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因报告成为“判决书”，无症状携带者的婚姻法律该如何安放？

——从深圳撤销婚姻案看基因时代法律面临的三重困境与制度出路

一、一个判决，一场基因时代的法律困局

2025年3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陈玲婚前携带亨廷顿病致病基因且“未如实告知”，依据《民法典》第1053条撤销其与闻一丁的婚姻。

案件的核心证据是一份十二年前的《分子遗传检测报告》，报告载明陈玲HTT基因CAG重复数为45次，属于“完全外显突变”。但报告从头到尾没有写“诊断为亨廷顿病”。

一个关键事实是：陈玲在判决作出时，处于亨廷顿病的“临床前期”——已携带突变基因，但无任何运动、认知或精神行为异常，属于未发病的无症状阶段。二审判决后，她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检查，病历载明“未明确器质性疾病”。

一审法院认为基因检测报告不等于临床确诊，举证不能，驳回诉请；二审却采信报告为直接证据，改判撤销婚姻。同一套证据，两种结论。

这个判决把一个根本性的法律问题推到了台前：当基因技术让“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提前可见，法律应当如何认定“现在是否患病”？
二、第一重困境：基因携带的法律定性——是“患病”还是“风险”？

《民法典》第1053条写的是“患有重大疾病”。“患有”在严格文义上只能指向“疾病”，是现在时，指向已经发生的疾病事实，而非“可能患病”或“未来会患病”。

上海政法学院王康教授在《现代法学》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明确指出：对于基因信息等有关婚姻本质、对结婚意愿有决定意义的事项，应受第1053条立法目的规整，可类推适用，但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基因信息”系婚前必须如实告知的事项。换言之，法律本身对基因信息的告知义务是留白的。

更重要的是，《母婴保健法》第38条对“严重遗传性疾病”有明确定义：“是指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再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陈玲能正常生活、能独立照顾女儿，已生育健康孩子，与第38条“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和“后代再现风险”两项核心要素均存在明显张力。

二审判决援引了《母婴保健法》第8条认定“严重遗传性疾病”，却遗漏了同法第38条的法定定义。这不是疏忽，而是对法律适用完整性的根本性缺失。

一个尚未发病的基因携带者，在法律上能不能被认定为“已经患病”，关键不在于基因本身，而在于法律对“患病”一词的解释边界。 当前的法律文本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明确答案，这正是第一重困境的核心。

三、第二重困境：基因检测报告的证据效力——是“直接证据”还是“鉴定线索”？

二审判决将基因检测报告认定为“直接证据”，这是该案在程序法上的核心争议。

新京报专栏文章指出：“基因检测报告究竟属于可直接定案的证据，还是申请司法鉴定的线索，程序法上尚无定论”。文章进一步建议，应明确基因检测报告的证据属性，必要时可引入司法鉴定与专家辅助人。

从医学角度看，亨廷顿病的诊断标准写得很清楚：基于典型的临床三联征——舞蹈症、精神障碍、痴呆——结合家族史可初步诊断，基因检测作为辅助检查用于确诊。基因检测阳性但无临床症状，在医学上定义为“无症状携带者”，不是“患者”。基因检测报告本身载明“仅供临床参考”，而非“诊断结论”。

本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告请求撤销婚姻，应当由原告证明“婚前患有重大疾病”，而非由被告证明“自己没有患病”。二审以“陈玲未能推翻检测报告”为由认定患病，实质上转移了举证责任。

基因检测报告能够证明的是“携带某种基因突变”，不能单独证明“已经处于患病状态”。 这一证据属性的模糊性，是第二重困境的核心。

四、第三重困境：法官能否代替医生做诊断？

这是本案最尖锐的争议：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法官，依据《罕见病诊疗指南》，在没有任何临床诊断的情况下，自行认定当事人“患有亨廷顿病”。

认定一个人是否患病，是医生的职责，不是法官的职责。法官的职责是审查证据、适用法律。司法权与医学诊断权分属不同领域，法官不能代替医生做出疾病诊断，这是司法审判的基本边界。

《罕见病诊疗指南》是卫健委指导医生诊疗的专业文件，不具备法律文件属性。法官可以引用指南理解疾病，但不能代替医生作出诊断。更关键的是，诊断的起点是“临床三联征”——没有临床症状，连初步诊断都不成立。

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专业能力问题，更是程序正义问题。 在涉及疾病认定的案件中，法院应当委托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专业诊断或司法鉴定，而不是由法官依据文献自行判断。如果法官可以凭一份“仅供参考”的基因报告和文献阅读就认定一个人“患病”，医学诊断的专业性和司法的审慎性都将受到根本性质疑。

五、法律的不足在哪里？如何推进修改？

本案暴露出的法律不足，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民法典》第1053条“重大疾病”缺乏明确界定。 民法典本身并未规定何谓“重大疾病”，实务中参考《母婴保健法》《传染病防治法》。但《母婴保健法》第38条的定义制定于1994年，当时的基因技术远未普及，立法者不可能预见“无症状基因携带”这一状态。法律定义需要更新。

第二，基因信息的告知义务边界不清。 王康教授的研究指出，该条仅规定重大疾病，而未明确性取向、婚史、基因信息等影响结婚自由意志的类似事项，存在调整范围上的法律漏洞。婚前知晓基因检测结果、但因自身完全健康而对发病风险无实际认知，是否属于“故意隐瞒”，法律没有给出答案。

第三，基因检测报告的证据属性缺乏规范。 科技部发布的《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已对防止基因歧视作出明确规定。但该指引属于伦理指导文件，不具有司法裁判规范效力。司法实践中，基因检测报告能否单独作为认定“患病”的依据，尚无统一规则。

推进修改的方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明确“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民法典》第1053条“重大疾病”不包括无症状基因携带状态。疾病的认定应当以医疗机构出具的临床诊断为依据，基因检测报告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患病”的证据。

二是建立基因信息的分类告知机制。 将基因信息区分为“已发病的疾病状态”和“未发病的风险状态”。对于前者，适用第1053条的告知义务；对于后者，法律应审慎认定是否构成隐瞒。可考虑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婚前基因信息告知的具体情形和边界。

三是完善涉及基因信息的证据规则。 明确基因检测报告的证据属性——它属于鉴定线索还是直接证据，应当由法律或司法解释予以规范。涉及疾病认定的案件，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专业诊断或司法鉴定，法官不得仅凭文献阅读自行判断。

四是建立基因歧视的司法审查标准。 科技部伦理指引已经为防范基因歧视提供了伦理框架，司法系统应当与之衔接，明确不得仅以基因检测结果认定“重大疾病”或剥夺当事人的婚姻、就业等基本权利。

六、面对这起案件，深圳中院应该做什么？

本案经中央巡视组转办、深圳人大多次转办，深圳中院尚未给出复查结论。从法律程序的角度，法院至少应当完成以下工作：

第一，正面回应程序问题。 二审判决载明“当事人未做答辩”，但当事人通过微法院系统提交了答辩意见和证据，对方代理人也提交了反驳意见。判决书对此只字未提，后以“补正裁定”方式事后补充。法院应当调取二审电子卷宗，核验答辩材料是否进入合议庭评议，以及判决书未记载答辩内容的原因。这是程序合法性的基本要求。

第二，对“患病”认定进行实质审查。 本案的核心争议是“基因携带是否等于患病”。二审判决将基因检测报告直接等同于“确诊”，却未适用《母婴保健法》第38条的法定定义，也未组织医学专业鉴定。法院应当重新审查这一认定是否具备充分的医学证据和法律依据。

第三，组织医学专业评估。 陈玲在二审判决后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机构检查，病历载明“未明确器质性疾病”。法院应当组织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对陈玲的临床状态进行专业评估，将医学诊断结论与基因检测报告进行对照，而非继续由法官依据文献自行判断。

第四，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如果复查确认二审判决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或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再审。
每个人都携带某些潜在的基因风险。有人携带近视基因，有人携带某种代谢缺陷基因，有人携带罕见病致病基因。在基因检测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基因完美”的人几乎不存在。如果法律将“基因携带”等同于“患病”，将“未来风险”等同于“当前事实”，那么受影响的将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个家庭。

本案的意义，早已超出一段婚姻是否应当被撤销。它考验的是：在技术跑在立法之前的时代，司法能否保持专业边界，能否尊重医学判断，能否在保护配偶知情权和保障基因携带者基本权利之间找到平衡。

法律需要跟上技术的步伐，但法律更需要守住自己的边界。
以下是该文章引用资料来源的对应网址，供核实与溯源使用。
1. 新京报报道：《被撤销的婚姻：携带无症状致病基因是否属于患有重大疾病？》
记者咸运祯，2026年9月11日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789087015169913.html

2. 新京报专栏：《十二年基因报告掀翻四年婚姻，司法如何回应技术命题》
2026年9月11日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89125337168335.html

3. 王康：《论重大疾病婚前告知义务规则的类推适用——以〈民法典〉第1053条之规范意旨为依据》
《现代法学》2024年第3期，第86-98页
期刊官网PDF链接：
https://qks.swupl.edu.cn/docs//2024-06/f2f49ef2acb74169ba509a76c61a41a2.pdf
微信公众号转载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U5NTYzMw==&mid=2651056322&idx=1&sn=... （搜索“王康 现代法学 重大疾病婚前告知”可找到推送）

4. 科技部《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
2026年5月25日发布
人民网科普中国报道（光明日报来源）：
http://kpzg.people.com.cn/n1/2026/0526/c404214-40727334.html
新华网报道：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60526/... （搜索“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 新华社”可找到）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38条
全国人大网法律全文：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7-11/28/content_2032724.htm
该法第38条关于“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定义在该页面中可查。

6.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粤03民终7604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书全文目前未在公开裁判文书平台检索到独立链接。文章所引判决内容均来自新京报报道中引述的判决书原文及当事人提供的判决书副本。

7.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24）粤0307民初32346号民事判决书
一审判决书全文同样未在公开平台检索到独立链接。文章所引一审认定内容来自新京报报道及二审判决书对一审事实的记载。

8.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检查记录
该组材料为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非公开文件。文章所引“未见明确器质性疾病，无需干预”等内容来自判决后当事人向媒体及法院提供的门诊复诊记录复印件。

补充说明：
本案二审、一审判决书目前均未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或北大法宝等公开平台检索到全文。新京报报道是当前公开可查的最完整事实来源，包含判决书关键段落引述、当事人采访及法院认定的转述。如需判决书全文原件，可尝试通过当事人代理人或向深圳中院申请查阅卷宗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