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龙：新大陆——遗忘的血色记忆丨天涯·看世界小辑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5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编者按

《天涯》2026年第5期“看世界”小辑刊发了王泽龙、时潇含、朱国华、刘荒田、常恺五位学者、作家作品，他们中有的以脚步丈量世界，有的则以思想观照现实，反省欧美的历史与当下，今天我们看待世界，已非一味仰望，而是在此过程中，对自己脚下的土地，有更深沉的文化自信。

今日，我们推送本期小辑中王泽龙的《新大陆：遗忘的血色记忆》全文，以飨读者。

看世界小辑

新大陆：遗忘的血色记忆

王泽龙

一

此时我脚下的土地是新泽西，美洲大陆北部、大西洋西岸一个雅称“花园州”的地方。这个美丽的名号并非虚誉。早在17世纪英王查理二世在授予其兄弟约克公爵的特许状中，就描述它“土壤肥沃、物产丰饶”，而后世的旅行者、诗人和宣传册作者以至州议会的法案，更因其肥沃的农田、繁盛的果园、茂密的森林和宜人的海岸，将这个明媚的标签稳稳镶嵌在它的身上。

秋日澄澈的阳光如刚刚滤净的蜜糖，均匀涂抹在蜿蜒的社区步道和高尔夫球场丝绒般的绿茵上，也涂抹在一座座别墅门前那些象征季节丰盈美好的金色大南瓜上。空气里飘散着刚修剪过的青草湿香，也浮动着富乐人家烘焙苹果派的暖甜。远处，哈德逊河对岸，曼哈顿由玻璃与钢铁构成的天际线静静矗立，像一座供奉现代效率与强大资本的神龛。眼前的一切洁净、有序、安宁、富足，俨然就是“美国梦”的标志化身。

然而当我漫步其间，意识的深处却感到足底传来异样的震颤。那不是物理的震动，而是一种温度的传导，一种幽明连通了的感应——它深沉、黏稠，带着不容忽视的重量，仿佛被这地表之上连绵无边的富丽建筑与坚硬地基深深压制，却又顽强地透过数百年的时光积尘，持续传来冷峻而沉痛的悸动。

我知道这悸动是什么。当邻居们开始筹备感恩节家宴，热烈讨论着火鸡填料该用鼠尾草还是栗子时，那潜藏的悸动便愈发清晰，最终凝聚成悄无声息却振聋发聩的诘问。因为，就在这片如今摆满象征感恩与丰收的盛宴、充满家庭欢笑的土地之下，深埋着一场人类历史上对一个大陆级规模的原住民族群历时极为漫长、过程极为系统、后果极为惨重的“灭绝”，一场以文明、上帝与进步为刀俎，以另一个完整世界的肉体、文化与生存根基为鱼肉的血色斩获。而我们今日所欢庆的关于起源与感念的叙事，其看似纯洁的根柢，正种植在那被美丽话术所遗忘、被丰饶表象所覆盖的累累白骨与文明灰烬之上。

可由于这片大陆后来的“变故”充满太多的悲怆，在此我还是想先把记忆的镜头拉回到它之前的状貌。

在英国清教徒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帆船，还有荷兰西印度公司那些狂逐利润的商船，于1620年笨拙地驶近这条海岸线之前，这片被后来的闯入者们傲慢地称为“新大陆”的土地，绝非一张等待描绘的“空白画布”，更不是一个等待着被“文明”唤醒的沉睡荒原。从新泽西的森林、溪流与海岸，到整个北美大陆广袤无垠的腹地，直至中美洲湿润茂密的雨林与南美洲巍峨连绵的安第斯山脉，这里是一个生机勃勃、系统复杂、早已被它的“旧世界”居民们——印第安人众多部族辛劳经营、钟情守护了上万年的古老家园。

十九世纪的印第安人

以我此刻立足的新泽西为例。在第一个荷兰贸易站建立之前，在第一个英国庄园划界之前，这里的主人是勒纳佩人，属于印第安人的一个重要分支。他们的世界是灵性的、与万物相互依恋的。春天，他们在特拉华河与哈德逊河支流那肥沃的冲积平原上，耕种着神奇的“三姐妹”：玉米、豆类和南瓜。这三种作物被智慧地混种在一起，玉米秆为豆蔓提供攀爬的支架，豆类根系固氮滋养土壤，南瓜宽大的叶片铺满地面，抑制杂草，保持水分。这不仅是彼时高效的农业，更是其生态哲学的生动体现，是美洲原住民数千年农耕智慧的绝妙结晶。夏天，女人们穿梭在林间与河畔，采集蓝莓、黑莓、各种可食的根茎与拥有疗愈力量的草药；男人们则在哈肯萨克河或帕塞伊克河中，用精心编织的渔梁巧妙地捕鱼，在橡树与山毛榉的森林里，以对动物习性的深刻了解追踪鹿群。秋天，是整个部族欢庆与感恩的时节。金色的玉米被收获，储存在地窖中以度过严冬，人们举行盛大的仪式，歌唱、舞蹈，感谢大地母亲、森林之神与河流之灵的慷慨馈赠。他们的村庄由取材于自然搭建的圆顶棚屋组成，易于搭建也易于迁徙，仿佛从土地中生长出来，又与自然浑然一体。他们拥有复杂的社会组织、以长者为尊的决策传统、丰富细腻的口述历史与神话体系，以及一套关于生态平衡之可持续性的、深植于生活实践的深刻理解——他们狩猎，但不会滥杀，往往对怀孕的母兽和幼崽心怀慈悲；他们取用林木与水源，但必以仪式回馈，视自己为土地的子孙与看护者，而非所有者。

这种与土地血肉相连、循环不息的生活图景，在整个美洲大陆如繁星般铺展，形态各异，却共享着某种深刻的精神内核。在东北部五大湖区域，易洛魁联盟发展出了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古老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之一，其以共识为基础的《大和平法》与复杂的联邦结构，后来被一些美国建国者所研究，甚至影响了美国宪政的某些理念。在西南部干旱的台地与峡谷中，普韦布洛人在悬崖峭壁上建造起令人惊叹的多层石砌“公寓”，他们掌握了精湛的天文观测技术以指导农事，发展出巧妙的节水农业系统。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雨林与峡湾间，特林吉特和海达等族群，在无比丰饶的鲑鱼、海兽与林木资源基础上，创造了以高耸的图腾柱、奢华的夸富宴和基于家族与声望的复杂社会等级著称的璀璨文化。更往南，在中美洲的高原与低地，阿兹特克与玛雅人建立了宏伟的都城，拥有精确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历法、独特的象形文字系统、发达的市场贸易网络。而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印加帝国以令人难以想象的工程技术，建造了贯通崇山峻岭的石砌道路网、坚固无比的堡垒与祭祀中心，其梯田农业和对不同生态带的整合利用，展现了惊人的组织能力与对环境的适应智慧。

因此，当欧洲人的帆船最初出现在海平线上，这一事件在后世主流叙事中被反复颂扬为“发现”，但对于这片大陆本来的主人而言，那不过是漫长历史岁月中一次不寻常的 “远客来访”。据早期一些相对客观的记录，如贵格会领袖威廉·佩恩的记述，当勒纳佩人第一次看到那些从“大独木舟”上走下来的面色苍白、被长途航行的饥饿与坏血病折磨得虚弱不堪的陌生人时，他们展现的是人类面对落难同类时常有的好奇与怜悯。他们赠予这些陌生人食物——玉米、豆类和野味，教会他们识别哪些浆果可以食用，哪些根茎能够果腹，如何在严酷的冬天利用皮毛御寒，如何制作独木舟在河网上穿行。那个被后世无限简化、美化并定格的“第一次感恩节”——1621年秋天，清教徒移民与万帕诺亚格人共享的那顿餐食——其背后，正是原住民持续的关键性援助，才让“五月花号”上幸存的一半多移民，没有在抵达新大陆的第一个严冬里全部死于饥寒与疾病。然而，这个在历史长卷中被特意提取、放大并加上金色光环的“温情瞬间”，其真实性或许存在，但其象征意义在后世的膨胀，却彻底掩盖了它之后那漫长而黑暗的洪流。这个瞬间，在接踵而至的三个世纪里，短暂得如同狂风暴雨前最后一粒坠落的微尘，它迅速被另一种截然不同且无比强大冷酷的钢铁逻辑所吞噬、所取代。

二

这些横渡大洋而来的殖民者，带来的远不止是《圣经》、犁铧、玻璃珠与毛毯，他们带来的更是一整套坚不可摧的认知与价值框架：他们自视为文明、启蒙与唯一高贵信仰的代表，而眼前这些皮肤黝红、生活方式“怪异”的原住民，则被归入“野蛮人”与“异教徒”的范畴。尤其关键的是，他们带来了一种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颠覆性观念：按照欧洲的惯例，土地必须有人明确圈占和持续耕种，并建立起可以买卖转让的永久私人产权，才算是被“有效利用”。反之，任何未被如此“开发”的土地，无论其上是否世代居住着人类社群，无论其是否被以另一种深刻而可持续的方式利用着，在法律与道德上都可以被视为“无主荒地”，理应由他们这些“上帝的选民”或“文明的先驱”任意取用与占有。这套观念，为后续一切的土地掠夺提供了“合法”的借口。这使我想起，美洲诸多地名前的“新”字，其实都带着殖民者着意镌刻的双重印记——既放不下对其故土的记挂，更要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插上所有权的旗帜。新莱昂（西班牙语Nuevo León）、新约克（英语New York，纽约）、新奥尔良（法语La Nouvelle-Orléans）莫不如此，而脚下的新泽西（英语New Jersey），则是由荷兰人的新尼德兰（荷兰语Nieuw-Nederland），在列强争霸中被英国人夺到手里而改换成了如今的姓名。

这些“文明人”还有一些更致命的无形武器，即他们从旧大陆带来的微生物：天花、麻疹、流感、斑疹伤寒……这些对于欧洲人而言虽可怕却已部分适应的疾病，对于和旧大陆隔绝了上万年的美洲原住民而言，却是毫无免疫力可以抵抗的狰狞死神。疫情往往在欧洲人尚未深入内陆之前，就已顺着贸易路线，如同无声的野火般在印第安社群中疯狂燎原。历史学家根据考古发掘与文献碎片估算，在某些与欧洲人接触较早、人口密集的地区，原住民人口在接触后的一两个世代内，死亡率高达八至九成。整座整座的村庄变得死寂，十室九空，社会结构、领导体系与知识传承在极短时间内崩解。人口如此骇人听闻地锐减，在不少殖民者眼中，非但不是悲剧，反而被视为“神意”或“天佑”的明确彰显——上帝以其无形之手，为他们这些“选民”清空了应许之地。这种因疾病造成而非直接故意但后果毁灭性的人口真空，极大地“便利”了后续的殖民进程。

1990年代，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人们正围绕在一座过山车游乐设施前

当对土地的贪婪欲望超越了其初来乍到时的谨慎与依赖，当幸存的原住民从“有用的邻居”和“潜在的皈依对象”，逐渐变为“碍事的障碍”和“对定居点安全的威胁”时，系统性、全面性的清除便不再只是设想，而成了现实政策与日常行动。暴力从偶发的冲突，升级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戮。在新英格兰地区——当年“五月花号”就是从这里登陆的，后来成了英国人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在1637年的佩科特战争中，殖民者拉拢其他印第安部落，在夜间袭击了佩科特人的主要村庄。他们纵火焚烧了所有的棚屋，并向从火海中逃出的妇孺开枪射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罗普在描述这场针对非战斗人员的大屠杀时，竟称之为“上帝对野蛮人的一次可畏判决”，将暴行神圣化。

而将这种暴力推向恐怖巅峰的，是殖民地政府乃至后来的州政府正式颁布的“头皮悬赏令”。这绝非民间自发的、零星的残酷行为，而是被写进官方法律条文、以财政资金支持的恐怖政策。例如1703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当局就正式宣布，为每张印第安人头皮悬赏40英镑。而在某些时期和地区，一张印第安成年男子的头皮，可以换取高达100英镑的赏金——这相当于当时一名熟练工匠数年甚至十年的收入。妇女和儿童的头皮价值稍减，但同样明码标价。这种将人体部位商品化、将屠杀行为利润化的政策，是将针对一个种族的灭绝行动，彻底变成了无数笔、无数桩有暴利可图的无本生意。它激发的不再仅仅是宗教狂热或土地欲望，还有最原始、最赤裸的贪婪。无数原本可能保持中立的边疆居民、冒险家乃至职业猎头，被这赏金所驱使，针对和平的甚至已与殖民当局签署条约的印第安村庄，发动了无数次冷血夜袭与伏击。殖民政府的档案中，冰冷地记录着一笔笔为兑换头皮而支付的赏金，人性在制度的诱导与激励下，公开地、大规模地畸变为最贪婪的嗜血。

还要说到的是，伴随对原住民的驱逐与屠杀，殖民当局还开启了狂魔般的黑奴贸易，在15世纪起的四百年里，先后将一千多万名非洲黑人贩往这片“新大陆”，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死于路途，活着抵达的黑奴们，则被迫在种植园、矿山中从事最繁重的劳动，遭受残酷压榨，成为殖民经济的“血汗基石”。原住民的人身被灭绝、土地被掠夺，以及大批黑奴的中途横死和被奴役，混合形成了新大陆殖民历史的血腥底色。

当然，在英、法、荷等国殖民者入主北美之前，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触角最早伸向中南美洲。1492年那个效力西班牙王室的冒险家航海“发现新大陆”以后，跟进的征服者就以土著们从未见识过的巨响火枪、高头大马，以及无形可见却魔鬼般致命的天花病毒，摧毁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个帝国，建立了庞大的矿业与种植园经济体系，其殖民遗产深刻塑造了今日拉丁美洲多国的文化、语言与社会结构。葡萄牙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开拓蔗糖王国。法国则纵横于北美内陆的毛皮贸易网络，并与英裔殖民者激烈角逐。这些帝国的殖民活动，与英、荷在北美的行径本质相通，皆以原住民社会的解体与土地的易主为代价。当这些殖民地相继独立，形成今日众多美洲国家后，新生的共和国并未停止压缩原住民的生存空间。无论是美国的“西进运动”与保留地制度，还是拉丁美洲各国对边疆（如阿根廷当局对巴塔哥尼亚）的征服与开发，都延续了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剥夺与同化压力，共同构成了美洲大陆殖民与后殖民操作的漫长阴影。

尤其是美国建国之后，随着国家力量的整合与强化，针对原住民的暴力并未消失，反而在“国家利益”与“昭昭天命”的旗帜下，变得更具有规模性、组织性与“合法性”。开国元勋们，如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虽然口头上谈论“文明开化”印第安人，但面对反抗时，其言辞便露出赤裸的狰狞。他直言不讳地指示前线将领：“如果（印第安部落）选择战争，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追捕他们直至灭绝，或将其驱赶到我们无法触及的遥远之地。”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这位以“老胡桃木”的强硬形象著称的战争英雄，更是将驱逐政策推向制度化与高潮。1830年，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在国会通过。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使用武力，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印第安部落，强制迁移到河西岸划定的“印第安领地”。

最具悲剧性与讽刺意味的，莫过于切罗基人的命运。他们被称为印第安“五大文明部落”之一，已经大量采纳白人的生活方式：创立了文字，制定了成文宪法，建立了代议制政府，许多成员拥有成功的种植园，甚至蓄奴。他们被视为“文明化”的典范，并曾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且赢得了官司（最高法院裁定佐治亚州无权剥夺其土地）。然而，这一切“文明”的成就，在土地欲望与种族偏见面前，不堪一击。杰克逊总统漠视最高法院的判决，联邦权力与州权力联手逼迫他们背井离乡。1838年冬天，美军士兵端着土著人没有的火枪和寒光闪闪的刺刀，将约一万六千名切罗基人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中强行驱赶出来，押送上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通往所谓“印第安领地”的西行之路。这条路，后来被称为“血泪之路”。饥饿、严寒、疾病（尤其是痢疾和百日咳）在衣衫单薄、营养不良、心碎绝望的队伍中疯狂肆虐。沿途留下了至少四千具尸体，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孩子和病弱者。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道：“女人的哭喊，病人的呻吟，孩童的哀恸……所有声音混在一起，足以撕裂最坚硬的人心。”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迁移”，而是一场由国家机器冷酷发动，在凛冽寒风中施行的大规模死亡驱赶与流放。

被军队押送的切罗基人徒步1200公里前往俄克拉荷马。途中超4000人死于严寒、饥饿和疾病，此路被幸存者称为血泪之路。

当幸存的、被击溃的部落最终被驱逐到西部那些贫瘠、干旱、被认为“不适合白人定居”的“保留地”，以为可以喘一口气时，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毁灭性打击接踵而至。对于平原地区的部落，如苏族、夏延族等，北美野牛是他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绝对核心：牛肉是主要食物，牛皮制作衣服、帐篷、容器，牛骨制作工具，牛粪作为燃料，而野牛庞大的种群与强大的生命力，更是他们精神信仰与民族认同的象征。美国政府为了彻底瓦解平原印第安人的抵抗能力与生存基础，开始明里暗里支持对野牛进行商业性和娱乐性的大规模屠杀。铁路公司为了清除“障碍”并吸引旅客，甚至推出“狩猎专列”，让猎手们舒舒服服地坐在车窗边，用新式的连发步枪，轻松射杀铁路沿线成千上万的野牛，往往只剥取值钱的皮毛，任由庞大的尸骸在草原上腐烂，曾如黑色海洋般覆盖整个大平原。数量估计高达三千万头的野牛，在短短几十年内，被猎杀至濒临灭绝的境地，到1880年后期，野生种群仅剩下数百头。美军将领菲利普·谢里丹对此有过坦率地承认：“这些猎杀野牛的人，过去几年里为消灭印第安人所做的贡献，比整个正规军在过去三十年里所做的都要多……这是摧毁印第安人后勤补给的唯一方法。”生态灭绝被有意识地、战略性地运用，成为完成种族清除这一最终目标的直接工具。

这场漫长悲剧的一个血腥句点，画在了1890年12月29日，南达科他州伤膝河畔那个寒冷的早晨。美军第七骑兵团包围了已按照要求交出武器、正准备迁往保留地的拉科塔人的营地。由于一点误会，或后世历史学家认为，更可能是蓄意的挑衅与紧张情绪的失控，一声枪响打破了僵局。接下来，有着当时最先进的哈奇开斯式速射枪的美军士兵，向手无寸铁、惊慌失措而四散奔逃的拉科塔人群——其中包含大量妇女和儿童——进行了无差别的扫射。超过三百名拉科塔人当场惨遭屠戮，他们的尸体在风雪中被随意丢弃，最后被集体抛入一个巨大的乱葬坑。这场屠杀，被许多严肃的历史学家视为美洲原住民武装抵抗时代的终结性事件。极具讽刺与悲哀的是，参与这场屠杀的二十名美军士兵，后来因所谓“战场上的英勇”被授予了国会荣誉勋章。而印第安人的鲜血，则无声地渗入了伤膝河两岸冰冷而沉默的土地。

数字是沉默的，但往往最为振聋发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现今美国国境范围内的原住民人口，根据不同的估算方法，保守估计至少在500万人到1000万人之间，还有学者认为是数千万人。而到了1890年，也就是伤膝河大屠杀发生的那一年，这一数字已经锐减至大约25万人。无数曾经繁荣的部落彻底消失，他们的语言、文化、社会结构、口述历史，连同他们与这片土地独特的相处方式，永远地湮灭了。这不是一个自然的、缓慢的“衰落”过程，而是一场历时三个世纪，由旧大陆病菌的无情扫荡、火枪与钢刀的物理杀戮、蓄意颁布的悬赏法令与背信弃义的条约所构建的制度性驱赶，以及旨在摧毁其生存根基的系统性生态灭绝，共同交织完成的一场目标明确、后果彻底的种族清洗。其规模之巨大、时间之长久、手段之多样与残酷，构成了新大陆躯体中最危重失血的那一重创痛，也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道无比黑暗、无法磨灭的巨大印痕。

三

今天，我行走在这个以富庶安宁著称的“花园州”。帕塞伊克河在夕阳下静静流淌，波光粼粼，它的名字源于勒纳佩语，意为“宁静的河谷”。霍博肯是河对岸的繁华城区，餐厅与咖啡馆林立，它的名字在勒纳佩语中意为“烟草管之地”。这些地名，是这片土地真正最古老的墓志铭，然而，如今匆匆走过的人们，有几人知晓其含义，有几人曾驻足倾听这地名深处传来的微弱叹息？虽然，聊可欣慰的是，至今美洲原住民的身影并未完全消逝，他们还顽强地生存在这片大陆上。在美国，他们散居于数百块“保留地”或城市中，这个民族的血脉又在悄然涨潮，但许多社群仍面临贫困、健康与身份认同的深刻挑战。与此同时，一场文化复兴与权利抗争的运动也在持续，试图在现代化的裂缝中寻回失落的记忆与尊严。

感恩节将至，超市货架堆满肥硕的火鸡，电视里洋溢着阖家欢宴的温馨。孩子们依然绘制着“印第安人”与“清教徒”的简笔画。那个关于帮助、盛宴与友谊的单一神话，被年复一年地纯洁化演绎，彻底剥离了紧随其后的三个世纪的血海深仇与文化覆灭。历史被折叠、收纳、消炎，只在某些边缘角落零星展示——或许是一块字迹锈蚀的解说牌，或许是大学里一门冷僻的课程。在主流叙事中，那个血腥复杂的过去，被压缩成一个关于“国家开端”的温情符号。于是，感恩节丰盛的餐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块覆盖在巨大历史坟茔之上的洁白桌布，以此刻的欢笑，遮蔽了其下的基座。

这种“征服—遗忘—欢庆”的模式，并非美洲独有，它是殖民主义全球剧本中反复上演的悲剧核心。在非洲刚果，有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时代以橡胶采集为名的恐怖统治；在澳大利亚，有持续到20世纪还在将原住民儿童强行带离家庭的“同化”政策；在南太平洋，有无数岛屿文明在枪炮、病菌与奴役下无声湮灭——尽管形式各异，但其内核都是“优势文明”对“他者”的肉体消灭、土地剥夺与文化抹杀，并在事后将血迹擦干，书写那些只属于他们自己成功与荣耀的史册。

历史的幽灵并未远去。当今世界，种族清洗与压制的余烬仍在暗处烟雾缭绕，改头换面，伺机复燃。它们除了真枪实弹的发威，或许也潜伏在系统性剥夺的冷酷政策下，或许藏身于煽动仇恨的狂热话语里，或许体现在对某种文化记忆持续而精巧的擦除中。它们总是将一些特定国家、特定族群障碍化，将其生存权、发展权与记忆权视为可剥夺之物。

我暂居在这片被双重历史定义的土地上。一重是可见的、胜利者的现代文明；另一重是隐形的、被征服者的古老伤痕。我遥远的故国也曾经饱受霸凌，几濒灭顶，作为一个此地这段史事的知晓者，我无法漠不关心。历史的复杂性固然超出简单的审判，但有些底层逻辑始终清晰：系统性的屠杀、文化的灭绝、背信弃义的伤害、旨在摧毁其他族群生存基础的生态战——无论冠以何种名号，都是对人类共存底线最野蛮与粗暴的践踏。某些冠冕堂皇的“进步”叙事背后，可能就隐藏了一种将自己价值体系奉为唯一圭臬的取向，就是在释放一种唯我独尊的巨大傲慢，甚至一种横扫别人家文明的破坏力。

当新泽西的枫叶又一次被秋霜染红，当感恩的颂歌又一次响起，愿我们心中能保有一丝对全部过往记忆的敬畏。那被遗忘的勒纳佩人“三姐妹”田园欢歌，与今日感恩节的欢宴之间，隔着数个世纪的血泪与沉默。我们站在此岸，面临选择：是继续背对那黑暗的流水，在覆盖其上的洁白桌布前欢宴？还是转过身，承认那河流的存在，正视其波澜下沉淀的沉重过往，并在那流淌不息的水声中，重新思索“家园”“感恩”与“共享”一类的清词在跨越血腥与遗忘之后，应有的更深重载荷？当我们批判殖民文明的傲慢时，并非否定文明进步的价值，而是要追问：一种文明的前行，是否都必须以“零和博弈”的逻辑牺牲别的文明？现代社会对这段血色记忆的尊重，可不可以是“承认”了，但并没有多少落实于让多元文明和谐共生足够的具体实践？感恩节的叙事有了“温情互助”，还要不要内心的“反思忏悔”和现实的“情义重建”？……唯有正确回答并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家园”“感恩”与“共享”的牵念，才能真正实现为各族群深透和解、互为依恋的美好价值。

要记得，这片丰饶而沉重的大陆，在每一次秋风吹过枫林、每一次刀叉触碰瓷盘时，还在发出几乎没有谁听见却从未止住的叹息。那是一线试图穿透遗忘坚冰的、微弱而不屈的脉搏，是一道不该被遗忘的血色记忆。

王泽龙，学者，现居美国新泽西州。主要著作有《中国写作学探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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