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根暗红色的藤条，常年挂在堂屋门后的土墙上。六年的时间里，它的表面被磨得油光水滑，那是被我的汗水、眼泪，甚至偶尔渗出的血丝浸润出来的颜色。在我整个青春期里，那根藤条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是我恨透了那个男人的唯一理由。
我的继父叫陈建国，一个木讷、粗糙、常年穿着沾满灰浆的迷彩服的男人。我十二岁那年，亲生父亲因为酗酒在冬夜里摔进了门口的水沟，再也没醒过来。母亲一个人拉扯着我，实在熬不下去了，经人介绍，带着我嫁给了隔壁村这个干建筑工的光棍。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踏进他家门时的情景，破败的院子，三间红砖房，他局促地搓着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嘴角扯出一个干巴巴的笑，想摸摸我的头。我狠狠地打开了他的手，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他愣了一下，没说话，只是默默接过了母亲手里的破旧编织袋。
那时的我，就像一只长满倒刺的刺猬。父亲的死、家境的贫寒、寄人篱下的屈辱感，全都被我转化成了暴戾的脾气。我跟着镇上那些辍学的混混一起抽烟、打架、逃课，甚至学会了偷拿母亲本就不多的买菜钱去游戏厅打街机。母亲只会对着我哭，她的眼泪不仅没让我收敛，反而让我觉得她软弱可欺。
陈建国第一次对我动手，是在我偷钱后的第三天。那天晚上，我在游戏厅里正打得起劲，后衣领突然被一只粗糙的大手像拎小鸡一样死死揪住。我还没来得及骂出声，就被他一路拖拽着拽回了家。堂屋里，母亲正焦急地掉眼泪，看到我们回来，刚想迎上来，陈建国一把将我甩在水泥地上，反手关上了门。
他从门后抽出了那根用来捆扎钢筋的粗藤条。没有多余的废话，藤条撕裂空气，带着尖锐的呼啸声，“啪”的一声抽在我的脊背上。剧痛瞬间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我惨叫一声，下意识地想要爬起来反抗。但他那双常年搬砖砌墙的手有着常人难以挣脱的力量，他死死摁住我的肩膀，藤条雨点般落下。
我从一开始的破口大骂，到后来的倒吸冷气，最后只能死死咬住嘴唇，一声不吭地承受。母亲在一旁哭着拉他的胳膊，他一把甩开，眼睛通红地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亲爹是怎么死的，你全忘了吗？你想学他当一辈子的烂泥？只要你在这个家里一天，我就算把你腿打断，养你一辈子，也绝不让你出去祸害人！”
那天晚上，我趴在床上，后背上一道道红肿的檩子火辣辣地疼。陈建国没有给我上药，母亲端来的饭菜也被我一把推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跟他势不两立。
从那以后，那根藤条就成了我们之间交流的唯一方式。初中三年，是我最叛逆的时期。我厌恶他吃饭时吧唧嘴的声音，厌恶他身上常年洗不掉的旱烟味和石灰味，更厌恶他看我时那种深沉却严厉的眼神。为了气他，我故意把考了十几分的卷子扔在饭桌上；我故意在半夜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我甚至故意跟那些名声最臭的小混混称兄道弟。
每一次我越界，换来的都是藤条毫不留情的抽打。最严重的一次，是我读初三的下学期。几个混混撺掇我去隔壁村的废品站偷废铜，我当时脑子一热就跟着去了。结果我们被废品站的老板当场抓住，几个混混跑得快没影了，只有我被按在地上报了警。警察通知了家长，陈建国是连夜从工地赶到派出所的。他身上还穿着沾满水泥斑点的衣服，安全帽都没来得及摘。
在派出所里，那个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男人，为了不让我留下案底，硬是弯着他那常年劳作而僵硬的脊背，给废品站老板和警察鞠了一个又一个躬。他掏出贴身藏着的、用塑料袋裹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一叠零钱，把赔偿款交了，才把我领出来。
回家的路上，漆黑的夜里只有手电筒微弱的光。他走在前面，一言不发。刚跨进家门，他转身就把门栓插上，取下藤条，把我摁在院子里的长条凳上。那一顿打，是我挨得最狠的一次。藤条抽断了，他就用半截接着打。
母亲跪在地上求他，他却像疯了一样，边打边哑着嗓子吼：“你知不知道偷东西是什么罪？你知不知道档案上留了底，你这辈子就毁了！你毁了你自己，你让你妈以后怎么活！”
那次打完，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在那三天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不再跟他对着干了，但这绝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他，而是因为我找到了一种报复他的最佳方式。我要读书，我要考上大学，考到一个他永远够不着的地方去。我要让他知道，我不仅能活出个人样，还能彻底摆脱他这个粗鄙、暴力的泥瓦匠。
带着这种近乎扭曲的恨意，我像是变了一个人。我断绝了和所有混混的联系，把所有的精力都砸在了书本上。基础太差，我就死记硬背；英语听不懂，我就把单词写在手背上，连上厕所都在默念。
中考时，我不错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高中三年，我住校，一个月只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我们依然形同陌路。他总是默默地坐在院子里抽旱烟，看着我进门，然后起身去厨房劈柴。母亲准备的饭菜里，总会多出一盘我最爱吃的红烧肉，但我从来不夹他面前的菜，也从未开口叫过他一声“爸”。
高三那年冬天，县城下了很大的雪，学校停水停电。我在宿舍里冻得直哆嗦，正准备盖上两层被子硬挺过去的时候，宿管大爷喊我下去，说有人找。我裹着破棉服下楼，在漫天大雪中，看到了陈建国。
他头发上、眉毛上全都是冰碴子，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用旧毛衣裹着的保温桶，还有一个崭新的热水袋。他看到我，赶紧把东西塞进我怀里，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你妈怕你冻着，让我送来的。保温桶里是排骨汤，趁热喝。”
说完，他不等我说话，转身就走进了风雪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我抱着滚烫的保温桶，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心里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但很快就被我用那根藤条的记忆压制了下去。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考出了全校前三十的成绩，被北方一所著名的985大学录取。当邮递员把红色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时，母亲激动得又哭又笑，连连念叨着祖宗保佑。我拿着通知书，余光瞥向坐在门槛上的陈建国。
他拿着旱烟袋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然后慢慢站起身，在衣服上使劲蹭了蹭手，想要凑过来看一眼。我却冷着脸，把通知书径直拿回了里屋，顺手关上了门。门外，传来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整个八月，我都沉浸在即将逃离这个家的巨大喜悦中。我开始收拾行李，把以前那些破旧的衣服全都扔掉，仿佛要跟过去的人生彻底割裂。在这个过程中，陈建国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连续几天不着家，母亲说工地上赶工期，他要在那里守夜。我心里冷笑，他不过是不想面对我这个即将远走高飞的继子罢了。
去大学报到的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背着沉重的行囊，手里拎着一个大包，准备步行去镇上坐客车。母亲红着眼圈在院子里帮我整理衣领，千般不舍。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外面的空气都是自由的。
我大步流星地走到院子门口，正准备跨出去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沙哑且疲惫的声音。
“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