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书？孙玉良：狠批精致利己势在必行

文｜孙玉良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一百多年前，人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911年，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的修身课堂上，魏校长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当时有人回答“为寻求出路”，有人回答“为发财致富”。而当时年仅13岁的周总理给出了响亮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穿越百年，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追问“现在还有几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书”时，答案恐怕不容乐观。

我相信给出同样答案的人，是微乎其微的。“为中华之崛起”这个命题，在今天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外部的封锁与打压，而是一种弥漫于校园与职场的“精致利己主义”。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这个诊断，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钱理群进一步指出，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学习逻辑”：读书是为了获取交换的筹码，知识是向上流动的阶梯，而“家国”“责任”“担当”这些词，不过是面试时恰到好处的点缀。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底色是“利他”，而精致利己主义的核心是“利己”。许多人学习的目的，掌握更多知识技能以期望让自己活得尽可能好一些而已，他们不关心国家，不关心民族，甚至以“润”到外国视为成功。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嘲笑“爱国主义”，认为傻子才“爱国”。当前的道德滑坡到什么地步，是相当触目惊心的，“老人倒了扶不扶”成为社会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精致利己者未必是“坏人”，他们可能成绩优异、能力出众、待人礼貌。但当一己利益成为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当“为他人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被视为一种“投资”，这样的人即便掌握了再多的知识，也不会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推动者，而可能成为体制内部精明的蛀虫。贪官污吏是赤裸裸的腐败，而精致利己者是制度性的腐蚀。他们披着“合规”“专业”“理性”的外衣，用规则漏洞谋取私利，用表演忠诚换取晋升，用“为公”之名行“利私”之实。当这样的人占据关键岗位，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就会悄然改变：公务人员打着“为人民服务”之名，行“把公共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本”之实。

这就是我呼吁必须狠批精致利己主义的原因所在，从小学到大学，乃至整个社会，都要狠批“精致利己主义”，重拾共产主义信仰。中华民族的崛起，不需要精致利己主义，而需要另一种人。他们是那种把“小我”放进“大我”里的人。这样的人读书，不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更是为了改变更多人的命运。他们追求专业上的卓越，但不把专业当作议价的筹码。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职尽责，是因为深知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每一处缝隙都需要有人去填补，而非因为这条路径能最快抵达个人的“粮仓”。

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应该是那种把“知”转化为“行”的人。他们知道国家面临什么问题，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们不满足于在网络上指点江山，不满足于用批判来标榜清醒。他们愿意俯下身子，在实验室里、在讲台上、在田埂间、在代码中，一砖一瓦地去建构。当今这个时代，实际上更需要那种仍然把“中华之崛起”当作自己读书目的的人。这听起来像一句口号，但它的内核是真实的：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有限，但如果你所做的事与一个更长久的事业相连，你的努力才会有超越个体生命的意义。

当然，我们不能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简化为某种道德绑架，要求每一个年轻人都不计个人得失。个人追求合理的生活、体面的收入、稳定的未来，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唯一”二字。 当一己利益成为唯一的驱动力，当个人成功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当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普遍性地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和对共同体的责任感，这个社会的精神根基就开始松动了。以“精致利己主义”为信仰是建不成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更不会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初心绝不是人人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这种思潮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南辕北辙。周总理在13岁时能说出那句话，不是因为他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更真实的东西：如果“中华”不能崛起，个人的“出路”和“财富”终究是沙滩上的城堡。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个道理并未过时。

我呼吁狠批精致利己主义，并不是要否定个人奋斗，而是要把“奋斗”的目标从“占有”拉回到“创造”，从“我得到了什么”拉回到“我贡献了什么”。这很难，但一个民族的崛起，从来不靠精致的算计，而靠一批又一批不那么“精致”的人。他们愿意读书，愿意担当，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国家的年轮里，而非仅仅写在存折和个人履历上。只有扭转了这种畸形的思潮，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