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辛亥首义“第一炮”邓玉麟被错杀：76岁将军最后的人生

1951年的一天，湖北巴东野三关，一个76岁的老人被处以极刑。

老人姓邓，叫邓玉麟。

这个名字，当时大概没有多少人注意。山里的人照常过日子，该下地下地，该赶集赶集。可要是把日历往前翻四十年，你再看这个邓玉麟，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1911年10月10日晚上，武昌城里乱成一团，枪声不断，雨也下着。南湖炮队终于发动，邓玉麟带着人拖着大炮进城，又把炮拖上蛇山。炮架好了，炮口朝着湖广总督署。那一晚上，炮声传得很远。清朝在武昌的统治，就是在这样的炮火里垮下去的。资料里对他的评价并不含糊，说他是武昌首义重要的组织者、联络人和指挥者，还把他称作“首义第一炮”。

可是四十年之后，他却因为“组织反革命暴动”被处死。

再过三十一年，1982年，巴东县人民法院复审，宣告邓玉麟无罪。

很多历史故事讲到这里，喜欢来一句“真是令人唏嘘”。这几个字其实挺省事，什么都说了，又等于什么都没说。

邓玉麟这一辈子，哪里只是“唏嘘”两个字能装下的。

我倒觉得，讲这个人，应该从他的最后几年往前讲。因为晚年的邓玉麟，和照片里那个穿军装的将军，看上去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1940年，他回到巴东野三关石桥坪老家。从此没有再回到军队，也很少再出现在大时代的中心。他已经60岁上下，打过那么多仗，当过那么大的官，后来却安安静静住在山里，乡里人都知道这是一位老将军，也都知道他脾气厚道，愿意帮乡里做些事情。

有材料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呼，说他是“将军农民”。

我挺喜欢这个说法。

将军还是那个将军，农民也确实成了农民。头衔在人的一生里其实不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觉得中将两个字很重，到了老年，可能还不如家里一张饭桌、一块屋檐重要。

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他没有接受拉拢，后来辗转武汉、重庆，还办过烈士遗孤教养所、革命子弟学校，也做过养蜂和煤矿等实业。折腾了半辈子，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1949年，时代又走到了一个路口。

解放军西进的时候，当地有一支部队还在观望。张嗣臣率部驻扎一带，不肯马上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这个时候有人想到邓玉麟。为什么找他？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个老人说话有人听。

邓玉麟没有站在旁边看。他出面劝说，又亲自参与谈判，最后张嗣臣率一千多名官兵到白沙坪八字岩投诚。到了1950年，邓玉麟还参加了巴东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如果事情到这里结束，人生其实还算有个不错的收尾。

偏偏没有。

1951年，他被处死。

后来平反。

关于他最后那天究竟说了什么，现在流传着一些说法，但你仔细看手里的材料，找不到一份足够扎实的原始记录。所以我不愿意替他编一句“最后的遗言”。历史人物最怕这个，明明一辈子已经够传奇了，后人还非得给他安排一句特别漂亮的话，好像不说一句惊天动地的话，英雄就不够英雄。

其实没这个必要。

一个人的性格，早就写在他一辈子的选择里。

邓玉麟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父兄早亡，后来连母亲也去世了。最难受的一段，是母亲下葬的时候，连一块安稳的地方都找不到。材料里记着，他那时候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百姓连死后都没有容身之地，这个世道如果不改变，又怎么过日子。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不一定有什么完整的政治抱负。那时候的他，恐怕连革命这个词都还说不上几遍。他只是碰见了自己的难处，然后第一次觉得，问题可能不全在自己。

后来，他跑到宜昌投军。

这一跑，人生就改道了。

张之洞办新军，他进了新军，后来到了武昌，进入炮八标。1909年前后，他加入共进会。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不完全在“敢打”，而在“会办事”。

革命最缺什么？

说起来有点俗，就是缺人，缺钱，更缺能够把人和人之间串起来的人。

邓玉麟恰好很擅长这个。

1911年春，他奉孙武之命回到武昌，专门在新军营房附近开了一家“同兴酒楼”。听着跟革命八竿子打不着，其实这家酒楼就是一处秘密联络点。士兵出入这里，他就在这里认识人、发展人、传递消息。

他名义上是经理，实际上很多事都亲自做。没钱请人，就自己当堂倌。材料里甚至记过一段很窘迫的生活：衣服都拿去典当，几个人轮换着穿，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这件事说起来不如“炮轰总督署”那么有戏剧性，可我觉得，真正懂历史的人反而应该多看看这种细节。

因为炮响只有一次，组织工作却要做几个月。

几个月里，他把大量新军士兵发展进革命组织，尤其重点做工程营和炮八标的工作。后来武昌首义第一枪和第一炮，都跟这两支部队有密切关系。

更难的是，他还得处理自己人之间的矛盾。

当时武昌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一个共进会，一个文学社。目标差不多，彼此却不太服气，谁也觉得自己更有力量。这种事情放到今天也不难理解，人一多，就容易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算盘。

邓玉麟在中间做协调。

这种工作很吃性格。太软了，人家觉得你没分量；太硬了，又把双方都得罪了。他偏偏比较宽厚，很多时候愿意往后让一步，最后促成双方联合，建立统一的革命指挥机构。

到了10月9日，形势突然坏掉。

汉口的革命机关制弹出了事故，孙武受伤，秘密材料被搜走，清军开始抓人。革命党几个主要负责人，有的受伤，有的被捕，有的牺牲。整个组织一下子乱了。

邓玉麟却还在跑。

白天跑，晚上跑，汉口武昌来回折腾。

他原来负责联络，到了这个时候，联络已经不只是工作，而是救命。哪里还有人，哪里能传到消息，炮队怎么办，工程营怎么办，都得有人去说。

第一次约定的起义时间，炮队没能按时开炮，计划落空。第二天一早，情况更糟。小朝街机关被破坏，几个重要同志已经遇难。邓玉麟找到孙武，商量以后，决定10月10日晚上继续起事。

这时候你再想想这个人，会觉得很有意思。

他不是不知道危险。

恰恰相反，他比很多人都清楚危险是什么。

可他还是去了。

10月10日晚上，南湖炮队终于发动。邓玉麟率炮队入城，十多门炮一路拖进去。城里步兵正在和清军激战，进展并不算快。炮队到了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楚望台架炮，其他高地架炮，他又和吴兆麟把大炮拖上蛇山。

然后开炮。

炮火打向总督署，打向清军的指挥机关。瑞澂逃跑，武昌城的清军指挥系统开始崩溃。到第二天，代表旧王朝的黄龙旗已经从武昌城头消失。

有时候读这段材料，我脑子里会冒出一个挺简单的问题：如果10月10日晚上，邓玉麟没有去呢？

答案当然没人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时候的革命组织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孙武受伤，蒋翊武等人不在现场，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已经牺牲，邓玉麟恰恰是那个还能自由活动、还能把各处人马重新串起来的人。

所以后来给他一个“首义第一炮”的称呼，未必只是为了好听。

武昌首义真正重要的地方，从来不只是一炮轰响。

在炮响之前，有人得先把人找来；有人得把两个互相不服的组织凑在一起；有人得弄到钱，弄到弹药；出了事故以后，还得有人继续往前走。

邓玉麟干的，恰恰都是这些事情。

首义成功以后，他当了军务部参议，后来带兵参加保卫武昌的战斗，又升为第四镇统制、师长。1913年，他获得嘉禾章、虎纹章，并授陆军中将衔。

你想想看，一个从巴东山里出来的年轻人，几十年前还在贩猪贩羊，后来竟然成了中将。

可他没有一路就这么顺下去。

袁世凯想拉拢他，他没有接受。后来孙中山发动护法，他又南下追随。北伐时，还曾率部攻打荆沙、宜昌一带。再往后，军政圈子里的事情越来越让他厌倦，他慢慢退了出去。

其实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很难用“成功”两个字来衡量了。

该有的都有过。

失败，也经历过。

看过革命成功，看过同志牺牲，看过袁世凯称帝，也看过后来各种你争我夺。

最后还是回到故乡。

这就像一个人绕了很远的路，终于还是想回家。

1949年以后，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留下来。1950年还参加地方会议。然后，1951年，忽然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后来的人替他翻案，修墓，立碑。2004年又重新修缮墓地，2010年，家乡还为他立起雕像。

时间这东西很怪。

有些人活着的时候，风光得不得了，死后没人记得；有些人死得很冤，过了几十年，名字反而一点点被重新找回来。

邓玉麟大概属于后者。

我们今天再看他，没必要把他包装得十全十美。也不用非得说他是什么“旷世英雄”“传奇伟人”。人哪有那么整齐。

他就是一个从穷苦山村走出来的人，后来碰上了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愿意往前走，也确实做成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1911年，他站在蛇山上开炮的时候，可能也没想过40年后的事情。

1940年回到巴东的时候，大概更不会想到，自己最后竟然会倒在这里。

可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年轻时拼的是胆子，中年拼的是眼光，到了老年，真正留下来的，反倒是一个人有没有把自己认准的事情做到底。

关于邓玉麟临刑前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必要添枝加叶。

材料能告诉我们的，是他后来被复审、被宣告无罪。

这就够了。

一个曾经在武昌蛇山亲自点燃第一炮的人，最后安静地埋在了自己出生的那片山地里。

炮声早就听不见了。

可这个名字，至少今天，我们又把它找了回来。

邓玉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