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9月12日，“文津讲坛”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系列讲座第十讲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开讲。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福美以“杯中世界——洋酒与近代中国日常生活变迁”为题，带来一场在全球史与日常生活中穿梭的文化盛宴。高福美研究员从贸易殖民、市场版图、知识建构、消费主体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洋酒如何从“仅供西人饮”的外来商品，逐步渗透进近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殖民扩张的特殊工具
高福美指出，在欧洲殖民扩张中，烈酒是一个特殊工具。在北美，白兰地成为与印第安人交换毛皮与土地的重要媒介；在墨西哥，殖民者通过麦斯卡尔酒制造制度性依附。朗姆酒的命运尤为典型——英国将其纳入军事管理体系，规定每日定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1970年。而朗姆酒更是大西洋三角贸易的主力商品之一：殖民者用朗姆酒和烟草等物品换取非洲奴隶，这些奴隶又被运往热带地区的种植园从事生产。截至奴隶贸易结束时，被贩卖至美洲的非洲奴隶超过900万人。
进口额四十年增长逾四十倍
洋酒入华可溯至明中后期，但真正的市场扩张发生在晚清以降。据《中国进口贸易》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洋酒进口值仅19万两，至民国十七年（1928）已达820万两，四十余年增长逾四十倍，从边缘商品跃升为重要进口品类。
最初洋酒“专供西人饮用”，民国后“国人奢侈日增，通都大邑，宴会时动以白兰地、威士忌等酒飨客”。1934年，上海一地洋酒消耗占全国三分之一；20世纪20年代，大连每年消费洋酒总额约70万元；昆明的宴会场合亦“酒必洋酒”。
以养生之名打开市场
洋酒如何突破中国传统饮酒习惯？高福美揭示了一条精妙策略——养生话语与商业利益紧密共生。1904年，康有为游历德国时对啤酒的口感大加赞誉。1910年《申报》载白兰地配樟脑有防疫之用。1912年《申报》报道称饮用烈酒地区肺病率极低。1941年《世界文化》杂志刊载的《威士忌的功用》称“威士忌是最便宜、最有效的镇痛剂”。李鸿章进行“铁酒实践”（生牛肉汁、铁精、波特酒），认为其专补气血，有益精力。
从知名人士的个体实践，到报刊广告的加速传播，再到专业人士的权威背书，及至从药用到养生的功能转向，养生话语推动了洋酒从奢侈品转型为日常消费品，实现了从权势精英到普通市民的全社会渗透。
身份象征与性别突围
洋酒消费具有鲜明的阶层分化特质，不同社会等级对应截然不同的品类选择与消费场景。官宦富商阶层出入高档社交场所，钟爱蓝带马爹利、斧头牌三星白兰地；中产阶层在家庭聚餐中偏好白兰地、威士忌、香槟与啤酒；平民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则通常饮用价格低廉的伏特加。
传统女性长期被排斥在饮酒之外，而洋酒广告常以女性形象为视觉核心，频繁呈现摩登女郎轻晃高脚杯的形象，将商品消费与性别叙事深度绑定，悄然完成了女性从酒桌陪客到消费主体的身份重构。洋酒消费的合法化过程，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身体、性别与文明的话语竞争。
结语
洋酒进入中国，不仅是物的流动，更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烈酒的流通史，始终交织着权力、贸易与文化的复杂博弈——这正是高福美在《赤焰琼浆：烈酒的全球史》一书中着力呈现的核心图景。
该书作为“陆海书系·物的流动与全球史丛书”中的一本，遵循以物观史、以小见大的学术路径，为理解日常之物如何塑造世界提供了鲜活样本。
澎湃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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