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中经记者 卢志坤 桂林兴安报道
1934年冬，中央红军在广西兴安境内突破湘江，以折损过半的惨烈代价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这场战役，是长征途中极其壮烈的一战，也是至今仍在被不断发掘、重新认识的一段历史。
陈兴华与这段历史的交集，始于1988年冬天的一次意外发现。彼时他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博物馆副馆长，在华江瑶族乡千家寺一栋火灾后的老楼墙面上，亲手用考古手铲清理出22条红军标语。
此后近40年，他从文物保护转入红色文化研究，组建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接待中央媒体采访不下数十次，也参与了红军遗骸的收集寻访工作。与此同时，他长期研究有2000多年历史的灵渠，担任灵渠研究会名誉会长，致力于将兴安这片“两次改写中国历史进程”的土地上的文化遗产整合传承。
今年1月，年逾七旬的陈兴华将当年发现红军标语楼的全部原始资料无偿捐赠给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这位与湘江战役历史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研究者。
标语墙背后的湘江记忆
《中国经营报》：今年1月，你把华江千家寺红军标语楼发现和保护历程的史料捐赠给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是什么促使你做出这个决定？
陈兴华：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年过七旬，应当做一些事。10多年前我牵头组建了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对红色文化传承深有体会。我们研究湘江战役，发现其精神非常值得挖掘，特别要通过红色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学会在困难面前不退缩。
谈及传承，就想到1988年。当时我是兴安县博物馆副馆长，那年冬天发现了红军标语楼，共清理出红军标语22条。其中一幅漫画标语，由“国民匪党”几个字组成一只狗的形象，既是标语也是漫画。
几十年过去，当年的情况很多人已不了解。我把当年给报社写稿的手稿、《广西日报》和《中国文物报》刊登的新闻剪报，连同照片一起装裱好，无偿捐给了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这些资料留在我手中30多年，我也很珍惜，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更有意义。
《中国经营报》：当时发现红军标语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陈兴华：华江瑶族乡政府打电话到县政府，说宿舍楼火灾后墙上露出“红军宣”三个字，怀疑是红军标语。县政府把信息转到博物馆，馆长让我第二天坐班车过去。
到了现场，房子刚被火烧过，位于乡政府所在地千祥村的千家寺。千家寺是一座古庙，县志记载明代即有，乾隆时重建，原名观音庙，因修建时“千家捐款”而得名，并非有一千座寺庙。
1934年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到达这里，这是湘江战役中，中央纵队第一个稍作停歇的地方。
据当地群众讲，当年红军写完标语离开后，国民党要铲掉标语，群众便用石灰浆在墙面上刷了一层，将标语封在夹层里。这次火灾后众人泼水救火，墙面热胀冷缩，石灰层脱落，标语才重见天日。
我用考古手铲逐步清理墙面，这是我唯一一次做“墙面考古”。容易剥落的先清理，黏结牢固的暂时搁置，留待日后技术条件成熟时再处理。那也是冬天，与当年红军过江时节相近。整个清理过程中，我除了吃饭几乎没有坐下过，手冻得通红，但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一直坚持到清理结束。
《中国经营报》：标语楼从1988年发现到2006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陈兴华：发现后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在《广西日报》《中国文物报》发表文章，引起更多关注。一年多后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接着升为自治区级，最后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如果没有这些保护身份，20年前这栋楼可能就被拆掉了。
之后我持续关注湘江战役，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一篇获得省级征文二等奖。我还采访了当时已百岁高龄的老红军和湘江战役亲历者，收集第一手资料。前几年红军遗骸收集工作中，我担任一个组的组长，深入乡镇寻访，翻越过大风坳等地。
红色研究会每年组织重走长征路、红色文化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均为义务参与。县委宣传部安排媒体采访，我接待中央电视台记者不下10次，这些年接受各类媒体采访不下五六十次。
《中国经营报》：湘江战役在长征中处于什么历史地位？
陈兴华：它的惨烈在于，国民党以30万大军企图将红军数万人全歼于湘江东岸，拥有飞机、大炮、碉堡等绝对优势，但红军凭借高于天的理想和精神，最终减员过半仍然突破了湘江。
它的历史地位，我认为是一个伟大转折。过江后，红军将领和战士都在思考：我们的出路在哪里？领导层出了问题，必须召开重要会议改变被动局面。遵义会议因此而来。
现实意义同样重要。过湘江时为保证中央纵队胜利渡江，发生了三大阻击战。朱德电文开头便是“万万火急”，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人，也要保卫党中央。当今社会更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毛主席讲“过江，过了湘江就是胜利”。有人不理解为何折损过半还称胜利。这如同下棋，己方只剩几枚棋子，但将了对方的帅，就是赢。红军的目标是突破湘江进入湖南，实现了这个目标，就是胜利。
《中国经营报》：湘江战役中很多师团官兵几乎全部牺牲，这种精神对当下有什么意义？
陈兴华：红34师就是典型，几乎全师覆没。100团团长韩伟在兴安县漠川乡协兴村跳崖，6人跳下，3人生还，被当地百姓藏在地窖中躲过搜捕。
红军以生命捍卫理想，百姓也冒着杀头的危险保护红军。这种军民鱼水情，在湘江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陆定一《老山界》中记述了一个细节：瑶族老大娘把家中仅有的粮食煮粥给红军吃，还歉疚地说没有更大的锅。红军准备离开时，看到后续战士背着一袋米，这袋米足够他们翻越老山界十几天的口粮，但红军直接将这袋米送给了老大娘。这些细节说明，红军已经和民众、少数民族真正融为一体。我们讲湘江战役，不是讲惨烈本身，而是讲红军在极端困难下如何战胜困难、克服困难。
“两次改写历史”的传承之路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年轻人应该怎么理解和传承？
陈兴华：“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红军老前辈。”他们用生命践行理想，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惜一切。我们不能因为一点困难就退缩。
我很欣慰地看到，这些年红色文化的关注度变化很大。1982年，兴安县党史办主任王宪民让我去给部队讲湘江战役，我当时了解甚少，勉强上阵。那时研究湘江战役的人少之又少，连我这样浅薄的人都成了主力。
如今大不一样了。2014年我们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会，成员有50多人。今年5月，绘画书法研究会还在界首举办了活动。每年我们培养新一批红领巾讲解员，一代接一代传承。纪念设施也多了，长征线路修复了，保存有红军标语的古庙祠堂都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与1982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中国经营报》：你既研究灵渠又研究红色文化，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陈兴华：兴安曾获“全国十大魅力名镇”称号，宣讲词说“兴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两次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一次是2000多年前的灵渠，一次是1934年的湘江战役。
秦始皇修灵渠，是为解决南下岭南50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岭南民族善于游击，白天撤退夜间偷袭，中原的驰道在此无用武之地，只能借助水路。这条人工运河连接了长江与珠江水系，自公元前214年沿用至今。
灵渠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工程，红军突破湘江是为人民打天下。
《中国经营报》：灵渠和湘江战役这两种不同年代的遗产，应该怎么融合发展？
陈兴华：做传承不能讲红色时抛开灵渠、讲灵渠时抛开红色，要把中华优秀文化作为整体来传承。灵渠不仅仅是运河，越南史书中记载灵渠两岸居民用水车灌溉、烧石为灰改良土壤，这是中华农耕文化对东南亚的贡献。
湘江战役精神也是优秀文化，鼓舞人心、砥砺意志。两种文化要整合起来为当今服务。
近年来有人提出，从灵渠渠首乘船漂流到界首不过20多公里，沿线各村落可以发展特色产业，如豆腐村、竹编村、土鸭蛋村，通过旅游振兴乡村，这个构想很好。龙潭江景区已是四星级旅游景区，龙潭寨20多户人家都在经营民宿，收入成倍增长，就是成功的范例。
《中国经营报》：回首几十年的研究历程，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陈兴华：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们仍处于起步阶段。能把湘江战役讲清楚、条理分明的人并不多，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发掘。中央党校一位教授曾对我说：“我研究湘江战役30多年，来了兴安才知道战役发生在（兴安县）界首（镇），而不是在湖南。”可见不少人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地考察。
老山界的雷公岩，马匹掉下去便粉身碎骨，人想下去割块肉都无路可走，给红军造成了极大困难。但也正因地势险峻，大炮运不上去、飞机找不到目标。红军在同等条件下与国民党军作战，国民党军并非不堪一击，但全部被红军击败。
陆定一《老山界》这篇文章内涵极深：为什么要翻越老山界？沿途地理环境如何？过山时与瑶民之间的民族政策实践是怎样的？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践对我国的民族政策有什么影响？对当今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什么意义？军民鱼水情又体现在哪里？文中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爬山虽累，但战士们想象火把与星星连成一片，畅想革命成功后的未来。仅这一篇文章，就有太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
（编辑：卢志坤 审核：童海华 校对：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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