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了我才敢讲：伊朗，是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最被低估的一个

回国了我才敢讲：伊朗，是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最被低估的一个

回国后朋友聚会，有人问我去过最被低估的地方是哪儿。我说伊朗。一桌人都笑了，说你别开玩笑，那地方不是天天上新闻吗？我说对啊，所以才是被低估。新闻里的伊朗和我见到的伊朗，根本是两个国家。

我是从设拉子入境的。飞机落地时是凌晨四点，机场很小，灯光昏黄，海关的人翻了翻我的护照，抬头看了我一眼，问：“China？”我点头。他忽然笑了，用很慢的英语说：“Welcome. You are our guest.”然后在护照上盖了章，双手递回来。那个动作让我愣了一下——他是用两只手递的，像是递一杯茶。

出机场时天还没亮，我在门口等车，一个穿旧夹克的大叔走过来，用波斯语说了什么，见我没反应，换成英语：“Taxi?”我摇头说不用，他也没走，就站在旁边，过了一会儿又开口，指着天说：“Cold. You wait inside.”然后他把我领回候机厅，指了指暖风机旁边的椅子，自己走了。

我在设拉子住了三天。每天出门，都会有人跟我打招呼。不是那种旅游区里招呼生意的热情，就是走在路上，迎面来的人会冲你点个头，笑一下。小孩子会跑过来喊“China! China!”，然后笑着跑开。有一次我在街上找路，站在路口看手机地图，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停下来，问我要去哪儿。我说了酒店名字，他想了想，说：“Follow me.”然后他就骑着摩托在前面慢慢开，我在后面走，拐了两个弯，到酒店门口，他回头朝我竖了个大拇指，一拧油门走了。

这种事在别的国家我也遇到过，但在伊朗，频率高得不正常。好像每个人都在等一个机会，对你好的机会。

后来我去了伊斯法罕。那里有个伊玛目广场，很大，中间是草坪和喷泉，四周是双层拱廊，卖地毯的、卖藏红花的、卖铜器的，一家挨一家。我在一家地毯店里待了一下午。老板叫礼萨，五十多岁，留着一把修剪得很整齐的白胡子，英语说得很慢，但用词很讲究。他给我倒了一杯红茶，放了一块方糖在杯沿上，说：“糖放在嘴里，茶从上面过，不要搅。”我照做了，茶很烫，糖在舌尖慢慢化开，甜味混着茶香往下淌。

礼萨说他年轻时候在德黑兰念大学，学的是波斯文学，后来战争来了，他去了前线，回来以后就不想念书了，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他指着一块深蓝色的地毯说：“这块是设拉子来的，你看这个花纹，是柏树和夜莺。柏树代表永生，夜莺代表爱情。我们波斯人觉得，没有爱的永生没有意义。”他顿了顿，又说：“你们中国人好像不太谈爱，你们谈家，谈国，谈天下。”

我说也谈的，只是不挂在嘴上。

他笑了，说：“挂在嘴上的爱和织在地毯里的爱，其实是一样的。”

我在伊斯法罕待了五天。每天傍晚我都去广场散步，看日落把穹顶染成金色，看一家人铺着毯子在草坪上野餐，看年轻人坐在喷泉边聊天。有一次一个女孩走过来，用很轻的声音问我：“Are you Chinese?”我说是。她说：“I love China. I want to study there.”然后她拿出手机，给我看她收藏的中国电视剧截图，是《甄嬛传》。她问我：“里面的衣服是真的吗？”我说是。她说：“好美。”然后又小声说：“But we can't watch it here easily. We need VPN.”

她说这话时笑了笑，没什么怨气，就是陈述一个事实。

离开伊斯法罕那天，礼萨送我到店门口，从柜子里拿出一小盒藏红花递给我，说：“带回去给你妈妈，泡水喝，对身体好。”我要给钱，他按住我的手，说：“You are my guest. In Iran, guest is God's friend.”我收下了，说谢谢。他摆摆手，说：“下次来，带一本中文书给我。我想看看你们的字。”

我说好。

后来我去了德黑兰，去了大不里士，去了波斯波利斯。每一处都有人帮我，有人请我喝茶，有人给我指路，有人跟我聊很久的天，最后说一句“希望你回去以后，告诉你的朋友，伊朗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我在德黑兰的地铁上遇到一个年轻人，他戴着耳机，看见我拿着相机，摘了耳机问我是哪国人。我说中国。他说：“我表弟在大连留学，他说那里很冷。”然后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他表弟和一个中国女孩的合影。他说：“他们恋爱了，我姑姑很高兴，说以后家里有中国人了。”他笑起来，眼睛亮亮的。

回国后我常常想起这些事。想起那些笑着跟我打招呼的人，想起那些请我喝茶的人，想起那些说“伊朗不是新闻里那样”的人。他们知道自己被世界误解，但他们没有愤怒，只是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对每一个来的人好。

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讲这些，他说：“可是伊朗政府不是很坏吗？”我说政府是政府，人是人。我遇到的那些人，他们不谈论政治，他们只是活着，喝茶，织地毯，爱自己的孩子，希望别人过得好。他们被制裁了四十年，货币贬了一半又一半，物价飞涨，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但他们还在笑，还在对陌生人说“Welcome”。

朋友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想再去吗？”

我说想。我想再去一次伊斯法罕，坐在那个广场的拱廊下面，喝一杯加方糖的红茶，看日落。我想再去一次设拉子，找到那个凌晨四点把我领回暖风机旁边的大叔，告诉他，我回来了。

我还想带一本中文书给礼萨。他大概会翻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然后抬起头，说：“你们的字真美。”

就像他说的，挂在嘴上的爱和织在地毯里的爱，是一样的。

伊朗是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最被低估的一个。不是因为那里有多好，而是因为那里的人，在被世界误解了这么久之后，还愿意对你说一声“欢迎”。

这件事，我回国以后才敢讲。因为在那边的时候，我怕我说出来，会显得太天真。但现在我不怕了。那个国家，那些人，值得被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