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4年回单位局长没欢迎，我沉默3月组织部来电：调任县委副书记

沉默的三个月

我叫周远，今年四十二岁。四年前，我主动报名援藏，去了日喀则下面的一个县，在县发改委挂了个副主任的职。走的时候局里开了欢送会，局长赵德明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同事们举着茶杯跟我碰杯，说“周科长高风亮节”。四年后我回来了，局里什么也没开。

报到那天是三月中旬，北京刚停暖气，楼里阴冷冷的。我早上八点半到单位，穿着那件在西藏穿了四年的深蓝色冲锋衣，拉链拉到下巴，手里提着一个旧旅行包。进了办公楼大厅，门卫老孙抬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说：“周科长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他说：“瘦了。”我说：“那边伙食不行。”我往电梯走，听见他在后面跟另一个保安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

上了五楼，走廊里静悄悄的，几个人从办公室门口探了探头，看见是我，点了个头又缩回去了。我走到人事科，敲了敲门。科长李红在打电话，看见我进来，朝我摆了摆手，意思是坐。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等她。她那个电话打了足足十分钟，聊的是她闺女上哪个兴趣班的事。挂了电话，她转过脸来，脸上挂着笑，说：“周远回来了？手续都带齐了？”

我把援藏的鉴定材料、考核表、组织关系介绍信一张一张摆在她桌上。她翻了翻，说：“行，放我这吧。你原来科里的位置现在是小王在坐，你先去政策法规科那边，那边有个空位。”

政策法规科在走廊最东头，是一间朝北的小办公室，里面两张桌子，一张堆满了旧文件，另一张空着。我进去的时候，对面坐着一个刚来不到一年的小姑娘，叫小刘，扎着马尾，看我进来有点慌，站起来说：“周老师好。”我说：“你坐，别客气。”

她把桌上那堆旧文件挪了挪，给我腾出半张桌子。我擦干净，把我的旧茶杯搁上去，打开电脑，登录OA系统，发现我的账号已经被调整到了政策法规科，岗位是“主任科员”，非领导职务。我在西藏干的是发改委副主任，分管项目审批，回来变成了一个连具体分工都没有的主任科员。

我没说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坐。小刘有活儿干，打字、归档、收发文件、给领导送材料。我坐在她对面，翻看以前积压的文件，把政策法规汇编看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实在没事干，就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看楼下的车棚里密密麻麻的电动车，看对面街道的行道树从光秃秃的枝丫慢慢抽出绿芽。

局里的同事进进出出，很少有人来政策法规科。偶尔有人来送文件，看见我坐在里面，会愣一下，说一声“周远你在这儿呢”，然后放下文件就走了。没有人跟我多聊，没有人问我西藏那边怎么样，没有人跟我讲这四年局里发生了什么。我像一个被按了静音键的人，坐在那间朝北的小办公室里，被这个单位默默地咽了下去，没发出一点声音。

赵德明局长一直没叫我。

我在楼里碰到过他两回。第一回是在电梯口，他正跟一个处长说话，看见我，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声“回来了？”，没等我回答，又转过头继续跟那个处长说话。电梯来了他进去，门关上之前没再看我一眼。第二回是在食堂，他端着餐盘从打饭窗口走过去，看见我在角落里坐着，目光扫过来，停了一瞬，然后就转开了。他打了饭，去了小餐厅——那是局领导吃饭的地方。

我在单位干了十五年，援藏之前是固定资产投资科的科长。那个科是局里最忙的科，管项目、管资金、管审批，一年到头有人请客吃饭，有人递烟递酒。我走之前把那摊子事交给了副科长王涛。王涛比我小五岁，脑子活，会来事，我走之后听说他升了科长，又听说他跟赵局长走得近，是局里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

我回来之后碰见过王涛两回。第一回是在走廊里，他夹着文件袋从对面走过来，看见我，脸上挂出一副笑容：“周哥回来了？西藏那边辛苦吧？”我说：“还行。”他说：“改天请你吃饭。”然后点点头就走了。那个“改天”到现在也没来。第二回是在厕所里，他站在小便池前面，我进去，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站在他旁边，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位置，谁也没开口。小便池上的感应器发出单调的嗡嗡声，水哗哗地流。他先走，洗了手就出去了，没回头。

那之后我就彻底静下来了。

每天早上八点半到，擦桌子，泡茶，看文件。中午去食堂吃饭，找角落里的位置坐。下午五点下班，拎着包走。小刘有时候会小心翼翼地跟我说两句话，问我西藏那边是不是特别缺氧，问我怎么回来的。我就简单说几句，她听着，点点头，又埋头干活了。她是局里唯一还跟我说话的人。

有天下班的时候，我在楼下自行车棚里碰见隔壁科室的老张。老张在局里干了快二十年，还是副科级，一辈子没升上去，但人实在。他正低头开自行车锁，看见我，站起来，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压低声音说：“周远，你得罪谁了？”

我说：“怎么了？”

他左右看了一眼，说：“你回来三个月了，局里什么安排都没有。赵局长那边——你是不是没去汇报？”

我说：“汇报什么？”

他叹了口气，说：“西藏回来的干部，按规定都要安排相应的职务。你走之前是科长，回来至少也得是科长吧。局里把你撂在政策法规科那种地方，明摆着是在晾你。”

我说：“晾就晾吧。”

老张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骑上自行车走了。

我站在自行车棚里，看着他的背影拐出大院门口。三月的风从楼缝里灌下来，凉飕飕的，吹得车棚顶上的铁皮哗啦啦响。我把外套拉链往上拉了拉，往公交站走去。

那三个月里，我没有去找赵局长汇报过一次。有人劝我去，有人说我傻，有人暗地里看笑话。我都没动。在西藏那四年，我学会了一件事：有些东西等不来，有些东西争不来。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方，空气稀薄，人喘气都费劲，你想争点什么，身体先扛不住。我学着什么都不争，把眼下的活干好就行了。

可我也不是一点没想过。夜里躺在出租屋的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白天那些沉默。赵局长点头时的那个眼神，王涛在厕所里不说话的背影，人事科李红接电话时的那种漫不经心。我想过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走之前赵局长拍我肩膀的时候明明还是热络的，四年时间能把一个人忘得这么干净？还是说这四年里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些。我老婆问起来，我说挺好的，新岗位清闲。她看我的眼神里有怀疑，但没追问。她跟我过了十五年，知道我这人什么都往肚子里咽。

到了六月中旬，天开始热了。政策法规科那间朝北的屋子下午被西晒晒得闷热，我找行政科要了个电扇，呼呼吹着。小刘那几天请了假，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我把积压了三年的旧文件整理了一遍，又给政策汇编做了个目录，用订书机装订成册放在书架上。没事找事干，把书架上的灰擦了两遍。

六月十六号那天下午，我正在给文件盒换标签，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北京座机，号码是六二几开头。我接起来，对方声音很客气：“请问是周远同志吗？”

我说：“我是。”

“我这边是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有一份调任函需要你确认一下，你方便记一下吗？”

我手里的标签掉了。

省委组织部。调任函。我蹲在地上捡起那张标签，把它搁在桌上，拉过椅子坐下来。我说：“您说。”

电话那头念了一串信息：调任函编号、拟任职务、任职单位、生效日期。每个字我都听见了，可组合在一起半天没反应过来。他念完了，问我：“周远同志，你这边确认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周会正式发文。”

我说：“确认。”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攥着那支写标签的记号笔，笔帽没盖，笔尖在手指上洇了一道黑印子。

调任函上写的拟任职务是：平川县委副书记。

平川是省里一个中等规模的县，离北京两百多公里。县委副书记，副处级。我在局里是正科，援藏回来应该安排副处，可局里一直没动静。我以为自己被忘了，没想到组织部没有忘。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调任函的事跟我老婆说了。她正在炒菜，手里的铲子停在半空，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把火关了，锅铲搁在灶台上，问了一句：“真的？”

我说：“真的。下周正式发文。”

她没说话，眼圈先红了。她走过来，用围裙擦了擦手，又擦了擦眼睛，说：“周远，你这三个月，一个字都没跟我说。”

我说：“我不想让你跟着难受。”

她拍了我一巴掌，力气不大，落在肩膀上，她说：“你是木头啊。”

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很小，可它是这三个月来我脸上最真的一次。

一周后，正式文件下来了。局里办公室转发了通知，抄送各科室。那天早上我照常八点半到单位，走到五楼，看见走廊里几个同事站在那里说话，看见我来了，都住了嘴。我走过去，他们让开一条道，有人跟我点了点头。

王涛站在他办公室门口，手里端着茶杯。我经过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像要说话，最终没说出口。我朝他点了一下头，过去了。

我走到政策法规科，打开门，小刘已经在里面了。她看见我进来，站起来，脸上的表情又惊又喜：“周老师，我看到文件了！您要去当县委副书记了？”

我说：“嗯。”

她说：“那您什么时候走？”

我说：“下周三报到。”

她哦了一声，低下头去整理文件，整理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说：“周老师，您那盆绿萝要不要带走？您养了三个月了。”

那盆绿萝是我刚来的时候从家里搬过来的，搁在窗台上，朝北的窗户采光不好，长得蔫蔫的，藤蔓细细黄黄的垂下来。我看了它一眼，说：“放这儿吧，给你养。我那边安顿好了再买新的。”

那天下午，赵德明局长来找我了。

他在我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来，脸上挂着那种我熟悉的笑。小刘识趣地站起来往外走，把门带上了。

赵德明在我对面坐下，环顾了一下这间朝北的小办公室，又看了看我桌上那摞整理得整整齐齐的文件。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周远，你不够意思。”

我没接话。

他说：“组织部那边调你，事先也不跟局里通个气。我这当局长的，最后才知道。”

他的语气像是在开玩笑，可我听得出来那里面有一层别的东西。我说：“赵局长，是组织部直接联系我的。”

他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下，又说：“你回来这几个月，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好好聊聊。你也知道我这边事多，一直没顾上。没想到这么快……”

他没往下说了。坐在那儿，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指头轻轻敲着。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平川那边情况复杂，你去了多注意。”

我说：“谢谢赵局长。”

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他的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周远，你这个人，是能干事的。”

门关上了。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那棵行道树的叶子在风里晃。六月的阳光照在树叶上，绿得发亮。

走的那天是个周三，天很热。我拎着一个旅行包从出租屋里出来，坐地铁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去平川的票。上车之前，我站在候车厅门口给老张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走了。老张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周远，好好干。你那边稳了，有空回来坐坐。”

我说：“行。你保重。”

挂了电话，我进了候车厅，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阳光白晃晃的，候车厅里人来人往，有扛着编织袋的民工，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戴着耳机的大学生。广播里在报站，一个女声念着各种地名，一个一个念过去。

大巴车上了高速，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楼群渐渐变成了平原上的农田，玉米地一块一块地铺过去，远方的村庄在热浪里浮着。我靠着椅背，看着窗外掠过的电线杆和树影，想起四年前去西藏的时候也是坐大巴去机场，那时候满心都是壮怀激烈，觉得自己要去干一番事业。四年后回来，什么都没干成，又被撂了三个月。

现在想起来，那三个月也没白过。我坐在那间朝北的小办公室里，把积了三年的旧文件翻了一遍，把散落的政策汇编重新装订成册，把文件架擦得干干净净。那三个月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有些时候你能做的只有等，等的时候别把自己荒废了就行。

大巴下了高速，拐进国道，路两边出现了平川县的界碑。灰色的石碑上刻着红色的字，从车窗外一闪而过。前面是一个小县城，楼不高，路不宽，可看着挺齐整，沿街的店面都开着门，有人骑电动车穿过马路，有小孩在路边追着跑。

大巴停在了县汽车站。我提着包下了车，站在车站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抬头看了看天。七月的天蓝得发白，云彩一丝一丝的，太阳毒辣辣地照下来。我抬手遮了一下眼，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尘土的味道、汽油的味道、路边摊上煎饼果子的味道，混在一起，热腾腾的。

我拎着包往前走，走了几步，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一个号码，犹豫了一下，按了下去。

电话接通了，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喂？”

“妈，”我说，“我到平川了。”

我妈的声音立刻紧起来：“到了？路上累不累？那边条件咋样？你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别光顾着工作——”

我说：“妈，挺好的。我安顿好了给你打电话。”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拎着旅行包继续往前走。县城的街道不长，走了十几分钟就到了头。路的尽头是一座桥，桥底下是一条河，河不宽，水不急，在太阳底下闪着碎碎的光。桥那边是县委大院，灰色的院墙，门口站着一个保安，正靠在岗亭的窗户上打盹。

我走到桥中间，停了一下。脚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不紧不慢的。我扶着桥栏，把旅行包搁在脚边，看着那河水往下游淌，淌过县城，淌过农田，淌向我看不见的远方。

站了一会儿，我拎起包，下了桥，朝县委大院走去。走到岗亭前面，保安醒了，揉着眼问我找谁。我说：“我姓周，来报到的。”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看了看我手里的旅行包，拿起电话拨了个号，说了几句，然后放下电话，从岗亭里出来，说：“周书记，您跟我来。”

他把大门打开了，侧身让我先进。我迈过那道门槛，脚底下是干净的水泥地，两旁种着两排冬青，绿油油的。前面的办公楼不高，四层，灰白色的墙面，门口挂着几块牌子，其中一块写着“中国共产党平川县委员会”。

我走到楼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在身后延伸出去，桥还在那儿，河还在流，县城的老房子一片一片地铺开，在午后的阳光里安静地趴着。天很高，云很淡，远远的地方有山，山尖隐在热浪里，模模糊糊的，像用铅笔轻轻勾了一道边。

我转过身，推开楼门走了进去。走廊里暗暗的，凉快得很，空气里有纸张和茶叶的味道。一个中年男人从旁边办公室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来：“周远同志？欢迎欢迎，我是县委办的李志刚。”

我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很有力，握了两下，说：“办公室给你安排好了，在三楼。我带你去。”

我跟在他后面上了楼。楼梯是水磨石的，踩上去咯噔咯噔响。三楼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开着，里面亮着灯，桌子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藤蔓垂在文件柜上，比我原先那盆长多了。

李志刚说：“这盆花是前头一个副书记留下的，养了好几年了，没人舍得扔。你来了正好，办公室有点绿色。”

我走到桌子前面，伸手摸了摸那片绿萝的叶子，滑滑的，凉凉的，上面还沾着一点水汽，像是刚浇过水。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打在叶子上，泛着一层细细的光。

我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椅子是旧的，坐垫塌了一块，可坐着挺稳当。我拉开抽屉，里面空的，干干净净的，只有一支圆珠笔，不知道谁落下的。

李志刚在门口说：“周书记，你先歇一歇，下午三点有个会，我到时候来叫你。”

我说：“好。”

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远了。我坐在椅子上，看着那盆绿萝，又看了看窗户外面的天。天很高，太阳很亮，七月的平川县城在午后的安静里慢慢地过着。我掏出手机，给老婆发了条短信：“到了。办公室挺好的。还有一盆绿萝。”

她回了一个笑脸。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靠着椅背，闭上眼睛。四年前离开北京去西藏的时候，也是七月。四年一个轮回，我又在七月的太阳底下，坐在了一间新的办公室里。桌上的绿萝安安静静的，叶尖上挂着那一颗水珠，亮晶晶的，像是等了我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