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房子谁的家

　　8月21日，唐时达从小生活的大桥头村，这里被群山包围，传统房屋由杉木建成。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两个儿子为了争夺房产又牵出冒名顶替入学的官司，闹得人尽皆知，71岁的母亲肖桔华越来越感到难以支应。

　　8月18日，她在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的休息室里坐了一整天，直到晚上，庭审已经超过10个小时，她提出想回去。

　　“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第二天一早，肖桔华坐在酒店房间里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看上去很疲惫，但每当谈及家庭矛盾，语调又会再次升高，变得愤愤不平。

　　“哪里失败？”记者问她。

　　“小儿子这样不听话。不失败吗？”

　　兄弟之争，最初争的是北京的一套房：哥哥唐时达说自己借弟弟名义购房并承担了主要房款，弟弟唐一达则认为，自己提供的购房资格同样具有价值。

　　房产官司之后，又争姓名、户籍和学历。弟弟唐一达向湘潭大学举报，称“唐时达”是自己的曾用名，哥哥当年拿来顶替入学。哥哥对此坚决否认，称自己从出生起就是唐时达，进而和学校展开了持续多年的行政诉讼。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执中，肖桔华选择站在大儿子一边。

　　“是你，你怎么选？”她几次反问记者。

　　肖桔华坚信自己是对的，而这对的选择又使她感到痛苦。现在两个儿子反目成仇，工作和婚姻都受到影响。

　　庭审一结束，她就迫切地想要离开湖南。在这片土地上，她曾想尽办法，用独自做生意挣来的钱供出了两个大学生，又在北京买了两套房。

　　但最后，“这里没有家了。”她说，“我这样辛苦，得到这样的结果，生不如死。”

8月21日，城步一中校门口，学生们正在陆续返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没有房子，好可怕的。”

　　不知道做了多少件衣服，1999年，开裁缝铺的肖桔华终于盖了一栋属于她自己的房子，有了真正的家。这一年，她已经44岁了。

　　她身高只有一米五五，但房子足足盖了13米高。能在湖南邵阳这个偏远的县城里花十几万元盖房子，已经“比一般的人还有钱”。

　　从肖桔华十几岁当裁缝学徒开始，她就期待着能自己挣钱做点事情。和丈夫潘胜年离婚之后，她带着两个儿子，挣钱更是成了必需的事情。

　　“在农村，没有房子，好可怕的。”她说，“在农村生儿子，要保证有房子，因为他们以后要找老婆。”

　　眼下这栋房子不仅让她有了生活的归属感，也同时安放下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

　　房子紧挨着县城里最好的中学城步一中而建，又特意盖了3层，每层126平方米。她想，两个儿子就算读不好书，一人一层，也够他们安家立业，各谋出路了。

　　房子刚建成，几乎还只是个毛坯，没有窗玻璃，甚至连大门也没安，她就急切地带着两个孩子住了进去。

　　哥哥唐时达回忆，当时的邻居还调侃道：幸好你们家是两个男孩，倒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窗户暂时是用塑料膜布封起来的。弟弟唐一达记得，哥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乞求妈妈先装个窗帘。他正处在青春期，住在靠街道的一侧，街坊邻里的住所挨得很近，觉得失去了隐私。

　　但当时的肖桔华大概顾不上这么细小的心思。为了筑起这个家，她一心都扑在工作上，甚至把其中一个儿子从小抱给她的二姐肖体桂抚养了5年。

　　彼时，肖体桂随丈夫唐嵩生活在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丹口镇大桥头村（现并入丹口村——记者注），而肖桔华在城步县的另一个乡镇上开裁缝店。

　　四十多年后，母子三人为争辩谁才是抱养出去的孩子而各执一词，使这个家庭的故事家喻户晓，成为一件全国性的新闻。

　　为数不多的共识是，两个儿子，无论是谁被抱养，后来都在小学时段经历着寄养生活。

　　6年时间里，哥哥宣称自己一直在大姨家寄养。

　　而弟弟说法不同，他表示自己分别在大姨家、舅舅家、三姨家生活过，哥哥则是在大姨家、大姑家、二姑家等地寄养。

　　那时候，肖桔华只顾着做生意。“拼命地赚钱，什么都不去想。”她说，“那时候是要保证他们（两个孩子）有饭吃。”

　　然而，这种生活让弟弟觉得“失去了安全感”。他说自己被表哥表姐欺负，手被割伤过，头被砸肿过，后背被火钳烫伤过，而大人问起时，他也不敢说。“说了回去他们再接着打你。”他说。

　　弟弟后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为什么我遇到不公的委屈，会这么反击，我就觉得（学龄时）一出来就失去了保护，在那里你失去了保护之后，能保护你的就是自己。”

　　到了高中，他已经敢在班里大声呵斥影响自己学习的同学，甚至不惜为此大打出手。

　　“后来在学校有一帮小孩很强势，我就认了一个大哥，就是（有）这种大哥身份加持，所以别人不敢惹我。”弟弟说，“我就看什么是有利的，我就看很实际的东西。”

　　童年时期，哥哥也很少交朋友。“总觉得好像交不到一起去。”他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过得比我幸福一些”“别人都有父母，有自己的房子”。

　　而他们的母亲，在哥哥的印象中，因为长期独自生活，也不被亲戚们尊重与理解。“我们过去去别人家拜年，总是会有那种有意无意讽刺性的调侃。”哥哥告诉记者。

　　小学毕业时，弟弟的学习成绩还很差。肖桔华花钱托关系才把他送进了一所不错的中学。

　　在那里，弟弟唐一达渐渐察觉到了自己的学习天分。他勤奋，但也讲究学习方法，懂得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弟弟说自己学习并不是为了实现某种高考目标，或者取得某个人的认可，只是觉得学起来得心应手，就不断地试着往前走而已。

　　在学习这件事上，他不断地获得优待。弟弟记得，母亲把他的书桌从嘈杂的裁缝店搬出来，在中考前给他找了一个安静的房间。“我在里面就拼命学，该背的背，该弄的弄。”

　　在搬进母亲盖的自建房那年，兄弟俩都考上了城步一中。在此之前的初中阶段，他们一个在父亲生活的武冈市邓元泰镇，一个跟随母亲在城步县，共处的时间并不多。

　　直至建起这栋房子，一家三口才相对稳固地生活在了一起。

8月20日，城步县城里的建材城，肖桔华曾在这里开钢材店。附近商铺老板说，拐角的这家海鲜水产店就是她以前的铺面。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向上的家庭

　　房子建好了，钱又用光了。肖桔华很快开始考虑下一步要怎么挣钱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商品经济的浪潮来了，买衣服的人多了，做衣服的人少了。肖桔华感到自己的年岁增长，眼睛也渐渐看不清了，“60岁的时候还能做（裁缝）吗？”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她规划得很长远。

　　她决定跟亲戚转行，借款8万元，盘下了一间钢材店，有了盖更多房子的机会。她经营的钢材被送去建设医院、政府机关和各种自建房。

　　后来回看，这是一个对家庭至关重要的决定。它与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腾飞绑在一起，成为这个家庭不断向上攀援的脚手架。

　　裁缝手里的一根针那样轻巧，而钢筋笨重粗硬，还要测算密度与重量，但肖桔华不畏惧这种转变。她说，反正都是有图纸，一样有尺寸，她觉得自己能做好。

　　这个小个子女人的刚毅在那几年更加明确地显现出来。

　　有几次，哥哥跟随母亲一起去邵阳市里进货。为了避免超载检查，货车总是在夜间出发，要开8个小时才能抵达。

　　母子挤在一辆货车的驾驶室里。“那个时候我真是提心吊胆。”哥哥唐时达说，司机总是在打盹，他隔一会儿就咳嗽几声以示提醒，一整夜都不敢睡。等装好了货，还要再坐8小时车返回城步。

　　钢筋又长又重，肖桔华摆在店门口。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人来了，要求店家把建材都收进店里去卖。别人都照办，但肖桔华不服气，她认为这样生意没法做，于是喊上卖大理石的老板去“讲道理”。最后她争取到了她的权益，可以摆在门口卖。

　　“我不吃亏。”她说，“讲‘吃亏是福’的，那法律拿来干嘛？公平拿来干嘛？”“我一个女人做这么大的生意，必须要懂得法。”

　　直到现在，哪怕已经离开那个建材市场十多年，同在那里做生意的一位老板对肖桔华仍有印象——主要是两点：生意做得好，儿子在北京。

　　他不愿多谈与她有关的细节，只是面露难色地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人很强势。”

　　对此，肖桔华认为，自己只是讲道理：“要讲理啊，你没理，别人就不怕你。”

　　“公平”是肖桔华一直挂在嘴上的一个词。唐一达从小就记得，母亲反复说起一件童年往事：邻居家的鸭群和自己家的鸭群赶混了，她把别人家的鸭子还回去，对方却没有归还属于她的鸭子。

　　看电视，肖桔华只看经济频道和法律频道。她从来不看电视剧，认为那是假的。“我只喜欢看真的东西。”她说，要从里面学到点什么。儿子读高中期间，她还在和前夫打官司要抚养费。

　　好在两个儿子学习都用心，尤其是小儿子，成绩很好。兼顾生意之余，她用心地给两个孩子做饭。肖桔华的厨艺不差，做菜很有湖南风味。

　　弟弟唐一达后来的班主任邓昭众记得，肖桔华为了给儿子补充营养，特意做了一份猪肚放在自己家里。“第一餐没有吃完，由于天气炎热，第二餐已经变味了，他为了不辜负母亲的心意，还是把它吃了。”邓老师提到。

　　高考要来了。几十年后，肖桔华回忆起来，仍然觉得那就是最让她感到温暖的时刻。她的大儿子去了湘潭大学读书，小儿子后来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想到这里，她微笑着，双手叠放，捂在胸口，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令人憧憬的过去。

　　“我的儿子要读书去了，以后不要种田了，不要做装修工了。”她说。

8月19日，湘潭大学门口的校训，写着“博学笃行，盛德日新”。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更大的世界 更多的财富

　　开阔，是北京留给弟弟唐一达的第一印象。

　　从北京西站的北广场出来，好宽的一条路，仿佛要通到天的尽头去了。他想，在城步县，到处都是山，哪能看得这么远。

　　“车流是往天边开，逆向的车流也是从天边开过来，就感觉外面的世界好大。”弟弟唐一达说，“好像一个隐喻。”

　　老家的大桥头村是一个夹在大山中的村落。直至今天，也没有一辆班车通往这里。要从县城去到这个村子，得开车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在单行小道上颠簸许久，才能抵达。

　　弟弟唐一达说，自己从山里走出来，“本来就觉得自己穷”。他提起一件小事：“小学在乡下，初中第一次跟城里孩子同学，英语课问到我，用英语回答你家电话号码多少，我说我家没有电话，很尴尬丢脸。”

　　来到北京，弟弟唐一达更加感到自卑。他有些回避外面的世界，大学期间躲进图书馆读了好多书。后来和母亲、哥哥对阵的“智慧”，他说都是那个时候读来的。

　　那段时间，在湘潭大学，哥哥唐时达也充满感慨。他觉得学生宿舍好新，还有独立的卫生间。他决心在这里认真学习，给自己一个好的未来。

　　在城步县，母亲的生意“大楼”也越盖越高。她赶上了县城的快速发展。2004年，据政府公开资料，城步县基本建设投资同比增长了95.6%，全年开工县城建设项目16个。

　　在这股建设的热潮中，肖桔华的财富很快又积攒起来。还清借款后，2005年，她花了19万，在城步县汽车北站对面建起了一栋7层高的小楼，租了出去。

　　以往投资的丰厚回报让肖桔华的行事作风更加果断自信，她越来越像一个理性的商人。

　　2006年，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希望母亲能为自己还清一笔助学贷款。但当时的肖桔华已经把所有的钱用于盖房，一时拿不出那两三万元。

　　只有去另外贷款，才能还上这一笔助学贷款。但在肖桔华看来，这两笔贷款的利息相差很大，并不划算。

　　她至今把这件事当作小儿子只顾自己、不懂得体恤母亲的例证，清清楚楚地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算账：“一个（利息）是一分二厘五（1.25%），一个是二厘五（0.25%），你觉得划得来吗？”

　　母亲的精明强干一度让弟弟唐一达觉得缺少关怀，但在他最为钱感到自卑的阶段，母亲的生意头脑又的确给了他一些底气。他从来不用按月领取生活费，而是拿到一笔，花完了就问母亲要。有时他还会请同学吃饭。

　　肖桔华清楚地记得，尤其2008年上半年，她真是赚到了不少钱。当时整个中国都处于房地产、城市建设、制造业和交通建设快速扩张阶段，国内钢材需求大增。当年4月的公开资料显示，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47.2%。

　　也是这一年，小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她一万两万地往北京打钱。弟弟唐一达不再感到自卑，他经常出去玩，还谈了一个女朋友。“（考上清华）那时候觉得就已经拿到财富的入门券了。”他说。

　　但据弟弟回忆，母亲的消费习惯并没有因此改变，她一向习惯了节俭。“实际上不是（生活）困难，是她心里的那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哥哥唐时达记得母亲说起小时候去山上砍柴，“她说她一定要搞到自己背不动才可以（下山）”。

　　多年来，肖桔华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她很少交朋友，也不打牌。在儿子考上大学之前，她说自己一次都没有出门旅游过。

　　哥哥唐时达在大学里被同学称为“文科楼楼主”，因为他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从湘潭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他考上了南开大学的博士生，之后从事北京大学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弟弟唐一达，二战高考，又二战考研，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拿到北京户口，成了一个新北京人——就在他参加工作的2010年，北京正式实施住房限购政策。

　　这一切恰如其分地结合了起来。母亲积攒起来的财富，加上小儿子的购房资格、大儿子的高薪收入，使他们得以在北京市的西城区买下一个新家。

　　2013年，当这个来自湖南的家庭拿到北京的房产证时，城步县才刚刚结束了县域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北京的家

　　在北京的家里，兄弟俩的确度过了一段不错的时光。他们轮流做饭，边吃边看电影。周末会开着一辆从亲戚那儿接手的二手车，到郊区怀柔或密云去转转。

　　哥哥缺钱了，弟弟会很快转给他一些。哥哥挣到钱了，也愿意给弟弟送一部最新上市的手机。

　　“那时候对生活事业各方面都充满了憧憬。”弟弟唐一达回忆起，兄弟俩有一次开车驶在长安街上，他记得哥哥握着方向盘感叹：这辈子哪能想到还能开车路过天安门去上班啊。

　　哥哥的研究生同学李梁峰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证实，兄弟俩关系此前不错，性格也有些相似：“两个人都是认准了（一件事）走到底。”他提到，弟弟二战考研时曾在湘潭大学附近租房学习过一段时间，还独自帮发烧的哥哥搬了寝室。

　　这家人买房的事情，李梁峰也知晓。由于看中房地产市场的前景，2008年李梁峰一毕业就去做了房产生意。2012年，哥哥到北京工作后，曾向李梁峰咨询过买房的问题。李梁峰认为，在北京买房会是很好的结果。

　　房子很快就这样买下来：面积约94平方米，总价285万元，首付款112万由母亲支付，另外以弟弟名义贷款近200万元，主要由哥哥按月偿还。

　　“唐时达说用他弟弟名义买，我问过唐时达为何买房放在别人名下，唐时达说他没有购房资格，我提示过这样的风险。”当时的房屋中介陈经理表示，是哥哥在主导看房议价的过程。

　　弟弟后来向记者证实，自己当时的确没有买房的想法。后来买房，他认为是举家庭之力，并没有约定房子是谁的。

　　买完房几个月后，哥哥也取得了北京的购房资格，落户北京。但他没有立即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他表示，过户需要承担一笔税费：“（家庭成员）都能够这样信任，有必要去交那个钱吗？”

　　直到现在，哥哥和弟弟仍有一个共识，就是那时候的一家人，是不分你我、齐心协力地做事。

　　由于看中了房产的升值可能，2014年2月，经母亲提议，这家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又购置了一套房产作为投资，大约50平方米。

　　关于这套房的目的，哥哥说，是为了投资升值。母亲出的约120万元首付款，本来就是打算留给弟弟的。等弟弟单位分房时再把房子卖掉，兴许能覆盖他购福利房的全部用款。

　　由于弟弟的首套购房资格已用，这套50平方米的房子就落在哥哥名下，由哥哥还月供。那段时间，哥哥一个人负担了两个房子的月供，即便抵去出租的租金，一个月也要花费一万五千元左右。

　　“按照当时那种趋势，它肯定涨了。”哥哥说，“等于整个家庭的财富大饼又能画得更大。”

　　家庭的投资看上去妥善稳健。2015年，在儿子的劝说下，60岁的肖桔华终于决定关掉钢材店，来到北京，退休养老。

　　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变化。

　　孩子们大了，小家庭的分散也初现端倪。哥哥当时谈了女朋友，一同住在这栋房子里。母亲住在另一个卧室。

　　弟弟已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据肖桔华说，也是因为房子的事情闹掰的。母亲进京的这一年，他再次结婚，搬出了这栋房子，住在妻子家。

　　“只是人搬走了，东西还在。”弟弟说，当时双方并无纠纷，也未预见纠纷。

　　在一次探访中，弟弟察觉出母亲与哥哥的女友住在一起生活不便，于是建议母亲把朝阳的房子卖掉，重新买一套自己住。“这样，两兄弟一人一套，你一碗水也端平。”他说。

　　这就是日后房产纷争的开端。一些资料显示，2015至2016年，北京经历了10年间最迅猛的一轮房价上涨。

　　小儿子的提议令肖桔华有些不满。她明确表示，让小儿子不要过问房子的事，这些她自然有安排。

　　弟弟记得，在他离开后，母亲再次打电话来强调：家里的房跟你没关系，你以后不用想着占家里房子。

　　他感到自己的用心被误读，先是委屈，进而感到愤怒。他赌气将钥匙留在了家里。

　　妻子怀孕后，弟弟带着妻子从岳父家搬出来租房住，房租大约5000元。母亲来探望过，带了粮油和新碗碟，弟弟赌气全部送还了回去。

　　占房“这顶帽子”始终让他觉得反感。他想，“房子写着我的名字，我现在在外面租房，要占房，我直接带着媳妇住进去不就完了？”

　　孩子出生后，他没告诉母亲。城步县唐家的邻居周炳坚说，弟弟唐一达曾拜托他在老家找过保姆。直到现在，肖桔华也不记得孙女的名字。

　　据弟弟说，母亲后来与哥哥也闹了矛盾，独自过了一个春节。之后她来到北京，决定把两套房子都卖了，三方重新分钱。

　　母亲的方案是：扣除各自出资的本金，再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剩下的增值部分，三人均分。算下来弟弟大约能分到120万。

　　弟弟不同意卖房，也认为母亲忽略了他的贡献。在他看来，是他先落脚在北京，才把家人带来，有了后来的房产增值空间。又因为这套房子，他的户籍被迫从集体户迁出，对应的学区和教育质量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年恰逢女儿出生，他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补偿。

　　因此他提出，希望母亲能够考虑两个儿子目前要站稳脚跟、成家立业的实际状况，让渡部分利益——退还母亲的首付，房屋增值部分兄弟俩均分。

　　然而肖桔华始终不能理解学区的问题。在她看来，儿子已经有北京户口，小孩上学不成问题。“那是假话。”肖桔华认为，是小儿子不知足。

　　弟弟记得，母亲曾这样说：你才出了这么一点钱，你的名字值多少钱？给你一百多万你都不满足。

　　“我感受到他俩（哥哥和母亲）对我的鄙视。”他自认为对家庭也作出了贡献。

　　“我是个母亲，是讲公平的。（弟弟）你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我还容许你吗？”肖桔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争一个公平

　　兄弟俩最终对簿公堂。

　　2017年2月27日，哥哥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借名买房关系，由弟弟配合清偿贷款、办理过户。

　　庭审中，肖桔华站在大儿子一边作证，称首付款是借给大儿子买房的。

　　弟弟则否认双方有过借名约定，主张母亲的资金属于家庭帮助，哥哥还的贷款也不足以证明房子只属于他。

　　法院综合考虑认为，买房的钱基本来源于哥哥，并由哥哥主要偿还贷款、管理、居住，最终认定兄弟俩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判决弟弟配合哥哥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弟弟的主张失去了法律的支持，他决定换一种方式维权。“那涛涛（弟弟称这是哥哥的小名——记者注）的大学你又打算算多少钱？”他曾问母亲。

　　在败诉10余天后，弟弟唐一达就向湘潭大学提交了一封实名举报信，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唐时达，2001年被湘潭大学录取后，他对录取结果不满意而没有报到，在母亲劝说下，原名潘涛的哥哥使用了他的姓名、户籍和录取资格入学。由于哥哥用了自己的名字，他随后将登记在生父一方的“潘峰”户口更名为唐一达，第二年以应届生身份重新参加高考。

　　学历举报与房产官司开始交织。

　　2018年1月，亲友把兄弟叫回湖南调解。两人签下协议：将房产作价900万元，扣除现有房贷余额180万元，净值720万元，哥哥支付弟弟360万元，房屋归哥哥处置。

　　哥哥先付了160万元，又写下200万元欠条；对应的，弟弟撤回房产案上诉，并向湘潭大学交了一份“虚假举报检讨书”。

　　哥哥随后卖掉朝阳区的房子，一次性还清西城房屋贷款，准备办理过户。这份短暂的停战没有维持下去。2018年7月，弟弟再次来到湘潭大学，称检讨书是在家人压力下形成，内容并不真实，先前举报才是真的。此时，哥哥尚未支付约定给弟弟的200万元尾款。

　　湘潭大学继续调查，并于当年8月作出撤销哥哥本科学历的决定。弟弟随后另案起诉，要求哥哥按照欠条支付剩余200万元。

　　依据此前已经生效的房产案判决和执行裁定，当年9月，西城房屋被登记到哥哥名下。紧接着，弟弟就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举报哥哥的身份问题。

　　2019年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200万元欠款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哥哥支付余款及相应利息。哥哥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哥哥的北京户口被北京市公安局注销。

　　二审法院最终改判，认为弟弟唐一达在房产败诉后，以举报和上诉给哥哥施加压力，双方利益明显失衡，构成当时法律规定的“乘人之危”。法院撤销360万元协议和欠条，判弟弟唐一达返还160万元。

　　3年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2017年的借名买房案依职权启动再审。2023年8月，法院撤销2017年的原判，驳回哥哥的全部诉求，认为兄弟之间的借名买房安排规避北京限购政策，合同应属无效。哥哥随后上诉。

　　2024年6月，北京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对一审的理由作出纠正：兄弟之间确实形成了借名买房关系，案涉房屋也不是保障性住房，合同成立且有效；但由于哥哥的北京户口已经被注销，不具备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条件。这时，房子已在哥哥名下，再审期间又被查封。

　　一个月后，兄弟俩最终达成和解：哥哥撤回追讨160万元的执行申请，并另向弟弟支付50万元；弟弟申请解除房屋查封，将户口迁出，不再对房屋及售房款主张权利，房屋由哥哥自由处置。

　　持续7年的房产官司就此结束，但由它引出的身份和学历争议，已经不是兄弟俩所能控制的了。

　　哥哥的北京户口已被注销，硕士、博士学历相继被撤销。博士后出站后，他原本入职了深圳的一家国有企业。再到后来，他连工作也没了。

　　而据弟弟所说，当年自己决定复读后，母亲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劝说哥哥去湘潭大学读书，哥哥起初是不愿意的。

　　谁是潘涛 谁是唐时达

　　现在，关于谁才是那个被抱养到大桥头村二姨家的男孩，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对此事最有发言权的母亲肖桔华说，她在去大桥头村二姐家的路上生了一对双胞胎。由于她与丈夫不和，因此决定两个孩子都随二姐夫姓唐，最后哥哥被抱养到了二姨家，弟弟被她带在身边养大。哥哥才是唐时达。

　　哥哥现在也坚称，自己从小以唐时达的名字在大桥头村生活，不存在冒名顶替入学一事。

　　一份较早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户主为肖桔华，家庭成员中有长子潘涛，次子潘峰。

　　在接受武冈市公安局的询问时，生父潘胜年说：“有两个小孩，大的叫潘涛，1982年7月13日出生。小的叫潘峰，1983年10月16日出生。潘峰一出生就抱给亲生母亲的妹妹，后跟随姨丈姓唐，在城步上户叫唐时达……后来又改为唐一达。”

　　养家哥哥唐时逵、唐家邻居周炳坚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面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曾任村干部的周炳坚指着弟弟的照片说，这个就是唐时达，唐家对这个孩子很是疼爱。

　　在城步县城，当这事闹上新闻后，唐时达的高中同班同学潘凯看着视频里自称是“唐时达”的人，“当时我就震惊了。”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因为我不认识他，他的样貌根本就不是我们163班唐时达同学的样貌。”

　　潘凯说，他知道唐时达有一个名叫潘涛的哥哥，在同级的165班读书。

　　“我听他的养母肖体桂说过，唐一达自己也和我说过，第一次高考考上了湘潭大学没去，第二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把自己的名字唐时达改成唐一达也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在接受湘潭大学询问时，周炳坚也这样说。

　　复读、改名、转学的说法分别得到了城步一中班主任向红、武冈二中班主任邓昭众的证实。另有一份“潘峰”在2001年向武冈市公安局申请改名为“唐一达”的申请资料。

　　关于新名字，弟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是取复读后“一定到达”目标之意。

　　对弟弟唐一达来说，现在自称唐时达的哥哥，就是过去的潘涛。

　　而对哥哥来说，潘涛只是旧户籍中出现过的另一个名字，不能因为一份档案的存在，就说那个人是自己。

　　不同材料中的出生日期也加重了这种疑问。唐时达和唐一达目前使用的身份信息中，出生日期都是1983年10月16日；“潘涛”的旧户籍却记载为1983年11月16日。生父潘胜年又曾在笔录中称，长子潘涛出生于1982年7月13日。

　　哥哥据此提出，如果按照学校的对应关系，所谓哥哥反而比弟弟晚出生一个月，生父的说法又与户籍相差一年多。湘潭大学则认为，早年农村户籍中的出生日期未必等同于真实生日，不能仅凭日期不一致，推翻户籍、学籍和多名证人相互印证的结论。

　　“潘涛”的户口本身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户籍档案记载，2007年4月3日潘涛因“大中专学生毕业”（户政领域所说的“大中专院校”，是对普通高等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等招生单位的概称——记者注）发生迁移或者落户的登记，而彼时唐时达正在湘潭大学攻读全日制硕士。此后，潘涛户籍又经历注销、2017年被弟弟违规重新启用、2018年再次注销的变动。

　　从证据的规则看，即便历史户籍中存在潘涛和潘峰，仍要进一步证明户籍中的潘涛就是现在的唐时达、而潘峰就是2001年以“唐时达”身份参加高考的唐一达，这并不容易。

　　校方出示了两张由公安机关采集的唐时达人像：一张形成于高考前；另一张形成于湘潭大学就读期间。

　　校方代理律师据此提出，两张照片明显不是同一个人。

　　但哥哥表示，肉眼主观判断无法作为决定性证据。

　　兄弟不和后，武冈市邓元泰镇木瓜村先后开具了两次证明：一次证明称，肖桔华育有二子，大儿子潘涛，二儿子唐一达，曾用名潘峰。另一次证明称：肖桔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唐时达，小儿子唐一达。

　　两份被湘潭大学视为“自认”的材料——《唐时达情况说明》及《关于恳请母校宽大处理本人错误行为的报告》，同样各有争议。

　　湘潭大学认为，如果不是本人，不可能写出如此详细的内容，并且材料还附有唐时达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及获奖证明，能进一步说明材料出自哥哥本人。

　　但哥哥予以否认，并指出材料没有本人签字，学校对材料来源的说法也前后不一。

　　针对与自己相左的证人证言及说明文件，哥哥坚持提出公安局调查方式不明、部分笔录格式不规范、部分未有签名或身份证明、以及证人未出庭作证而导致证据效力不足等质疑。

　　尤其针对城步县公安局、武冈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他反复提出：公安机关没有相应的受理、立案、调查结论或者结案材料，不清楚公安调查是独立进行，还是应湘潭大学、唐一达要求协助取证，因此无法审查询问主体、权限、程序和笔录用途是否合法。

　　关于弟弟违规启用潘涛户口一事，武冈市公安局后来确认了这一办理过程，并称具体办事人员受到全局通报批评、扣发一个月绩效工资的处理，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被诫勉谈话。

　　哥哥还出示了一些其他证据，称弟弟在举报过程中涉嫌向有关人员输送利益，存在利用职务之便获取虚假材料的可能。

　　“弟弟的举报并非单纯出于维护教育公平，而是与房产利益发生了高度工具化的联系。此后所有以唐一达陈述为起点形成的证据，都应当在真实性、独立性和形成过程上接受更严格的审查。”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的万淼焱律师分析本案时提到，“我对唐时达诉湘潭大学案的兴趣，来自于一起正在办理的、同样由亲属关系和财产冲突引发的系列案件。”

　　万淼焱指出，房产案的判决书将唐时达、唐一达的出生日期均记载为1983年10月16日，唐一达当时也没有提出唐时达真实身份系潘涛的抗辩。“它至少说明，在唐一达举报之前，兄弟二人长期以同一天出生、唐时达与唐一达两个独立身份进入社会生活和司法程序。这是一项形成于争议爆发前的客观现象，不能在后续诉讼轻描淡写地略过。”

　　北京市公安局注销唐时达户口时，主要依据武冈市公安局的通报、湘潭大学调查反馈、城步一中及村镇证明、亲属和有关人员陈述，在万淼焱看来，这并不是对2001年高考档案进行完全独立的重新调查。

　　“武冈市公安局的认定在多大程度上又依赖湘潭大学及唐一达提供的材料？如果湘潭大学后来再以武冈市公安局通报和北京判决证明自己原来的调查正确，就可能形成事实上的回流证明。”万淼焱写道。

2001年湘潭大学寄送给唐时达的录取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崩塌

　　哥哥认为，湘潭大学以一种近乎草率的方式，轻易地推翻了他用近20年求学和工作换来的身份与生活。这个代价是沉重的，因此，哥哥多次强调，法律是要讲证据的。

　　2018年7月，湘潭大学通知唐时达，学校准备撤销他的学历。唐时达随即要求查看调查证据，称只有看到材料，才能有针对性地申辩。学校回复，调查材料“无可奉告”，同时要求他限期提出意见。

　　随后，唐时达将湘潭大学告上法庭。此后7年，这起案件因“部分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等争议，在湖南数级法院之间来回审理。

　　湘潭中院认为，如果撤销决定，可能牵动已经发生的户籍、学位等处理，学校重作后也可能得出相同结论，因此不宜让既有结果重新变化。

　　2025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此案，给出了不同意见：撤销学历会否定一个人的受教育经历，对其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学校必须让当事人看到证据并有效申辩。

　　最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湘潭大学2018年的决定，责令学校3个月内重新处理。

　　湘潭大学重新调查后，再次作出同样的处理：撤销唐时达的本科学历。

　　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学校认为，这一次他们已经补充证据、履行告知程序，不是简单重复原来的决定。

　　唐时达不服，再次起诉。

　　他认为，学校重作决定的证据与原决定的事实和理由一样，依然没有填上证据链中的缺口，部分证据材料仍存在真实性问题。

　　2026年8月18日，新一轮诉讼在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开庭，双方展开多轮证据攻防，庭审持续了约13个小时。

　　漫长的拉锯中，弟弟渐渐闭上了眼睛，有人打着哈欠，旁听席一个男人打起了响亮的呼噜，几次被法警叫醒。哥哥始终坐得笔直，他字句坚定，据理力争。

　　种种证据的来回辩驳使庭审时间延长到了晚上10点左右。最后陈词阶段，哥哥的律师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家庭没有得益者，都在痛苦着。”他反复强调湘潭大学的社会责任，“是要教育人，不是毁掉一个人。”

　　“我们不是要打击报复，我们是要维护教育公平。”湘潭大学的律师最后高声反驳：“2001年是可以补录的，如果你不进，别人可以进，或许也可以培养得很优秀。”

　　湘潭大学所维护的公平，在哥哥眼里，还存在另一种不公。

　　湘潭大学在2025年的重作决定中，援引的是2015年版教育法的相关条款。学校认为，冒名取得入学资格的行为虽然发生在2001年，但由此形成的学历状态一直延续，因此可以适用发现和处理时的规定。

　　但在2025年，现行有效的教育法是2021年修正文本。在这部法律里，第一次出现了对冒名顶替具体责任的划定：“在招收学生工作中玩忽职守的”“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入学资格的”“与他人串通，允许他人冒用本人身份，顶替本人取得的入学资格的”“组织、指使盗用或者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入学资格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哥哥入学时，适用的是1995年施行的教育法。当时的法律还没有出现“冒名顶替入学”的概念。按照当时生效的1990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求：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及学校要求的证件报到，入学后三个月内，学校应当按照招生规定进行复查。

　　与唐时达同期入学湘潭大学的潘凯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户口簿和身份证上的身份证号码也曾不一致，但入学时没有被发现，直到工作后才由单位查出。

　　哥哥把这个法律适用的选择概括为，学校既想让他承担后果，又不愿追究自己当年的责任。

　　庭审结束后，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未当庭宣判，案件将择期宣判。

　　弟弟后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听说中国人民大学也在调查自己的学籍问题。他对此保持乐观，但也说，最终无论是怎样的结果，自己都能接受。

　　弟弟说，他希望哥哥处在司法的漩涡中，不断地看到希望，又不断地失望。“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方式。”他说。就像不断推石头上山、又不断看到它滚落下来的西西弗斯一样。有时他也无法理解自己的仇恨。

　　“枕头大战打着打着变成真的了。”有一次，弟弟这样向记者形容。

　　哥哥听后十分不解：“这是要人命的事情！”

　　在旷日持久的官司中，哥哥把北京两套房产的收益几乎全部投入了进去。现在他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工作，也没有成家，和母亲租住在深圳的一间公寓里。

　　十多年后，他依然相信法律能够解决问题。针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舆论，他这样回应：“如果认为自己发布的言论有事实依据，就来法院提交证据、接受质证。”

　　肖桔华把自己在县城中学旁盖起来的第一栋房子卖了，得到130万元，给大儿子补了亏空。她做好了遗嘱公证，要把遗产都留给大儿子。

　　现在，肖桔华每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做饭、给自己按摩。她说，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腿尤其不舒服，8月底，她在深圳的出租屋里，腿上还套着一件秋裤。

　　一生想为孩子建造一个家的肖桔华，不再觉得北京好，也不认为湖南是自己的家。她说，“哪里温暖就哪里好。”

　　在弟弟至今的记忆里，走到一个山包上，就可以望见另一个山包上有座木房子，那就是他的家。

　　再走近一些，狗出来了，牛和猪都在叫。地上铺着青石板。空气里有烧火的味道，养父母在家里做饭。

　　“那是所有美好、所有温暖相联系的地方。”他说，“离开了那儿，所有的地方都不是家。”

　　（应受访者要求，肖桔华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