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叶剑英找宋时轮办事遭拒，叶剑英大怒：我看你是真嫌麻烦啊！

1984年盛夏，北京一处寓所内，宋时轮面对叶剑英递来的便笺，迟迟没有接话。便笺上的内容很简单：请他为《叶剑英传略》写序。宋时轮低头看了几眼，回答得也很直接：“叶帅，这件事我恐怕做不好。”

叶剑英听后，脸色沉了下来，抬头说道：“我看你是嫌麻烦。”屋里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随行人员都知道，叶剑英平时待人宽厚，但对原则和工作要求极严，这句话听着像责备，实际却带着明显的催促意味。

宋时轮并不是不愿意写，而是不敢轻易落笔。

他与叶剑英相识多年，知道这位老将的经历太复杂，既有军事指挥，也有统战工作；既经历过战争风云，也长期参与党和军队的重大决策。若把序言写成几句空泛的颂扬，反而辜负了这部传记。

更何况，传记面对的是历史，不是私人赠言。

宋时轮后来对编写人员说：“序可以写，但只能写我亲眼见过、亲自了解的叶剑英。”这句话定下了文章的基调。不是回忆录式的铺陈，也不是刻意拔高，而是从具体事件和长期相处中，说明叶剑英的性格、判断与治军方式。

这份谨慎，与宋时轮多年的军旅经历有关。

1946年初，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繁重，国共双方围绕停战、接收和交通等问题不断交涉。宋时轮当时担任中共方面的执行处长，事务缠身，却仍要向叶剑英汇报情况。叶剑英处理问题有一个特点：先稳住局面，再寻找突破口，不轻易被眼前的压力牵着走。

这种沉着给宋时轮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7年军事科学院成立后，叶剑英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宋时轮被安排担任副院长。一个长期指挥部队作战的将领，转入军事科研和院校建设，外界难免有疑问。叶剑英的考虑却很清楚：军事研究不能脱离战争实际，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人，才知道理论怎样落到战场上。

两人配合得很有分寸。叶剑英负责把握方向，宋时轮更多承担组织落实、调查研究和制度建设。遇到分歧时，叶剑英常问：“这个问题，部队真正需要什么？”宋时轮则把问题拆开，一项项查材料、找依据。

这种工作关系，延续了十多年。

1972年，叶剑英将军事科学院的工作逐步交给宋时轮。交接并不铺张，留下的要求却很重：军事科学院不能只有名声，研究成果必须经得起部队和历史检验。宋时轮接手后，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计划、档案材料和调研报告都要亲自过目。

有研究人员半夜送稿，发现办公室灯还亮着。宋时轮笑着说：“你不来，我怎么睡？”玩笑只有一句，背后却是他对军事研究的认真。他明白，科研机关最容易出现的毛病，就是材料漂亮、结论空泛，离实际越来越远。

1980年，中央军委部署编写元帅传记，叶剑英传记的编写工作交由军事科学院承担。宋时轮没有急于确定篇幅和写法，而是要求编写组深入各大军区，查阅档案，访问知情人员，尽量寻找第一手材料。

这项工作耗时很长。战争年代的文件分散在各处，许多亲历者年事已高，回忆还需要同档案相互印证。宋时轮宁可进度慢一些，也不愿为了赶稿而把传闻写成事实。他反复强调，传记不是把功劳集中堆在一个人身上，更不能用后来的认识替代当时的处境。

所以，1984年叶剑英要求他写序时，他才会犹豫。

宋时轮清楚，序言篇幅有限，却要替整部传记定下分量。写得过于谨慎，显得冷淡；写得过于热烈，又可能失去史料应有的尺度。叶剑英那句“嫌麻烦”，实际上把这份责任推到了他面前。

回到军事科学院后，宋时轮闭门修改，连续数夜审阅材料。他没有把序言写成个人颂词，而是抓住叶剑英在复杂局势中的判断能力、在关键时刻的原则立场，以及长期从事军队建设所表现出的务实作风。文章不长，却尽量避免套话。

据相关回忆材料，叶剑英看过稿件后，曾在文稿上留下认可意见。宋时轮因此没有再作大幅改动。对他而言，序言既是对老领导的介绍，也是对编写组几年来工作的交代，字句必须稳，事实更不能虚。

宋时轮的严谨，还体现在生活细节上。军队配发的车辆和住房，在他看来都有明确用途，不能因为职务高就随意占用。家属有急事，也应按规定办理。有人觉得他过于“较真”，他却认为，公私界限一旦模糊，制度就会从小口子开始松动。

1985年后，宋时轮逐步退居二线，仍承担学术和军队建设方面的工作。他对外谈及自己的身份时，往往只说“退下来了”，很少把担任过的职务挂在嘴边。军事科学院的图书资料建设，他一直十分关心，个人生活上的维修和待遇问题，反倒能省就省。

叶剑英于1986年10月22日逝世。那部传记及其序言，后来成为研究这位老帅经历的一份材料。宋时轮写下的，并不只是对故友的敬意，也保留了一个亲历者面对历史时的克制：知道什么可以写，什么必须查清，什么话宁可少说，也不能说错。

叶剑英当年的“发怒”，没有改变宋时轮的谨慎，却让这位一向不轻易动笔的将领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一个坚持要写真史，一个坚持不写空话，事情因此没有停在推辞上，而是落到了档案、回忆和一页页经过核对的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