最喜欢用这招——先给你一点希望，再一点一点扣掉，让你觉得还有盼头，舍不得走。

“去年有个甘肃来的，干了四十天，被扣得只剩三千块。他不干了，赵德贵说前面扣的钱是违约金，一分不给。那人蹲在地头哭了一晚上，第二天走了。”

我问：“没人管？”

艾力摇头：“管？你找谁管？这边地广人稀，老板跟上面有关系。你一个外地来的，告到哪儿去？”

我沉默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工棚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工棚是彩钢瓦搭的，夏天热冬天冷，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旁边有人打呼噜，有人说梦话。我摸出手机，翻到表哥的号码。

表哥叫陈志强，是我姑姑的儿子，在乌鲁木齐做律师。我们平时联系不多，但我知道他是个靠谱的人。我犹豫了半天，还是发了条短信：哥，我在北疆采棉花，遇到点事，想问问你。

过了十几分钟，表哥回了：说。

我就把情况说了。赵德贵怎么扣亩数，怎么说话不算话，我怎么忍的，全说了。

表哥问：你签合同了吗？

我说没有，就口头说好的。

表哥说：口头也算，但你得有证据。从明天开始，他每次扣你亩数，你都记下来。时间、地点、他说了什么，能录音就录音，能拍视频就拍视频。还有，你每天收了多少亩，自己记一份。

我说：行。

表哥又说：你先别跟他闹，把证据攒够了再说。我这边帮你问问劳动监察的朋友。

我回了个“好”，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

从第六天开始，我多了一个心眼。每次赵德贵扣亩数，我都把手机揣在兜里，开着录音。他说话的时候，我就假装系鞋带，把手机往他那边凑。

有一次他发现了，问：“你手机干啥呢？”

我说：“听歌。”

他瞥了一眼，没再多问。

我还自己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天收工后，把当天收了多少亩、赵德贵扣了多少、他说的理由，一笔一笔记下来。本子很小，能塞进袜子里。艾力看见我记，悄悄说：“你小心点，别让他看见。”

我说知道。

到了第十天，赵德贵又扣了我八亩。这回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赵老板，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好，你直接说，我改。”

他当时正在喝水，听我这么问，把杯子放下，盯着我看了几秒。

“你是不是觉得我扣你扣多了？”

“我没这么说。我就是想知道标准是啥。”

“标准？”他笑了，“标准就是我看着顺眼。你收得快，我看着高兴，就不扣；你收得慢，我看着烦，就扣。明白了吗？”

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但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下：第十天，扣八亩，理由“我看着烦”。

写完之后，我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我翻到最后一页，写了一个数字：52。那是五十二天后的日期。我告诉自己，忍到那天，把账算清楚。

第十五天，艾力又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个名字和电话。他说：“这些都是以前被赵德贵坑过的，你留着，以后用得上。”

我把纸条收好，问：“你为啥帮我？”

艾力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我不是帮你。我就是看不惯。他坑了太多人，总得有人站出来。”

我说：“你不怕他赶你走？”

“赶就赶。我家就在这儿，他还能把我咋样？你不一样，你大老远来的，走了连路费都亏。”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这片冷冰冰的棉花地里，还有点热乎气。

到了第二十天，赵德贵变本加厉。那天我收完一片地，他过来说：“这片地不合格，全部扣掉。”

那片地有六十多亩。我一下火了。

“赵老板，我按你要求收的，哪里不合格？”

“我说不合格就不合格。”

“你前面扣的我都没说啥，这次六十多亩，你总得给个说法。”

他把烟头一扔：“说法？你一个外地来的，跟我讲说法？我告诉你，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蛋。前面干的，一分没有。”

我攥紧拳头，浑身发抖。旁边几个司机围过来，有人劝我算了，有人看热闹。艾力站在人群后面，冲我使了个眼色。

我深吸一口气，把火压下去。

“行，赵老板，你说了算。”

赵德贵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这么容易就服软了。他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把手机里的录音导出来，存了三份。一份在手机里，一份发给了表哥，一份存到一个U盘里。U盘我藏在工棚床板底下，用胶带粘着。

表哥回短信：证据够了，再忍忍。等结账那天。

我回：好。

从那天起，赵德贵对我更不客气了。他当着别人的面说：“李建军这人，老实，好说话。”我知道他是在试探我，看我到底会不会闹。我没闹，但我把每一天都记得清清楚楚。

第三十五天，艾力当众帮我说话。那天赵德贵又要扣我八十多亩，艾力站出来说：“赵老板，他那片地我看了，收得没问题。”

赵德贵脸涨红了：“艾力，你不想干了是不是？”

艾力没再说话，退了一步。但从那天起，赵德贵收敛了一点。他不再当着别人的面扣我亩数，而是晚上算账时候偷偷扣。我照记不误。

第四十五天，我收到表哥的短信：劳动监察那边问好了，只要有证据，可以立案。你再坚持几天，结账那天我让他们过去。

我回：行。

第五十天，我照常下地。那天收工早，我坐在采棉机旁边喝水。艾力走过来，递给我一个馕。

“快结束了。”他说。

“嗯。”

“赵德贵昨天找我，问我你是不是在记什么。”

我心里一紧：“你怎么说？”

“我说不知道。他不太信，你小心点。”

我点点头。

第五十二天早上，我把采棉机擦得干干净净，停在指定位置。赵德贵通知下午结账，让我去他办公室。

去之前，我把U盘从床板底下取出来，揣在兜里。又把小本子塞进袜子。手机充满电，录音打开。

推开门，赵德贵坐在桌后，面前放着一沓钱和一个账本。他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笑。

“来，算账。”

（第三章）一天一天记下的账

结账那天下午，彩钢房里闷热。赵德贵把账本翻开，拿笔划拉。

“你干了五十二天，总共……我看看。”他一边翻一边说，“扣掉不合格亩数，扣掉油钱损耗，扣掉机器磨损……”

我打断他：“赵老板，油钱和机器磨损说好算你的。”

“我说算我的，但你没爱惜机器，这得另算。”

他继续划拉，最后把账本一推：“总共一万八千六百块。”

我心里早有准备，但还是问：“我干了至少四千亩，按十八块一亩，应该是七万多。你扣了我多少？”

“你自己看。”他把账本转过来。

我没看，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小本子。

“赵老板，我这五十二天，每天收多少亩，你扣多少亩，我都记着。你自己看看。”

他翻开本子，一页一页。日期、亩数、扣数、他的原话，记得清清楚楚。

“你……你记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怕自己忘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账本合上：“建军，这样，我再给你加两千，两万零六百，行不行？”

我摇头。

“那你想怎样？”

“按说好的算，七万四千八百块。你扣的，你得说出理由，说不出来，就得给。”

赵德贵站起来，拍桌子：“你威胁我？”

我也站起来，比他高半个头。我没说话，从兜里掏出手机，点开视频。视频里是他那天说“这片地不合格全部扣掉”的画面，清清楚楚。

“赵老板，这个视频，我表哥已经发给劳动监察了。你要是现在结清，我就撤回来。”

赵德贵脸一阵白一阵红，手指头指着我：“你……你早就准备好了？”

“我没想闹。是你一步一步逼的。”

他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最后从抽屉里又拿出一沓钱，数了数，推过来。

“七万四千八，你数数。”

我数了，一分不少。我把钱装进包里，转身往外走。

“李建军。”他在身后叫住我。

我回头。

“你行。我在这干了十年，头一回栽在一个外地小子手里。”

我没笑，也没得意。我只是说：“赵老板，不是我要跟你过不去。你少扣点，少坑点，大家都能好好过日子。”

推开门，戈壁滩的风灌进来。我掏出手机，给表哥发了条短信：结了，一分不少。

表哥回：好样的。回家路上小心。

我深吸一口气，往车站走。路过棉花地，艾力正站在地头等我。他递给我一袋馕。

“路上吃。”

我接过来，从包里数出两千块塞给他。

“干啥？”

“你帮了我，这是谢你的。”

艾力把钱推回来：“不要。你家里用钱的地方多。以后有机会，再来新疆，我请你吃肉。”

我没再推，把钱收好，冲他点点头。

长途汽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棉花地越来越远。手机响了，是老爹。

“建军，钱收到了。你啥时候回来？”

“快了，爹。我给你和弟弟买了东西。”

老爹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里带着咳嗽。我攥着手机，眼睛有点酸，但没哭。

五十二天，七万四千八。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这一趟，我学会了一件事——该忍的时候忍，该争的时候，一步也不能让。

（第四章）艾力递来的那张纸条

艾力给我纸条那天，是到新疆的第十五天。

那天下午，赵德贵去镇上办事，地里没人盯着。艾力把采棉机停在我旁边，跳下来，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塞到我手里。

“收好，别让人看见。”

我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三个名字和电话号码。第一个叫阿卜杜拉，第二个叫老周，第三个叫张强。名字后面还标注了年份。

“这些人，都是以前被赵德贵坑过的。”艾力压低声音，“阿卜杜拉去年干的，被扣了一万多。老周前年，被扣了八千。张强更早，三年前，被扣了两万。”

我问：“他们告过吗？”

“告过。阿卜杜拉去镇上找过劳动监察，人家来了，赵德贵拿出账本，说阿卜杜拉自己签了字认了账。阿卜杜拉不识字，签了啥都不知道。最后不了了之。”

“老周呢？”

“老周懂点法律，自己写了状子去县里。赵德贵找人打了招呼，拖了半年，老周耗不起，回老家了。”

我看着纸条，心里发沉。

“那你为啥还给我？”

艾力蹲下来，捡了根棉秆在地上画。

“我跟赵德贵干了四年。头两年，他扣我，我忍了。第三年，我跟他吵了一架，他把我赶走。后来棉花季缺人，他又叫我回来。我回来，但不是为了他。”

“那是为了啥？”

“为了等一个能治他的人。”艾力抬头看我，“你不一样。你有文化，会记东西，还会用手机拍。你表哥又是律师。你能行。”

我没说话，把纸条折好，塞进袜子最里层。

“艾力，你帮我，万一赵德贵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我家就在这儿，他还能把我咋样？你不一样，你大老远来的，走了连路费都亏。”

那天晚上，我躺在工棚里，把纸条上的三个号码存进手机。存完想了想，又给表哥发了条短信，把那三个名字发了过去。

表哥回：我查查。

过了两天，表哥回信：阿卜杜拉去年在劳动监察有记录，但没立案。老周的案子在县法院有卷宗，但撤诉了。张强没查到。你继续攒证据，这些人的情况我帮你整理。

我把短信删了，继续干活。

从那天起，艾力每天收工后都来找我，问我今天记了什么。有时候他帮我回忆赵德贵说过的话，有时候他提醒我漏了哪一笔。他记性好，赵德贵哪一天扣了谁多少亩，他都记得。

“赵德贵有个习惯，”艾力说，“他扣亩数，从来不写在正式账本上。正式账本上只写总数，扣的部分他自己心里记。所以你光拍正式账本没用，得让他自己说出来。”

我明白了。从那以后，我每次找赵德贵对账，都故意问他：“赵老板，今天扣了多少？”他要么说“五亩”，要么说“八亩”，我就录下来。他要是说“你自己心里没数？”我就说“我记性不好，你提醒提醒我。”他烦了，就会说具体数字。

艾力还告诉我，赵德贵每年换一批司机，专挑外地来的。外地人不懂当地规矩，没亲戚没朋友，好欺负。本地人他不敢太狠，怕人家找上门。

“你算是他碰到的最硬的。”艾力说。

“我硬啥，我一直忍。”

“忍就是硬。你要是早跟他闹，他早把你赶走了。你忍到现在，证据攒够了，他就没办法了。”

我点点头。

第二十五天，艾力又给我一样东西——一个旧手机。

“这是我以前用的，还能录音。你那个手机万一被他发现，你还有个备用的。”

我接过来，试了试，能用。我把旧手机藏在工棚的房梁上，每天充好电，晚上把当天录音导进去。

第三十天，赵德贵好像察觉到了什么。那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李建军，我问你，你是不是在记什么？”

“没有啊。”

“那艾力天天找你干啥？”

“聊闲天。他教我开机器。”

赵德贵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摆摆手：“行，你走吧。”

我转身出去，后背一层汗。

回去之后，我把这事告诉艾力。艾力说：“他怀疑了。接下来你别跟我走太近，有事晚上在工棚后面碰头。”

从那以后，我们改成晚上见面。工棚后面有个废弃的拖拉机斗，我们蹲在斗后面说话，别人看不见。

第四十天，赵德贵又扣了我十亩。这回我没问，直接记下来。晚上艾力看了我的本子，说：“记清楚就行。快了。”

第四十五天，表哥发短信：劳动监察那边问好了，只要有证据，可以立案。你再坚持几天，结账那天我让他们过去。

我回：行。

第五十天，艾力告诉我，赵德贵找他问话，问他是不是在帮我。

“你怎么说？”

“我说不知道。他不太信，你小心点。”

我点点头。

第五十二天早上，我把采棉机擦干净，停在指定位置。赵德贵通知下午结账。去之前，我从房梁上取下旧手机，把录音导出来，存到U盘里。又把小本子塞进袜子。

推开门，赵德贵坐在桌后。他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笑。

“来，算账。”

（第五章）五百块钱的预支

到新疆的第二天，我就跟赵德贵提了预支。

那天早上，我在工棚里收拾铺盖，赵德贵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馕和一包榨菜。

“新来的？王叔介绍的？”

我点头。

“规矩知道不？”

“王叔说了，一亩十八块，干满五十二天结。”

赵德贵把塑料袋往床上一扔：“对。先干活，钱少不了你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赵老板，能不能预支点？家里急用。”

他看了我一眼，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预支？你才干一天就预支？”

“我爹有病，药快断了。我就预支五百，后面从账上扣。”

赵德贵没说话，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五张，递过来。

“拿着。吃饭抽烟够了吧。”

我接过来，心里踏实了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五百块，后来差点成了他拿捏我的把柄。

头一个星期，我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天不亮下地，天黑透收工。驾驶室里没有空调，白天太阳晒得铁皮烫手，晚上戈壁风灌进来冻得脚麻。吃饭就在地头，馕饼子就咸菜，水壶里的水经常是温的。

但我没抱怨。每亩十八块，一天能收七八十亩，算下来一天一千多。五十二天，那就是五万多块。想到这个数，浑身就有劲。

到了第十天，赵德贵来地里转悠。他看我收完一片地，拿本子记了记，突然说：“你这片收得不够干净，掉棉太多，扣两亩。”

我说：“赵老板，我按照操作规程来的，掉棉是正常的。”

他把本子一合：“我说扣就扣，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我忍了。心想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结账再说。

可从那以后，扣亩数成了常事。今天扣三亩，明天扣五亩。我找王叔说，王叔叹气：“建军，忍忍吧，这边老板都这样。你要闹翻了，前面干的都白干。”

我打电话回家，老爹在电话那头咳嗽，说药快吃完了。我咬咬牙，继续开。

到了第二十天，我已经被扣了将近四十亩。我晚上躺在工棚里算账，越算越心凉。按这个扣法，干满五十二天，到手可能连两万都不到。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摸出手机，翻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号码。那是我表哥，在乌鲁木齐做律师。我发了条短信：哥，我这边遇到点事，想问问你。

表哥很快回了：什么事？

我把情况简单说了。表哥沉默了一会儿，回了一条：你先别闹，把每天的作业记录、被扣亩数的记录都留着，照片、视频、聊天记录，能留都留。我帮你问问。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心。每次赵德贵扣亩数，我都偷偷用手机录下来。他不让我看账本，我就自己记，今天收了多少亩，他扣了多少，一笔一笔写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

艾力看我这样，有天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和人名。他说：“这些，都是以前被他坑过的司机。有人告过，没告赢。”

我把纸条收好，心里有了底。

第三十五天，事情闹大了。那天我收完一片地，赵德贵过来说：“这片地不合格，全部扣掉。”

那片地有八十多亩。我一下子火了。

“赵老板，我按你要求收的，哪里不合格？”

“我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他叼着烟，眼皮都不抬。

“你前面扣的我都没说啥，这次八十多亩，你总得给个说法。”

赵德贵把烟头一扔：“说法？你一个外地来的，跟我讲说法？我告诉你，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蛋。前面干的，一分没有。”

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旁边几个本地司机围过来，有人劝我算了，有人看热闹。

就在这时候，艾力站出来了。

“赵老板，他那片地我看了，收得没问题。你这么扣，不合适。”

赵德贵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有人会帮我说话。

“艾力，你少管闲事。”

“我不是管闲事。”艾力声音不大，但很稳，“你去年坑了阿卜杜拉，前年坑了老周，大家都看着呢。”

赵德贵脸涨红了，指着艾力：“你不想干了是不是？”

艾力没再说话，退了一步。但他这一站，让围观的几个司机都低下了头，有人悄悄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那天晚上，我收到表哥的短信：证据留好，我帮你联系了这边劳动监察的朋友。你再忍忍，等结账那天。

我回了一个字：好。

第五十二天，终于到了。早上我就把采棉机擦得干干净净，停在指定位置。赵德贵说下午结账，让我去他办公室。

办公室是地头一间彩钢房，里面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棉花收购价目表。赵德贵坐在桌后，面前放着一沓钱和一个账本。

“来，算账。”他翻开账本，拿笔划拉，“你总共干了五十二天，按天算……扣掉不合格的亩数，扣掉油钱损耗，扣掉机器磨损……”

我打断他：“赵老板，油钱和机器磨损说好算你的。”

“我说算我的，但你没爱惜机器，这得另算。”

他继续划拉，最后把账本一推：“总共一万八千六百块。”

我心里早有准备，但还是忍不住问：“我干了至少四千亩，按十八块一亩，应该是七万多。你扣了我多少？”

“你自己看。”他把账本转过来。

我没看，而是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小本子。

“赵老板，我这五十二天，每天收多少亩，你扣多少亩，我都记着。你自己看看。”

赵德贵脸色变了。他翻开我的本子，一页一页，日期、亩数、扣数、他的原话，记得清清楚楚。

“你……你记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怕自己忘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账本合上，语气软了点：“建军，这样，我再给你加两千，两万零六百，行不行？”

我摇头。

“那你想怎样？”

“按说好的算，七万四千八百块。你扣的，你得说出理由，说不出来，就得给。”

赵德贵站起来，拍桌子：“你威胁我？”

我也站起来，比他高半个头。我没说话，只是从兜里掏出手机，点开一个视频。视频里是他那天说“这片地不合格全部扣掉”的画面，清清楚楚。

“赵老板，这个视频，我表哥已经发给劳动监察了。你要是现在结清，我就撤回来。”

赵德贵脸一阵白一阵红，手指头指着我：“你……你早就准备好了？”

“我没想闹。是你一步一步逼的。”

他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最后从抽屉里又拿出一沓钱，数了数，推过来。

“七万四千八，你数数。”

我数了，一分不少。我把钱装进包里，转身往外走。

“李建军。”他在身后叫住我。

我回头。

“你行。我在这干了十年，头一回栽在一个外地小子手里。”

我没笑，也没得意。我只是说：“赵老板，不是我要跟你过不去。你少扣点，少坑点，大家都能好好过日子。”

推开门，戈壁滩的风灌进来。我掏出手机，给表哥发了条短信：结了，一分不少。

表哥回：好样的。回家路上小心。

我深吸一口气，往车站走。路过棉花地，艾力正站在地头等我。他递给我一袋馕。

“路上吃。”

我接过来，从包里数出两千块塞给他。

“干啥？”

“你帮了我，这是谢你的。”

艾力把钱推回来：“不要。你家里用钱的地方多。以后有机会，再来新疆，我请你吃肉。”

我没再推，把钱收好，冲他点点头。

长途汽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棉花地越来越远。手机响了，是老爹。

“建军，钱收到了。你啥时候回来？”

“快了，爹。我给你和弟弟买了东西。”

老爹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里带着咳嗽。我攥着手机，眼睛有点酸，但没哭。

五十二天，七万四千八。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这一趟，我学会了一件事——该忍的时候忍，该争的时候，一步也不能让。

（第六章）表哥在电话那头说

表哥陈志强，是我姑姑家的儿子，比我大六岁。他在乌鲁木齐读的大学，后来考了律师证，在一家律所上班。我们平时联系不多，但我知道他是个靠谱的人。

到新疆第二十天，我第一次给他发短信。那天晚上，我蹲在工棚外面，戈壁风刮得脸疼。我把赵德贵怎么扣亩数、怎么说话不算话，全说了。

表哥回得很快：你签合同了吗？

我说没有，就口头说好的。

表哥说：口头也算，但你得有证据。从明天开始，他每次扣你亩数，你都记下来。时间、地点、他说了什么，能录音就录音，能拍视频就拍视频。还有，你每天收了多少亩，自己记一份。

我说：行。

表哥又问：你那个老乡王叔，他是什么态度？

我说：他让我忍。

表哥说：王叔靠不住。他是赵德贵介绍来的，跟赵德贵有关系。你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别跟王叔说太多。

我愣了一下。王叔是我爹的老熟人，我爹特意托他照顾我。但表哥这么一说，我仔细想想，确实有点不对劲——每次我跟王叔抱怨赵德贵，王叔都说“忍忍”，从来没说过赵德贵一句不是。

我说：知道了。

表哥又说：你那个工友艾力，他可靠吗？

我说：可靠。他帮了我不少。

表哥说：好。你让他也帮你留意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过了几天，表哥又发短信：我帮你问了劳动监察的朋友。他说这种案子，关键看证据。你记的那些本子、录音、视频，都留好。等结账那天，他要不按说好的给，你就直接打劳动监察电话，我这边也帮你递材料。

我问：能赢吗？

表哥说：证据够就能赢。你记住，不管他怎么吓你，你都别怕。他不敢把你怎么样。你一个外地人，他真要动手，事情闹大了对他更不利。

我回：好。

第三十五天，我把艾力给我的那张纸条上的名字发给表哥。表哥说：我查查。

过了两天，表哥回信：阿卜杜拉去年在劳动监察有记录，但没立案。老周的案子在县法院有卷宗，但撤诉了。张强没查到。你继续攒证据，这些人的情况我帮你整理。

第四十五天，表哥发短信：劳动监察那边问好了，只要有证据，可以立案。你再坚持几天，结账那天我让他们过去。

我回：行。

结账那天下午，我走进赵德贵的办公室之前，给表哥发了一条短信：进去了。

表哥回：好。手机别关。

我推开门，赵德贵坐在桌后。他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笑。

“来，算账。”

后面的事，和我预想的一样。他划拉了半天，报出一万八千六。我拿出小本子，他脸色变了。我拿出手机视频，他瘫在椅子上。

最后他数了七万四千八，推过来。

我数完钱，给表哥发短信：结了，一分不少。

表哥回：好样的。回家路上小心。

我走出彩钢房，戈壁风灌进来。我深吸一口气，往车站走。

路过棉花地，艾力正站在地头等我。他递给我一袋馕。

“路上吃。”

我接过来，从包里数出两千块塞给他。

“干啥？”

“你帮了我，这是谢你的。”

艾力把钱推回来：“不要。你家里用钱的地方多。以后有机会，再来新疆，我请你吃肉。”

我没再推，把钱收好，冲他点点头。

长途汽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棉花地越来越远。手机响了，是表哥。

“建军，钱拿到了？”

“拿到了。”

“好。你记住，以后不管在哪儿干活，先签合同。没有合同，也要有证据。这次是你运气好，碰到艾力帮你。下次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说：“知道了，哥。”

表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爹的药钱，你先打回去。剩下的存着，别乱花。”

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棉花地一片一片往后退，天边是灰蒙蒙的戈壁。我把包抱在怀里，里面是七万四千八。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这一趟，我学会了一件事——该忍的时候忍，该争的时候，一步也不能让。

（第七章）赵德贵的道理

赵德贵这人，从来不觉得自己在作恶。

我到他地里第三天，他就跟我聊过一次。那天傍晚收工，他把我叫到皮卡旁边，递给我一瓶水。

“李建军，你老家哪儿的？”

“湖北孝感。”

“孝感？我知道，产麻糖的地方。”

我点头。

他喝口水，靠在车斗上：“你知道我为啥用外地人吗？”

我摇头。

“外地人实在，肯干。本地人不行，今天来明天走，还爱闹事。”他顿了顿，“我在这干了十年，啥人都见过。有的司机，干三天就跟我借钱，借完就跑。有的干半个月，嫌累，走了。还有的，偷我柴油卖。”

我没说话。

“所以我定了个规矩。”他竖起一根手指，“干满五十二天，一块儿结。中途走，一分没有。为啥？因为你走了，我临时找不到人，棉花烂在地里，损失谁赔？”

我说：“那要是干满五十二天，你扣这扣那，最后给不够呢？”

他笑了：“扣？我为啥扣？你干得好，我扣你干啥？”

那时候我还信他。

到了第十五天，他开始扣亩数。我找他理论，他说：“你这片收得不干净，掉棉太多。我扣你两亩，是让你长记性。”

我说：“我按操作规程来的。”

“操作规程？”他把本子一合，“操作规程能当饭吃？我告诉你，收棉花就一个标准——我看着顺眼。你收得快，我看着高兴，就不扣；你收得慢，我看着烦，就扣。”

我说：“那你也不能说扣就扣，总得有个数。”

“数？”他盯着我，“你想要数？行，我告诉你。一亩地，我收上来卖多少钱，你知道吗？一千二。我给你十八块，你拿大头，我拿小头。你还跟我计较？”

我说：“十八块是你说好的。”

“我是说好的。但我说好的是收干净的十八块。你收不干净，就得扣。”

我沉默了。他看我不说话，语气软了点：“建军，你年轻，不懂。这世上没有白拿的钱。你想挣五万，就得吃五万的苦。我扣你几亩，是教你规矩。”

我没再争。但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下：第十五天，扣两亩，理由“掉棉太多”。写完之后，我在后面加了一句：他的规矩，就是他说了算。

第二十五天，他又扣了我五亩。这回我没找他理论，直接记下来。晚上艾力看了我的本子，说：“你记这些没用，他不认。”

我说：“他不认，有人认。”

艾力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第三十天，赵德贵好像察觉到了什么。那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李建军，我问你，你是不是在记什么？”

“没有啊。”

“那艾力天天找你干啥？”

“聊闲天。他教我开机器。”

赵德贵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摆摆手：“行，你走吧。”

我转身出去，后背一层汗。

回去之后，我把这事告诉艾力。艾力说：“他怀疑了。接下来你别跟我走太近，有事晚上在工棚后面碰头。”

从那以后，我们改成晚上见面。工棚后面有个废弃的拖拉机斗，我们蹲在斗后面说话，别人看不见。

第三十五天，赵德贵又扣了我八十多亩。那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当着众人的面跟他吵起来。艾力站出来帮我说话，赵德贵脸涨红了，指着艾力：“你不想干了是不是？”

艾力没再说话，退了一步。但从那天起，赵德贵收敛了一点。他不再当着别人的面扣我亩数，而是晚上算账时候偷偷扣。我照记不误。

第四十五天，赵德贵找我谈话。这回他没关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口，当着几个司机的面说：“李建军，你干得不错。再坚持几天，结账时候我给你加两百。”

我说：“赵老板，我不要加两百。你按说好的给就行。”

他笑了笑：“说好的？说好的就是干满五十二天，一块儿结。我又没说不结。”

我说：“那你扣的那些呢？”

“扣的那些，是你没干好。你要是觉得委屈，你可以走。走了，前面干的，一分没有。”

旁边几个司机都看着我。有人低头，有人交头接耳。艾力站在人群后面，冲我使了个眼色。

我深吸一口气，把火压下去。

“行，赵老板，你说了算。”

赵德贵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这么容易就服软了。他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把手机里的录音导出来，存了三份。一份在手机里，一份发给了表哥，一份存到一个U盘里。U盘我藏在工棚床板底下，用胶带粘着。

表哥回短信：证据够了，再忍忍。等结账那天。

我回：好。

第五十二天，结账。赵德贵报出一万八千六。我拿出小本子，他脸色变了。我拿出手机视频，他瘫在椅子上。

“你……你早就准备好了？”

“我没想闹。是你一步一步逼的。”

他沉默了半天，最后从抽屉里又拿出一沓钱，数了数，推过来。

“七万四千八，你数数。”

我数了，一分不少。我把钱装进包里，转身往外走。

“李建军。”他在身后叫住我。

我回头。

“你行。我在这干了十年，头一回栽在一个外地小子手里。”

我没笑，也没得意。我只是说：“赵老板，不是我要跟你过不去。你少扣点，少坑点，大家都能好好过日子。”

推开门，戈壁滩的风灌进来。我掏出手机，给表哥发了条短信：结了，一分不少。

表哥回：好样的。回家路上小心。

（第八章）工棚里的夜话

工棚里住了十几个人，除了我，全是本地人。

头几天，没人跟我说话。他们用维吾尔语聊天，我一句听不懂。吃饭时候，他们围成一圈，我坐在角落里啃馕。艾力有时候过来递根烟，我不抽，他就自己点上，蹲在旁边不说话。

到了第五天，一个叫库尔班的老汉坐到我旁边。他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

“湖北来的？”

我点头。

“家里穷？”

我说：“老爹有病，弟弟上学。”

库尔班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一个馕，掰了一半递给我。我接过来，咬了一口。是苞谷面的，有点硬，但比我自己带的咸菜馕好吃。

“赵德贵，你小心。”库尔班说。

我追问啥意思，他只摇头，说干活吧。

后来艾力告诉我，库尔班以前也是采棉机司机，干了六年。前年赵德贵扣了他三千块，他找赵德贵理论，赵德贵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回家养老。”库尔班气得差点动手，被旁边人拉住了。从那以后，他不再开机器，改在地里干零活。

“他为啥不告？”我问。

艾力说：“告啥？他签了字。赵德贵让他签的，他不识字，按了手印。后来才知道，那是认账书。”

我沉默了。

到了第十天，库尔班又坐到我旁边。这回他带了半瓶白酒，两个杯子。

“喝点？”

我说我不会。

“喝点，晚上冷。”

我接过来，抿了一口，辣得嗓子疼。库尔班笑了，露出一口黄牙。

“赵德贵这个人，”他慢慢说，“不是坏，是贪。他觉得自己挣得不够多，就从别人身上抠。你抠一点，我抠一点，攒起来就是大钱。”

我说：“那也不能这么干。”

“是不能。但你能咋办？你一个外地人，告到哪儿去？”

我说：“我表哥是律师。”

库尔班眼睛亮了一下：“真的？”

“真的。在乌鲁木齐。”

库尔班把酒杯放下，凑近我：“那你让他帮你。赵德贵怕律师。前年老周找了律师，赵德贵就软了。虽然最后老周没告赢，但赵德贵赔了他两千。”

我说：“我表哥已经在帮我了。”

库尔班拍拍我肩膀：“好。你比我们强。我们不懂法，吃了亏只能忍着。你懂，你就别忍。”

那天晚上，我躺在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库尔班的话在我脑子里转。我摸出手机，给表哥发了条短信：哥，我这边有个老司机，被赵德贵坑了三千，签了认账书。能翻案吗？

表哥回：认账书如果是被逼签的，或者他不识字被误导，可以主张无效。但时间过去太久，证据不好找。你让他先把情况写下来，我看看。

第二天，我把表哥的话告诉库尔班。库尔班摇头：“写啥？我不识字。”

我说：“你说，我帮你写。”

库尔班想了半天，最后说：“算了。三千块，就当喂狗了。你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行。”

我没再劝。但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多记了一笔：库尔班，前年被扣三千，签认账书，不识字。

第二十五天，工棚里来了个新人。二十出头，叫小马，甘肃来的。他一来就问我：“哥，这儿咋样？老板扣钱不？”

我说：“扣。你小心点。”

小马说：“咋小心？”

我说：“他每次扣你，你都记下来。时间、地点、他说了啥，能录就录。”

小马说：“我手机内存小，录不了。”

我说：“那你用本子记。”

小马说：“我字写得不好。”

我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有些人，你帮不了。

第三十天，小马被赵德贵扣了十亩。他找赵德贵理论，赵德贵说：“你干得不行，扣你咋了？”小马蹲在地头哭了一下午。第二天，他走了。

走之前，他跟我说：“哥，我干不了。我回甘肃了。”

我说：“你前面干的，一分拿不到。”

他说：“我知道。但我受不了了。”

他背着包走了，消失在戈壁滩的尽头。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堵得慌。

第四十天，库尔班又找我喝酒。这回他带了羊肉，用报纸包着。

“小马走了？”

“走了。”

“可惜。再忍十天，就能拿钱。”

我说：“他忍不了。”

库尔班叹气：“年轻人，沉不住气。你不一样，你能忍。”

我说：“我不是能忍，我是没办法。我爹等我拿钱回去买药。”

库尔班拍拍我肩膀：“好人有好报。”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库尔班扶我回工棚，我躺在铺上，看着彩钢瓦的顶棚，眼泪流下来。我不是委屈，我是想家。想我爹，想我弟，想湖北老家的稻田。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下地。太阳升起来，戈壁滩一片金黄。我爬上采棉机，发动，挂挡。采棉头嗡嗡转起来，棉花一朵一朵吞进去。

我告诉自己：再忍十二天。

第五十二天，结账。赵德贵报出一万八千六。我拿出小本子，他脸色变了。我拿出手机视频，他瘫在椅子上。

最后他数了七万四千八，推过来。

我数完钱，走出彩钢房。库尔班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酒。

“喝了再走。”

我接过来，一口喝干。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库尔班拍拍我肩膀：“好样的。回家吧。”

我点点头，往车站走。路过棉花地，艾力正站在地头等我。他递给我一袋馕。

“路上吃。”

我接过来，从包里数出两千块塞给他。

“干啥？”

“你帮了我，这是谢你的。”

艾力把钱推回来：“不要。你家里用钱的地方多。以后有机会，再来新疆，我请你吃肉。”

我没再推，把钱收好，冲他点点头。

长途汽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棉花地越来越远。手机响了，是老爹。

“建军，钱收到了。你啥时候回来？”

“快了，爹。我给你和弟弟买了东西。”

老爹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里带着咳嗽。我攥着手机，眼睛有点酸，但没哭。

五十二天，七万四千八。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这一趟，我学会了一件事——该忍的时候忍，该争的时候，一步也不能让。

（第九章）结账那天的风

第五十二天，北疆起了风。

早上起来，天灰蒙蒙的，戈壁滩上的沙子被风卷起来，打在脸上生疼。我把采棉机擦干净，停在指定位置。赵德贵昨晚通知，今天下午结账。

我回工棚收拾东西。铺盖卷好，脸盆牙刷装进蛇皮袋。库尔班坐在门口，看我收拾。

“今天结账？”

“嗯。”

“小心点。赵德贵这人，最后关头爱耍花样。”

我说：“知道了。”

中午，我吃了最后一顿馕。艾力过来，递给我一个塑料袋。

“啥？”

“路上吃的。馕，还有两个苹果。”

我接过来，塞进包里。

“艾力，你帮我这么多，我真不知道咋谢你。”

“谢啥。”他摆摆手，“你走了，我也快走了。棉花季结束了。”

我问：“你明年还来？”

“来。但赵德贵这儿，我不来了。”

我说：“那你去哪儿？”

“去南疆。我表哥在那边包地，缺人。”

我点点头。

下午两点，我走进赵德贵的办公室。彩钢房里闷热，风扇嗡嗡转着。赵德贵坐在桌后，面前放着一沓钱和一个账本。他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笑。

“来，算账。”

我坐下来。他把账本翻开，拿笔划拉。

“你干了五十二天，总共……我看看。”他一边翻一边说，“扣掉不合格亩数，扣掉油钱损耗，扣掉机器磨损……”

我打断他：“赵老板，油钱和机器磨损说好算你的。”

“我说算我的，但你没爱惜机器，这得另算。”

他继续划拉，最后把账本一推：“总共一万八千六百块。”

我心里早有准备，但还是问：“我干了至少四千亩，按十八块一亩，应该是七万多。你扣了我多少？”

“你自己看。”他把账本转过来。

我没看，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小本子。

“赵老板，我这五十二天，每天收多少亩，你扣多少亩，我都记着。你自己看看。”

他翻开本子，一页一页。日期、亩数、扣数、他的原话，记得清清楚楚。

“你……你记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怕自己忘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账本合上：“建军，这样，我再给你加两千，两万零六百，行不行？”

我摇头。

“那你想怎样？”

“按说好的算，七万四千八百块。你扣的，你得说出理由，说不出来，就得给。”

赵德贵站起来，拍桌子：“你威胁我？”

我也站起来，比他高半个头。我没说话，从兜里掏出手机，点开视频。视频里是他那天说“这片地不合格全部扣掉”的画面，清清楚楚。

“赵老板，这个视频，我表哥已经发给劳动监察了。你要是现在结清，我就撤回来。”

赵德贵脸一阵白一阵红，手指头指着我：“你……你早就准备好了？”

“我没想闹。是你一步一步逼的。”

他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最后从抽屉里又拿出一沓钱，数了数，推过来。

“七万四千八，你数数。”

我数了，一分不少。我把钱装进包里，转身往外走。

“李建军。”他在身后叫住我。

我回头。

“你行。我在这干了十年，头一回栽在一个外地小子手里。”

我没笑，也没得意。我只是说：“赵老板，不是我要跟你过不去。你少扣点，少坑点，大家都能好好过日子。”

推开门，戈壁滩的风灌进来。沙子打在脸上，生疼。我掏出手机，给表哥发了条短信：结了，一分不少。

表哥回：好样的。回家路上小心。

我深吸一口气，往车站走。路过棉花地，艾力正站在地头等我。他递给我一袋馕。

“路上吃。”

我接过来，从包里数出两千块塞给他。

“干啥？”

“你帮了我，这是谢你的。”

艾力把钱推回来：“不要。你家里用钱的地方多。以后有机会，再来新疆，我请你吃肉。”

我没再推，把钱收好，冲他点点头。

长途汽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棉花地越来越远。手机响了，是老爹。

“建军，钱收到了。你啥时候回来？”

“快了，爹。我给你和弟弟买了东西。”

老爹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里带着咳嗽。我攥着手机，眼睛有点酸，但没哭。

五十二天，七万四千八。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这一趟，我学会了一件事——该忍的时候忍，该争的时候，一步也不能让。

（第十章）回家的路

从北疆到湖北，三千多公里。

我坐长途汽车到乌鲁木齐，再转火车。买的是硬座，两天两夜。包里揣着七万四千八，我不敢睡，把包抱在怀里，眼睛盯着窗外。

火车上人多，过道里站着人，厕所门口排着队。我旁边坐了个老汉，六十多岁，去武汉看儿子。他问我：“小伙子，去哪儿？”

“孝感。”

“回家？”

“嗯。”

“干啥去了？”

“新疆采棉花。”

老汉眼睛亮了：“采棉花？听说那边工资高。”

我说：“高是高，但得看老板。”

“你挣了多少？”

我没说具体数，只说：“够家里用。”

老汉点点头：“那就好。出门在外，不容易。”

我没再说话，靠着窗户看外面。火车过了嘉峪关，戈壁滩慢慢变成黄土高原，再变成平原。田里的稻子黄了，有人在收割。

到了孝感，已经是第三天早上。我背着蛇皮袋走出车站，看见老爹站在出口。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

“爹。”

“回来了。”

他接过我的蛇皮袋，我拎着包。我们一前一后往家走。路上他没问我挣了多少，我也没说。走到村口，他停下来。

“你弟考上大学了。”

我愣了一下：“啥时候的事？”

“上个月。通知书来了，他没跟你说。”

“为啥不说？”

“怕你担心学费。”

我站在村口，看着远处自家的瓦房。屋顶的烟囱冒着烟，我弟应该在做饭。

“爹，学费我出。”

老爹回头看我，眼睛有点红：“你挣了多少？”

“七万四千八。”

老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干透的橘子皮。

“好。好。”

回到家，我弟在灶台前忙活。看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跑过来，接过我的包。

“哥。”

“嗯。”

“你瘦了。”

“新疆饭不好吃。”

他笑了。我拍拍他肩膀：“学费的事，你别操心。哥给你出。”

他没说话，低头去灶台前盛饭。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起五十二天前，我蹲在采棉机旁，给表哥发短信。那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钱，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现在我知道了。

晚上，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听着窗外稻田里的蛙叫。手机响了，是艾力。

“到了？”

“到了。”

“钱拿到了？”

“拿到了。”

“好。我明年去南疆，到时候给你打电话。”

“行。你来湖北，我请你吃热干面。”

艾力笑了，挂了电话。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五十二天，七万四千八。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这一趟，我学会了一件事——该忍的时候忍，该争的时候，一步也不能让。

（第十一章）弟弟的学费

我弟叫李建国，比我小四岁，今年考上了武汉的大学。

我回家的第二天，他把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看。红色的封皮，上面印着校徽和校名。我翻开，看到学费那一栏：六千八。

“哥，太贵了。我不去了。”

“为啥不去？”

“家里没钱。爹的药钱还没结清。”

我说：“钱的事你别管。哥这次挣了七万多，够你交学费。”

他看着我，眼睛红了：“哥，你在新疆是不是吃了很多苦？”

我说：“没啥苦的。就是开机器，一天十二个小时。”

“你瘦了。”

“瘦点好，健康。”

他没再说话，低头把通知书收好。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起我十六岁那年，成绩不好，没考上高中，跟着村里人去广东打工。我弟比我聪明，从小成绩就好。我爹说：“建军，你弟是读书的料，你得供他。”

我说：“我知道。”

那天下午，我去镇上给爹买药。药店的老板认识我，问：“建军，新疆回来了？”

“回来了。”

“挣了不少吧？”

“够用。”

我买了三个月的药，花了一千二。又去银行，给我弟转了七千块学费。剩下的钱，我存了定期，留着以后用。

晚上回家，我弟在灶台前做饭。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新疆的星星比湖北亮，戈壁滩上没有灯，天一黑，满天都是星。那时候我躺在工棚里，看着星星，想家。现在我在家里，看着星星，想新疆。

我爹从屋里出来，坐在我旁边。

“建军，这次去新疆，是不是受了不少气？”

我说：“没啥。都过去了。”

“你表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在那边被人扣钱，是你自己想办法要回来的。”

我说：“嗯。”

“你长大了。”他拍拍我的肩膀，“以前你脾气急，现在能忍了。”

我说：“忍不是办法。该争的时候还得争。”

他点点头：“对。忍是本事，争也是本事。”

那天晚上，我和我爹坐在院子里，聊了很久。他跟我说他年轻时候的事，去修水库，被人欺负，忍了一个月，最后找工头理论，把工钱要回来了。他说：“那时候我就知道，人不能光忍，也不能光争。得看准时候。”

我说：“爹，你咋不早跟我说？”

他笑了：“早跟你说你也不听。你得自己经历过，才知道啥叫看准时候。”

我点点头。

第二天，我弟去学校报到。我送他到镇上坐车。他背着书包，拎着蛇皮袋，站在站牌下。

“哥，我走了。”

“嗯。好好读书。”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

车来了，他上车，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开动的时候，他冲我挥手。我站在站牌下，看着车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路尽头。

我掏出手机，给表哥发了条短信：哥，我弟去上学了。学费交了。

表哥回：好。你爹的药钱够吗？

我说：够。

表哥说：那就好。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说：行。

我收起手机，往家走。路过稻田，稻子黄了，有人在收割。我站在田埂上，看着远处的村子。五十二天前，我从这里出发，去了新疆。现在我回来了，带着七万四千八，和一身尘土。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这一趟，我学会了一件事——该忍的时候忍，该争的时候，一步也不能让。

（第十二章）戈壁滩的棉花还会开

回湖北一个月后，我收到艾力的短信。

“赵德贵被查了。”

我愣了一下，回：“咋回事？”

“劳动监察去了他办公室，查了账本。听说不止你一个，还有好几个司机告他。”

“谁告的？”

“阿卜杜拉。你走了之后，他去找劳动监察，说你的事。劳动监察的人说，李建军那个案子已经结了，证据确凿。阿卜杜拉就把他自己的事也报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赵德贵咋样了？”

“罚了钱，停了采棉资格。明年棉花季，他不能干了。”

我把手机放下，走到院子里。我爹在晒太阳，我弟在屋里看书。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稻田。

新疆的棉花地，这时候应该已经翻耕了。戈壁滩上，棉花秆被犁进土里，等来年春天再种。赵德贵的地，明年会换人包。艾力去了南疆，库尔班还在北疆。阿卜杜拉拿回了他的钱。

我掏出手机，给艾力回了一条：“你也小心。南疆那边，老板可能也不一样。”

艾力回：“知道。我现在会记本子了。”

我笑了，回：“那就好。”

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翻出那个小本子。五十二天的记录，一页一页。日期、亩数、扣数、赵德贵的原话。我翻到最后，看到自己在最后一页写的那个数字：52。

我合上本子，把它放进抽屉里。这个本子，我不会扔。以后不管去哪儿干活，我都会记。记工，记账，记老板说的话。这是我在新疆学会的。

五十二天，七万四千八。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这一趟，我学会了一件事——该忍的时候忍，该争的时候，一步也不能让。

戈壁滩的棉花，明年还会开。白色的棉朵，铺到天边。我可能还会去，也可能不去。但不管去哪儿，我都会记得——艾力递来的那张纸条，库尔班的那碗酒，表哥在电话那头说的那句“证据够就能赢”。

这些，比七万四千八更值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