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忆名将高敬亭之死：他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却没有听从

1939年6月，安徽肥东青龙厂，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处决。枪声落下时，距离中共中央关于“暂缓执行、调延安处理”的电报抵达，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军纪处分，而是一桩后来长期牵动中共高级干部的历史旧案。高敬亭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地方和新四军领导机关坚持处决，中央又为何在最后关头要求刀下留人？

高敬亭出身于安徽六安霍邱的贫苦家庭，早年做过短工，也放过牛。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革命，逐渐成长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军事干部。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后，留守部队处境极其艰难，高敬亭率部坚持斗争，后来成为红二十八军的主要领导人。

那几年，大别山的斗争不是简单的攻城夺地。部队人数少，弹药不足，粮食也没有稳定来源，只能依靠群众、熟悉地形和灵活机动作战。高敬亭善于把部队化整为零，在重兵“清剿”中保存力量。红二十八军能够坚持下来，与他的组织能力和作战经验密切相关。

有意思的是，他的长处，也埋下了日后矛盾的伏笔。

长期独立坚持游击战争，使高敬亭形成了很强的自主意识。山里的事，他习惯自己判断、自己处理；上级命令如果与当地情况不合，他往往当面争辩，甚至拒绝执行。这样的性格，在艰苦环境中有利于保全部队，可到了统一整编、统一指挥的新阶段，问题便逐渐显现出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第四支队主要活动于皖西、皖中一带，是新四军成立初期兵力较强、战斗经验较丰富的一支队伍。

但新四军的任务已经发生变化。部队不能只守着大别山，还要向日军占领区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对于调动部队东进，高敬亭存在明显抵触。他担心部队离开熟悉区域后失去依托，也担心多年积累的根据地被削弱。

“这里是部队的根，不能说走就走。”类似的意见，在当时并非毫无道理，却被一些领导干部看作缺乏全局观念。

更严重的是，第四支队内部出现了干部关系紧张、部队管理不严等问题。高敬亭与部分上级、同级干部之间矛盾加深，个别部属携款出走后，政治上的猜疑迅速扩大。那个年代，红军系统内部对张国焘问题仍然高度警惕，任何“另立系统”“拒绝调动”的迹象，都可能被赋予严重的政治含义。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高敬亭是否准备投敌、是否有意脱离革命队伍，后来并没有足以支撑这些严重判断的可靠证据。把部下叛逃、个人性格强硬，直接等同于政治变节，正是这起悲剧中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1939年春夏之交，新四军内部对高敬亭的处理意见逐步形成。项英等人认为，他的问题已经影响部队统一和抗日部署，主张迅速解决。高敬亭也曾申辩，希望到延安说明情况。遗憾的是，处理过程没有给他留下充分申诉和复核的机会。

据有关回忆，中央得知情况后，曾明确要求暂缓执行，并考虑将高敬亭调往延安。毛泽东后来谈及此事时说过：“高敬亭是不该杀的。”还有一句更直接的话：“中央说不杀，他们还是杀了。”这些话并非为高敬亭所有问题开脱，而是指出了处置程序和判断上的重大失误。

高敬亭被处决时，年仅三十二岁。对一个长期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军事干部来说，他当然有性格上的缺陷，也有处理军政关系不够成熟的一面；但这些问题是否已经严重到必须立即剥夺生命，显然需要更充分的调查、审查和请示。

更何况，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干部和部队都处在快速整合之中。把一名有战功、有部队基础的将领送往延安接受教育、审查和改造，原本并非没有办法。枪决一旦执行，所有纠偏的可能便全部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高敬亭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被简单处理。随着档案材料、当事人回忆和相关调查逐步展开，党组织对这起案件重新作出判断。1975年，毛泽东对高敬亭家属来信作出批示，指出案件处理不当，并要求继续调查。此后，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工作逐步推进。

1980年，安徽方面为高敬亭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徐向前、粟裕等老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或关注。那一年，距离他被处决已经过去四十一年。时间没有改变当年的枪声，却让案件中的责任、误判与程序问题越来越清楚。

高敬亭不是没有错误，正因为有错误，才更需要按照事实区分性质，按照组织程序作出处理。把军事上的分歧迅速上升为政治罪名，再用仓促的方式完成处决，留下的便不只是个人悲剧，也成为新四军早期建设中一次沉重的教训。

档案里那封要求暂缓执行的电报，最终没能挽回高敬亭的生命。它与后来毛泽东“是不该杀的”这句评价放在一起，构成了这起旧案最难以回避的两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