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走进纪录片：可以拥抱技术，但不能交出“真实”

AI这支神通广大的“画笔”闯进纪录片行业，既能填补许多历史看不见的角落，稍不留神，也容易搅得“假作真时真亦假”。它就像一匹爆发力十足的快马，跑得飞快，前景诱人，可如果没拴好缰绳，一不小心就踏乱了“纪实”这片田地。我们不必谈AI色变，也不能放任它信马由缰。结合当下行业里的鲜活案例，我想试着把求真、标识、审校、适度这几条准则掰开揉碎，变成拿起来就能用的规矩，共同探讨：如何牵住技术这匹野马，守好真实这方沃土。

这个想法并非凭空而来，源自近期一批运用AIGC创作的纪录片带来的思考。看完这些作品，我既为技术打开的全新创作可能性感到兴奋，内心也生出一份清醒的担忧。我们不反对AI，也不主张全盘排斥AI。我自己就是AI的重度使用者，写文稿、查阅史料、修复老照片，日常工作很多环节都离不开它。恰恰因为亲身使用、深知它强大的能量，才更清楚一旦脱缰失控，就容易落入“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迷局。

先从两部代表性作品说起。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长征·江河纪》，在2026年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与观众见面，是国内首部以AIGC作为全流程创作元素的长征题材作品。全片六集短片，每集约五分钟，沿着于都河、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六条长征沿线重要河流搭建叙事主线。幽深峡谷、奔涌激流、寒冽铁索、暗夜渡河，许多以往同类题材很难实拍还原的历史场景，借助AI技术得以生动呈现在荧幕之上。尤为可贵的是，该片邀请权威军史顾问、水利专家，对史实、地貌、武器装备等细节逐一审核把关，在牢牢守住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技术优势，完成颇具冲击力的视觉表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摄制的《寻古中国》第二季，依托考古实证，系统梳理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发展脉络。节目积极运用AI新技术、VP虚实融合、3D数字孪生、微痕修复、多模态驱动等一系列前沿手段，完成历史空间与现实时空的交织重构，打造出富有沉浸感、震撼力的视听体验。

这些有益探索，实实在在拓宽了纪录片的创作边界。可观看作品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不断萦绕心头：当AI生成的画面与珍贵的历史原始影像并置，观众能不能清晰分辨？多年以后，后人翻开这份影像卷宗，眼前铺展开的，究竟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真实史料，还是机器笔下描摹的镜中花、水中月？所以争论的核心，从来不是“要不要用AI”，而是如何用好这项技术，既热情拥抱创新，又守住纪录片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谈落地规则之前，我们先要想明白一件事：纪录片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纪录片和其他影视品类最根本的分野，就在于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剧情片可以虚构人物、编织情节、设计对话，观众观影之前就心知肚明，这是一场艺术造梦。纪录片不一样，自诞生之日起，它便和观众达成一份无形契约：镜头呈现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人与事。这份契约，就是纪录片的身份根基，是它的生命线。一旦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被模糊，纪录片便不再是纪录片，只是一部披着纪实外衣的剧情作品。但AI带来的挑战，比“边界被模糊”更深一层。过去纪录片之所以是纪录片，靠的是一个默认前提：镜头拍到的东西，是真的。AI把这个前提动摇了。现在你可以在没有镜头、没有在场、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造出一段“看起来像纪录片”的影像。于是问题就变了：纪录片之所以为纪录片，到底靠什么？我的看法是，靠的不只是画面本身，而是画面背后的责任链——谁拍的、在哪儿拍的、什么时候拍的、这个人同意了吗、这段素材有没有被改过。这一整条链，是纪录片的“出生证明”。AI生成的内容，这条链是断的。它也可以很逼真，但它没有出生证明。

中国的纪录片人，始终怀揣以影像记录时代、留存历史的责任。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是行业一路走来的精神根脉。从延安电影团扛着摄影机奔赴抗战前线开始，中国纪录片便走上一条“以影像书写历史”的道路。我们拍下的每一帧画面，都是在为时代存档、为国家留存集体记忆。纪录片是影像档案，是国家记忆的载体。这份定位，决定了我们对待每一帧画面，都要秉持治史一般的态度：严谨、诚实、对得起当下，也对得起后世。AI纪录片，不管做得多逼真，它都不在“在场”。摄影机最珍贵的，恰恰是它在“在场”。延安电影团那台“埃姆”，是摄影师扛着它趴在战壕里、站在窑洞前拍下来的。那个“在场”，是纪录片不可替代的东西。AI可以模拟“在场”，但它永远不在“在场”。它不是目击者，它是想象者。纪录片的力量，恰恰来自镜头曾经真正面对过那个真实发生过的瞬间。

AI时代，纪录片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从“拍得到”转向“信得过”。过去拼的是能不能拍到，AI把这个门槛削平了。你拍不到的，AI能“造”出来。那纪录片还剩什么？只剩信得过。同样一个故事，观众为什么选纪录片版本而不选AI版本？因为他知道，你镜头里那个人是真的，那件事是真的，那段眼泪是真的。这种信任，是纪录片在AI时代最后的护城河。技术可以复制画面，复制不了信任。所以AI越发展，越要提醒自己：能用实拍就用实拍，能到在场就到在场。一个人拿着摄影机，走到另一个人面前，说：“我想记录你的故事。”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正因如此，当AI深度介入纪录片创作，建立清晰的行事规矩格外重要。执笔写史的人，不能交付一部失真的历史。倘若非虚构的底线被AI生成内容轻易冲垮，纪录片作为国家影像档案的价值，也将随之动摇。有行业评论说得直白：一部分项目大规模使用AI，并非出于内容创作刚需，而是降本增效导向下的选择。在效率指标的压力之下，少数创作团队直接将AI输出结果当作成片素材，省略史料考据、美术打磨、实拍论证等关键环节。大众反感的从来不是工具本身，而是借着新技术偷巧走捷径的心态。记者贾永有一句话说得十分精辟：“AI技术从来都不是偷懒者的拐棍，而是勤奋者的翅膀。”《光明日报》曾刊发文章，提出求真、标识、审校、适度四项原则，为AI介入纪实影像划定价值边界。下面，我尝试把这四条方向性原则，转化为行业可落地执行的工作方法，供探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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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

求真，是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纪实影像追求真实客观，AI生成内容同样应当建立在严谨的历史考据与事实材料之上，成为我们靠近真相、帮助观众沉浸式感知历史的工具。团队内部应当指定专人负责AI素材，谁生成、谁考据。每一段AI生成的历史场景，台账上必须清晰标注：该画面参考了哪一份史料、哪一张老照片、哪一段文献记录。找不到可靠史料支撑的画面，坚决不予使用。有些创作团队还原历史场景时，连一枚纽扣的形制都反复查证，这不是过度较真，这是纪录片不可丢掉的底线。进入AI时代，这条底线更要牢牢守住。AI生成的历史人物台词，一个字都不能随意杜撰。AI很容易基于碎片化史料自行延展想象，替历史人物编造没有文献记载的话语。历史人物不曾说过的言论，不能因为AI模拟出来惟妙惟肖，就让荧幕上的他说出这些话。影像可以呈现有据可查的人物经历、行动轨迹，但不能由AI凭空创造人物的言行。一旦跨过这条红线，真实就成了沙上之塔，风一吹便摇摇欲坠。提示词本身，也是重要的创作档案。给到AI的提示指令、使用的模型与版本、素材生成时间，全部做好归档记录。参照APA行业指南，制作团队应当为全部AI生成素材建立素材清单，登记提示词、软件版本、生成日期、画面描述、对应时间码。日后如果有人追问某一段画面的来源，可以拿出完整台账，而不是简单一句“这是AI生成”。

还有最为关键的一点：AI生成素材，绝不可以替代实证影像的核心地位。纪录片的影像大致分为三类：实证影像承担事实作证的功能，解释影像用来辅助理解，想象影像帮助受众抵达历史情境。AI生成内容归属于想象影像，只能作为补充辅助，不能取代实证影像。如果一段AI生成画面和真实历史影像放在一起，观众无法区分，便是创作团队的失职，更是对“影像写史”这份责任的轻慢。即便是AI做老照片修复、黑白影像上色这类增强类工作，同样存在主观推演的风险，也需要配套考据审核，只是管控尺度，和全新生成完整历史场景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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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第二条是标识。观众有权知道，眼前这帧是实拍还是“算”出来的。凡是AI生成或者经过AI深度修复的内容，应当设置清晰提示标识，保障观众知情权。对内，素材从生成之初就加上临时水印。按照APA工作建议，所有AI合成素材标记临时水印，避免后期剪辑时，AI素材、实拍素材、历史存档素材互相混淆。这不是做给观众看，是为了约束创作团队自己。剪辑工程中成百上千条素材鱼龙混杂，稍有疏忽，便落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困局。等到成片播出才发现问题，代价已经无法挽回。对外，播出的标识做到醒目但不干扰观看。显性标识放置在画面左下角或者右下角，清晰适度，单段AI画面起始位置标识停留不少于两秒。与此同时，在视频元数据嵌入鲁棒隐形水印，即便经过截图、压缩、裁剪，溯源信息依然保留。

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出台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已于2025年9月1日正式实施，为这项工作提供明确的政策依据。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环是：成片交付之后，AI素材依然要可追溯。元数据信息随同最终母版一同存档，记录生成日期、所用模型、提示内容、操作人员、版本迭代情况。元数据不必直接展示给观众，但必须永久保存在成片母版之中。档案要有编号，纪录片的每一段特殊素材，也都要有出处。

这里还要区分两类不同的AI应用：用AI修复模糊老照片、提升影像清晰度，属于影像增强；从零生成一整段历史场景，属于内容生成。影像增强类工作，可统一在片尾字幕注明使用AI修复技术，不必逐段打生成水印；全新场景生成，则必须落实标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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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校

第三条是审校。AI会产生幻觉，必须有“第二双眼睛”监督核查。人的记忆存在主观偏差，AI同样会出现“幻觉”，产生理解错位、过度演绎等问题，就像一面凹凸不平的镜子，看似映照历史，实则悄悄扭曲细节。因此必须对照史实二次核验，邀请专家介入评判。实操层面，AI生成素材必须闯过三道关卡。第一关是史料关，核查画面背后有没有扎实史料支撑，无依据素材直接剔除。第二关是专家关，涉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AI画面，必须交由对应领域专家审读，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就要及时调整。第三关是交叉印证关，遵循史学“孤证不立”的原则，把AI生成内容和多种史料相互比对。

“幻觉”是AI与生俱来的短板，不能指望技术自行修正。还原历史场景时，它会自动脑补出看似逼真、实则毫无史实依据的细节，比如随意设定历史人物服饰颜色、器物样式。所以一定要安排专人逐帧对照史料核查。这不代表不信任新技术，而是写史者该有的审慎。建议在后期流程中，单独设立AI专项审校环节，定岗定人，审校结论签字留档，审核不通过的素材，要么重新调整提示词生成，要么直接舍弃。不能因为素材制作耗费精力，就勉强将就。留给后世的影像档案，容不得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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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

第四条是适度。技术只是工具，不能成为作品的主角。纪实影像的根基，是和历史、现实建立真实的对应关系。创作应当以纪实内容为主体，不能为了贪图AI的便利而无节制滥用。对于确实找不到原始素材的叙事缺口，可以适度用AI填补视听断点，但绝不能让历史表达沦为技术的附庸，不能一味追求视觉冲击消耗观众的信任。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分，技术是手段，是让我们更进一步逼近真实的手段，而不是创造“真实”的手段。这个区分看着简单，却决定了AI在纪录片里到底是帮手还是隐患。技术可以帮我们把模糊的老照片修得更清晰，把缺失的声轨补得更完整，把难以实拍的场景还原得更可感——这些都是逼近真实。但如果技术从零“造”出一段历史画面，还让观众以为这就是史料，那就是在创造“真实”，这跟纪录片的本分背道而驰。再往深一层说，AI终究是工具，是让我们更加清晰、全面、科学地认知过往、现在，乃至预知未来世界的一种工具。最终决定AI的，依然是人。决定AI艺术接近其内涵的，还是人的美学。但我想补一句：对AI这个新事物，不必害怕它，应该拥抱它、接近它、学会完美地使用它。怕，是因为不了解；拒，是因为没试过。真正的态度是去认知它、理解它，知道它的力气有多大、边界在哪里、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工具越强，越需要握工具的人清醒。AI永远是工具，决定它的，始终是人。

AI不会淘汰纪录片人，但会淘汰“只做搬运”的纪录片人。AI最擅长信息整合、素材拼接、模式化叙述。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这些，那确实危险。但它最不擅长什么？它在场、它等待、它和拍摄对象建立关系、它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耐心。这些恰恰是纪录片人最核心的能力。它也逼着纪录片回到最本分的问题上：你为什么拍。如果答案是“因为这件事我必须说”“因为这个人不能被忘记”，那AI取代不了你。如果答案只有“因为这是个好项目”，那就该想想了。

具体来说，有真实实证影像优先使用实证影像；没有实拍素材、但史料充分完备，可以用AI做辅助示意，同时通过旁白、字幕标注“AI生成示意”；既没有影像遗存、史料又十分单薄的段落，宁可叙事留白，也不要强行编造画面。留白不是创作能力不足，是纪实创作者可贵的克制。历史的画卷，有些地方本就不宜浓墨重彩强行补全。关于大家热议的AI使用占比，我们不主张出台硬性百分比禁令，提倡行业内部建立自我约束。如果一部历史题材纪录片里，AI生成画面时长已经超过实证影像，创作者就应当停下来自省：这部作品的核心底色，究竟是记录，还是虚构创作？非虚构的底线是否还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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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生成与国际表达

以上四条准则，不只适用于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现实题材纪录片在使用AI做情景推演、动画复原、数据可视化的时候，同样可以参照这套规范执行。纪录片是国家的影像档案，不是追逐流量的“快消产品”。国内制作守住了规矩，走出国门又是另一回事。纪录片还有一重使命：国际传播。一旦走出国门，AI生成内容的尺度问题，就从一个制作伦理问题，变成一个信任问题。

中国故事，需要国际表达。但国际表达的前提，是真诚。我们常说“以诚交友，以诚为媒”。国际传播说到底，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心。你拿什么跟人家交心？拿真的东西。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情感，这些才是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如果我们的纪录片里充斥着AI生成的画面，又不做清晰标识，一旦被国际受众或研究者发现，对方的第一反应不是“技术挺先进”，而是“你们在编造”。这个代价，我们付不起。还有一点更要紧：我们自认为懂的东西，国际受众未必能懂。这是国际传播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误区。一部片子在国内播出，观众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社会常识，很多东西不用解释，一个眼神、一句台词、一个场景，大家就明白了。但面对国际受众，这套“默契”完全不存在。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历史背景，他们可能毫无概念；我们觉得不言自明的情感逻辑，他们可能一头雾水；我们觉得感人至深的画面，他们可能完全无感。这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这是语境差异的客观现实。国内观众看到AI生成的画面，可能觉得“技术挺炫”；国际受众看到同样的画面，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不是中国官方在编造历史？”这种审视是天然存在的，不是我们委屈就能改变的。面对这种差异，唯一的办法是把话说得更清楚、把标识做得更明白、把背景交代得更充分。

真实影像，是国际传播中最硬的通货。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舌尖上的中国》能在国际上打动那么多人？不是因为画面多精美，而是因为镜头里那些真实的灶台、真实的食材、真实的笑脸，是任何技术都“算”不出来的。为什么延安电影团那些画质粗糙、甚至有些模糊的镜头，至今仍是国际社会认知中国革命最有力的影像证据？因为那台“埃姆”摄影机，真真切切地站在了历史“在场”。真实，是最好的翻译。AI可以帮我们翻译、配音、修复画质，但不能帮我们赢得信任。信任，只能靠真实来换。面对国际传播，涉及重大历史、政治题材的纪录片，应以实证影像为主体，AI生成的画面能不用就不用。这不是技术保守，这是政治清醒。一个被戳穿的“AI名场面”，杀伤力超过一百个真实但平淡的镜头。

AI生成内容的标识，面对国际受众时应比面对国内受众更清晰、更充分。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人可以不诚实，而是因为国际受众缺少我们共享的语境，他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来理解“这是什么”。透明度越高，越能堵住“造假”的嘴，也越能体现我们以诚待人的态度。而AI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重点应放在“增强”而非“生成”上。用AI修复老影像、提升画质、做多语言配音、生成字幕——这些都是加分项，风险极低。但用AI从零生成一段“历史场景”去向国际受众讲述中国故事，风险极高，收益极不确定。说到底，国际传播是一场信任博弈。我们用AI用得越克制，别人越相信我们说的其他话也是真的。以诚交友，以诚为媒——这个“诚”字，不是嘴上说的，是每一帧画面攒出来的。一旦被抓住一处“AI造假”，我们所有真实的内容都会跟着被怀疑。

倘若AI可以随意生成一位历史人物行走在某地的画面，可以替他说出史书不曾记载的话语，演绎没有史料佐证的行为。那么观众记住的，究竟是那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AI塑造出来、形似其人的虚拟形象？后人查阅史料时，接触到的到底是沉甸甸的历史，还是精心编织的海市蜃楼？纪录片区别于剧情片的核心，就是向观众许下一份真实的承诺。一旦这份承诺被稀释，公众对于整个纪录片行业的信任感就会受损。这份信任，是几代纪实从业者踏踏实实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纪录片人的初心，是忠实记录时代。AI可以帮我们提高写作、制作的效率，但不能代替我们判断记录什么、怎样记录。《光明日报》刊载的《AI生成历史影像，勿忘求真之本》一文结尾说得恳切：拥抱技术创新的同时，牢记技术为用，求真为本。唯有如此，AI才能成为守护历史记忆的帮手，而不是扭曲事实的一面哈哈镜。我们不反对AI，也不盲目鼓吹AI。新技术一定要建立规矩。求真、标识、审校、适度，四条底线守住，AI就是纪录片人的得力伙伴；一旦失守，它便有可能扭曲历史叙事。

技术为用，求真为本，写史为魂。这是中国纪录片行业不能丢掉的立身之本。说到底，为AI立下创作规矩，不是害怕技术抢了从业者的饭碗，而是警醒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松懈，亲手毁掉纪实影像长久建立起来的公信力。纪录片是国家的影像档案，不是流量的快消品。这个道理，业内人人都懂，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国家广电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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