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的手最近抖得越来越厉害了，医生说这是帕金森症的晚期表现，是岁月对这具九十三岁躯体的正常剥夺。但我心里清楚，这颤抖不仅仅是因为衰老。
每当夜深人静，窗外刮起冬日的冷风时，这双手就会不由自主地战栗，仿佛上面还沾染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城里，那刺骨的寒意和温热的鲜血。
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我的儿孙们围在床前，用充满敬意和悲伤的眼神看着我，在他们心里，我是一个慈祥的祖父，是一个年轻时曾为国家服役、战后勤恳养家的普通老人。他们不知道，在这具枯朽的躯壳里，隐藏着怎样一个怯懦、肮脏且充满罪恶的灵魂。
我不敢把真相带进坟墓，那里的泥土太重，掩盖不了一座城市三十万人的冤魂。我必须说出来，特别是关于那些留在南京城里的女人。她们的遭遇，是我这大半生每一个噩梦的源头。
昭和十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我作为大日本帝国陆军第十六师团的一名二等兵，踏入了南京。那时的我只有十九岁，出发前，母亲在火车站给我求了平安符，乡亲们挥舞着军旗，高呼着“武运长久”。我们在军国主义的狂热中被洗脑，深信自己是去“惩罚暴支”，是去建立“东亚新秩序”。
然而当厚重的城门被大炮轰开，当我们真正踏入那片土地时，我看到的不是所谓的荣光，而是人性沦丧的最深渊。
南京的十二月比我的家乡广岛要冷得多，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砖瓦烧焦的味道，以及一种难以形容的、令人作呕的血腥气。进城的前两天，长官下达了所谓“自由行动”的暗号。起初，我还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直到我看到平时在小队里沉默寡言、甚至有些腼腆的藤田，一脚踹开了一户普通人家的木门，从里面拖出一个尖叫着的女人时，我才猛然惊醒。
那个女人大概只有二十出头，穿着一件带碎花的粗布棉袄，头发因为挣扎散乱在脸上。她的母亲，一个裹着小脚的中国老妇人，跪在地上死死抱住藤田的军靴，哭喊着我听不懂的中国话。藤田没有丝毫犹豫，用刺刀狠狠地扎穿了老妇人的肩膀，一脚将她踢开。然后，他像拖拽一件没有任何生命的行李一样，把那个年轻女人拖进了漆黑的里屋。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紧紧握着步枪，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无法动弹。里屋传来了布料被粗暴撕裂的声音，以及女人从凄厉到逐渐嘶哑的惨叫。我的胃里翻江倒海，恐惧、震惊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攫住了我。
我虽然没有参与，但我也没有阻止。我就那样站着，成了一个默许罪恶的帮凶。当藤田提着裤子走出来时，脸上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热笑容时，我看到那个女人衣不蔽体地躺在冰冷的泥地上，双眼空洞地望着屋顶，嘴角流着血。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不再是人，我们是一群披着军装的野兽。
随着占领的深入，这种暴行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像瘟疫一样在整支军队中蔓延开来，并且变得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疯狂。南京城里的中国妇女，陷入了真正的地狱。
为了躲避我们的搜捕，她们想尽了各种令人心碎的办法。我们在巡逻时，经常能看到被剪掉长发的女人。她们穿着男人的宽大衣服，脸上涂满了锅底的黑灰，甚至故意把泥巴抹在身上，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丑陋、肮脏，像个干瘪的老头或者生病的乞丐。她们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只为了保留最后一点生而为人的尊严，只为了能在这场浩劫中活下一条命来。
可是，这丝毫没能阻止那些已经失去理智的士兵。我的小队长，一个在国内做过小学教师的男人，甚至把这当成了一种游戏。他会用沾着血的刺刀挑开那些宽大破旧的衣服，如果发现是伪装的女人，就会发出一种极其刺耳的、胜利者般的狂笑。
她们脸上的锅灰被粗暴地用雪水擦去，露出惊恐万状的面容。无论她们是十几岁的少女，还是已经做祖母的妇人，甚至是挺着大肚子的孕妇，都无法逃脱被蹂躏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