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睿｜人与物的双向纠缠：宋元博物知识与湖南窖藏金银器

《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丛考》，扬之水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272页，158.00元

我们与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纠缠”：熟悉之物化为认知的“默认值”，不易察觉其本来面目；而对于陌生事物，往往嵌入熟悉的认知框架之中，不免闹出笑话。明代江盈科《雪涛小说》中楚人误认姜为树上所结，北人以为菱角生于旱地，便是此例。一旦置身陌生地域，人便格外留心当地的物产、工艺，当地人面对当地之物的行为，这折射出认知论意涵：物并非被动，它同样具有活力和主动性会反过来影响人的生活。中国传统博物知识体系中，“天人合一”理念证明古人早已意识到人不仅支配物，物也在无时无刻地影响和塑造人。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正为此提供了丰富例证。本文以扬之水《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丛考》（以下简称《丛考》）为基础，从山水与物理、生计与工艺、性别与情感、知识与表达四维度，考察人与物的双向纠缠。

山水与物理

湖南宋元金银器窖藏众多，首要原因在于其丰富的金银矿产资源。

汉代时湖南桂阳郡已是铜、银的重要产地，唐代于郴州附近设桂阳监，为银、铜矿采冶与铸币重地。五代至北宋，桂阳监升为州级矿冶机构。此区银矿多为银铜伴生，随着宋代白银需求激增，新矿层不断发现，除桂阳监外，衡山、浏阳等地亦设较大银场。金矿集中于长沙以南至九疑山的永州、鼎州一带，北宋时永州年产金逾两千四百两。至元代，湖南属湖广行省，新增金矿分布于岳阳、澧县、芷江、荆州、沅陵、长沙、武冈、邵阳等地，银矿仍以郴州为中心开采。

宋元时期湖南金银器声名远播，工匠技艺冠绝一时，吹灰法提纯白银应用广泛，采矿、冶炼到制器各环节高度集中。南宋皇帝曾叹湖南金匠技超京城的匠人。这主要是因为湖南民间匠人自由经营，与消费者互动频繁，甚至常按用户要求上门定制，尤擅首饰。宋元时期嫁女必备“三金”（金镯、金钏、金帔坠）以及陪嫁整套“头面”——涵盖不同节候、场合的配套首饰。这一风俗极大推动了当地金银器制作发展，传世宋元金银器中，首饰与酒具两类以湖南出土数量为最。扬之水先生《丛考》的研究，正是基于一批宋元窖藏的湖南金银器，其中临澧新合元代窖藏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最具代表性，衡南县南涧村与石河村元代窖藏均带纪年，酒具居多，后者还有铭文，这些金银器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从地理分布看，窖藏地点集中在沅水、澧水、湘江三大通航干流沿岸。且与两条陆路官道高度耦合：一经荆州、石门、澧县、临澧、桃源、麻阳至贵州，一自武汉、长沙、衡南、郴州抵广东。水路主运粮食、武器及矿产等重物，窖藏多位于水陆转运节点，反映出战乱时期居民逃亡时的埋藏行为与交通网络的密切关联。扬之水在其研究中指出：湖南尤以澧水下游、沅水干流、湘江中游一带，存在大量造型、纹样、工艺高度一致的金银器，沿主要水路呈带状分布，节点集中于古码头与商埠，实为水路商贸网络、流动工匠群体与共同市场风尚造成的。

生计与工艺

金银器从开采到消费，形成一个涉及矿产开发、工匠加工、市场流通、用户消费的经济闭环。器物自身的物理与社会属性，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

湖南虽为矿产大省，但金银多属伴生矿。古人对锌等金属认知有限，却已掌握金银铜铅锡的冶炼提纯技术。考古出土的宋元金银器极少纯金纯银，表面常见铜锈——一方面银矿天然含铜，另一方面工匠会主动掺铜以增加硬度，提升可塑性并降低成本。元郑廷玉《金凤钗》杂剧第四折写道：“（净扮银匠上云）自家是个银匠，打生活别生巧样，有人送来的银，半停把红铜搀上。”这段插科打诨虽带戏谑，却道出了行业常态：金银成色不足既是工艺刚需，也是市场潜规则。

为应对掺假问题，消费端发展出相应的鉴定知识。《百宝总珍集》堪称宋代临安古董商人的“鉴定指南”，书中详细教授辨识器物真伪、评估价格的方法，其中便记录了标志金矿矿苗的金星石，以及检验黄金真假的试金石，还特别提醒注意“凉珠”类首饰中珠粒间金银的真伪。这些文本证明，当时已形成成熟的面向市场的知识体系，物的属性倒逼人类认知与行为做出调适。

银龟游莲叶纹双层盏内盏盏心，临澧新合元代窖藏。

银錾缠枝海石榴花纹盘，涟源桥头河镇石洞村元代窖藏。

古人对金银器物理特性的理解，亦深刻体现在工艺设计中。以“竹节钗”为例，宋明时期的童蒙识字课本《碎金》以此命名一种简约银钗，其造型与竹子相似。但多层凸起结构并非简单模仿竹节，而是基于金属韧性的技术考量。银钗弯曲处极易因金属疲劳而断裂，匠人通过加粗弯折部位并打制凸起节状结构，既增强了强度又兼顾美观，同时增加了与头发间的摩擦力以防滑落。浙江永康窖藏中断裂的竹节钗实物，印证了这种技术认知的必要性。簪钗滑落是当时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困扰，唐宋诗词中多有反映，如李贺《水龙吟》“兰膏匀渍，冷光欲溜，鸾钗易坠”，李煜《浣溪沙》“佳人舞点金钗溜”等诗词句均描绘了因动作剧烈导致金钗坠地的场景。

银竹节钗局部，浙江永康南宋窖藏。

银竹节钗，临澧柏枝乡南宋窖藏。

银钗，临澧柏枝乡南宋窖藏。

除了金银搭配之外，玉也是重要的首饰材质。中国文化中玉被赋予权、道德等方面的多重意义，金玉复合首饰往往比纯金器更为贵重。“金穿玉”“金托玉”的工艺需要玉工与金银匠人的跨行业协作，背后是两个工匠群体的技术融合与经济联动。此外，“异物同工”的现象在当时也较为普遍：不同材质通过相同工艺达到近似视觉效果，进一步拓展了材质与工艺关联的复杂性。这些案例既展现了古人对物理特性的精准把握，也呈现了不同材质之间和材质与人之间的多重“纠缠”。

金穿玉山石孔雀耳环，湖南临澧新合元代窖藏。

金银器的制作方式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关系。宋元时期，富裕家庭为女儿置办嫁妆“头面”，往往不将原料送往工坊，而是延请工匠上门制作。这种模式的兴起，源于消费者对材料掺假、偷换、克扣、损耗的担忧——亲自监工才能确保质量，匠人上门也方便雇主与匠人之间对于首饰样式的精细沟通。《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中收录了“招请银匠”的书信范本，说明这一需求在当时已十分普遍。在《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后集“委置文物小简”条目中，载一问答：来信称“闻城市工匠团造银器甚精，今纳去银子若干两，烦令制杯盘十副，得时样为佳”——这是当时家庭酒具的基本组合，湖南窖藏中盘、盏、杯、壶多配套成双，且明确要求“时样为佳”即时下最流行的样式。回信则承诺已请匠人依时样制作。这里涉及店家、工匠、消费者三方：店家是经营者，未必精通工艺；匠人掌握手艺，可能是流动的；三者临时构成市场消费组合。从“纠缠理论”看，这正是物质能动性的典型体现：金银的物理属性与社会属性，改变了人的交易行为，甚至影响了出版业——为满足这类需求，专门的书信样本应运而生。

《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后集

金银器皿的“物质循环”同样耐人寻味。唐代温庭筠《乾子》载“裴弘泰”故事：裴弘泰赴宴迟到，自罚饮酒，请求将座上银杯、酒船等器皿斟满后赐予自己，得到允许后，他将小件器物揣入怀中，体积过大的银海则踩扁卷走。事后召银匠称重，计二百余两——他看重的并非器物造型，而是银料本身。南宋洪迈《夷坚志》“丰乐楼”故事与之类似。这些记载揭示了银料的循环逻辑：原料经工匠制成器物，器物被锤扁后无法复原，需熔炼还原为原料，再经捶打制成新器。

不过，同样是金银，上门定制的嫁妆首饰与可随意锤扁的酒具，在主人心中被赋予的性别属性与价值意义截然不同。这便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金银器如何被赋予性别属性，又如何与情感及特定人物绑定。

性别与情感

金银器物天然地承载着性别属性与社会情感，其意义远超原料价值本身。

同称“环”，女子所戴为耳环，男子所用为巾环。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赵孟頫从元大都带回的古物中，明确标注“白玉双荔枝女环”。佩饰“事件儿”亦有性别区分：女性事件配剪刀、荷包、粉盒，男性事件配刀、锥（用于解扣）。株洲攸县丫江桥窖藏出土的银事件儿含剪刀、粉盒等，属女性用品；临澧新合元代窖藏的银满池娇纹柄带鞘小刀，则属男性佩饰。窖藏与墓葬中，酒具多关联男性，首饰多属女性，但古代家宴中女子亦饮酒，而出资购买首饰者常为男性，这种性别符号与器物的错位，与人们的视觉、触觉经验密切相关。

金累丝桃花荔枝蝴蝶纹耳环，湖南临澧新合元代窖藏。

银连珠纹巾环，临澧柏枝乡南宋窖藏。

银事件（女），株洲攸县丫江桥元代窖藏。

银满池娇纹柄带鞘小刀（男），临澧新合元代窖藏。

元代乔吉小令《水仙子·花筒儿》精准捕捉了这种感官差异：上阕写花筒钗插于发髻时的轻巧——“玲珑高插楚云岑，轻巧全胜碧玉簪”；下阕写手持时的分量感——“净瓶儿般手捻着沉吟”。这种差异源于工艺智慧：花筒钗、连二连三式或桥梁式钗，虽外观繁丽，却以金银片卷折而成，比实心折股钗、竹节钗更轻。

首饰的价值不止于装饰、佩戴之物，更为使用者带来把玩时的感官愉悦，并成为情感投射的媒介。加之簪钗多为定制，在使用中留下独特印记，与特定家庭、人物形成强关联。洪迈《夷坚志补》载：乐平张五郎于淳熙七年将金钗出质，到期后派婢女雪香赎取。雪香得钗后中途将金钗遗落在路途中，返寻时，金钗已被弓兵拾取。雪香哭诉：“我娘子性严急，此度系赔钱取典，已自忿躁，更将元物失了，必谓我与人奸通，把钗与他，将痛打致死，不如先讨个去处。”遂奔向水边。弓兵见状害怕她投水，连忙喊道：“我实获钗，本喜为横财，今乃令汝就死，我不忍也。”遂将钗归还。这则故事说明，即便作为典当物的金钗，亦被视作家族重物，其价值远超原料成本，承载着个体记忆与家庭伦理。

金摩羯托玉凤簪（女），湖南沅陵元代黄氏夫妇墓出土。

银浯溪图诗八方盏（男），临澧新合元代窖藏。

知识与表达

关于金银器的知识，既有身体所承的默会技艺，也有载于文本的显性知识，还有沉淀于情感的“人间苦乐”。

默会知识无法完全以语言传授，需经身体操作习得。洪迈《夷坚志》载，宋徽宗命人为琉璃胆瓶做金箔托里，宫廷金工因瓶颈窄小、烙铁难入而束手无策，一位民间锡工却想出妙法：先将金箔裹于瓶外，取下后以银箸压入瓶内，再灌入水银摇晃，金箔便完美贴附。这种技法源于锡工对水银液态与重量特性的深刻感知，知识已融于身体记忆，是具身经验跨行业迁移的典型例证。器物本身就是这类默会知识的物质载体。

谈及器物与文本的关系，人们常以为工匠先研读图谱、观摩书画才产生设计灵感，实则多是“意匠在前，典籍在后”。以蔡襄《荔枝谱》为例，其中记载的“双髻小荔枝”与“钗头”荔枝，恰好印证了从自然形态到人文命名的转化：蔡襄见荔枝有并蒂双头者，便以童子或女子发髻喻之，将人的要素投射于植物；又因荔枝“颗红而小”适宜点缀发间，便有了“钗头”之名。

这种物象流转在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中亦有体现。这部著作不仅是植物谱录，也是文学类书。“荔枝”条目下辑录了刘颁“相见任夸双蒂美，多情莫唱水晶丸”等诗句。刘颁原诗为咏史诗，借唐玄宗为杨贵妃飞骑送荔枝的典故暗指安史之乱，但当《全芳备祖》摘出尾联时，脱离原语境后诗句衍生出了全新意涵。元代康瑞《西湖竹枝词》“合欢钗头双荔枝，同心结得能几时”，更是直接化用此意象，借双头簪钗咏叹爱情易逝。荔枝之美，除了双蒂的圆满与甘甜，更有“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易逝特质。诗句看似轻巧，内里却克制而沉重，通过物象联想的边界控制，为读者留下丰富的文学留白。书籍不仅记录器物与植物的形态，更在编纂过程中赋予物象深厚的文学张力与情感空间。

金并头荔枝瓜实簪，湖南临澧新合元代窖藏。

此外，银钗因易得且具有化学敏感性，还延伸到了医学与法医领域。《太平圣惠方》记载灸法以银钗脚挑硫磺烧灼疮口；宋慈《洗冤录》则用银钗验毒，遇毒物则变黑，且皂角水洗之不褪。日常用品向专业领域的拓展，丰富了器物的功能谱系，也延伸了人与物纠缠的维度。

结语

每个人基于自身知识结构观察世界，同一客观之物在不同人眼中，会坍缩为各自理解的认知对象。孙机先生和扬之水先生，找到了一条贴合古人理性、感性、身体与价值认知的解读路径。历史现场无法重返，我们只能借助留存下来的物、象与文本，尝试接近古人的情感与理性。扬之水撰写《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丛考》时，常亲赴各地博物馆库房察看簪钗原物——因为照片难以看清刻纹。我曾见她端详器物，由此体会到：这类器物必须亲手掂量，细致观察，才能获得深层理解。这让我联想到古人是否也如此把玩？后来在元曲中读到对镜梳妆时手捻花筒钗的描写，恰好印证了这一点。这种观察既让我们回望古人的情境，也返照研究者自身，形成一种循环的“人物纠缠”。这恰恰是我们认知客体、世界乃至自我的重要途径。本文讨论的虽是宋元博物知识与湖南窖藏金银器，实则指向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值得深思。

银船盘盏一副，湖南澧县澧南镇出土。

银朱碧山银槎杯，江苏苏州吴文化博物馆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史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