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记录时间,故事定义我们是谁。
继《常规医疗》后薄荷实验出品的又一部考夫曼教授经典著作!《无年龄的人》从老年人的生命故事出发,最终追问的却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问题:当年龄增长、角色改变、人生道路偏离曾经的设想,我们如何仍然认得自己?
这是一部老年学奠基之作,也是一部医学人类学经典之作,自其英文原版1986年问世以来首次推出中文版,但至今读来仍不过时——“只有先了解老年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生活和老年的本质,我们才有望为他们和将要步入老年的人塑造有意义的当下和未来。”
编辑推荐
“自我”不会被时间固化,人在任何阶段都有能力重新解释自己的人生、赋予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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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年龄的人:一个人类学家对自我、时间与意义的研究
[美] 莎朗·考夫曼 著
范雪竹 译
978-7-5760-6945-7
75.00元
2026年8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当时间流逝、身份变化、经历不断累积,我们如何持续理解自己?
医学人类学家莎朗·考夫曼用近十年时间访谈了数十位普通人的生命故事。通过他们关于失去、关系、选择与改变的叙述,从这些生活故事中提炼出“生命主题”,并揭示出生命叙事如何成为意义生成的重要机制,也展现出个体如何在社会关系与时间流变之中,持续建构一个具有延续性的自我。
这正是本书最具影响力的发现:“无年龄的自我”(ageless self)。尽管身体在衰老、社会角色在变化,受访者却普遍表达了一种不随年龄变化的核心自我感。书中三个案例格外动人:米莉用一生维系的情感纽带,缝合了破碎的婚姻与家庭;本放弃了年轻时的理想,却在信仰中为余生找到新的方向;斯泰拉八十多岁依然背包远行,因为“闯荡”从来就是她对自己的定义。考夫曼以细密的叙事分析,揭示价值观、历史经验如何构成意义的结构性来源,并展示普通人如何在“理想”与“实际人生轨迹”之间完成创造性的整合与和解。
考夫曼教授的研究核心,恰恰击中了现代人最深层的恐惧:我们在流水线一般的社会结构里,被数字(年龄、退休金、投资回报率)异化,从而丧失了作为人类最根本的“阐释经验、重构意义”的能力。
自1986年首版以来,本书已成为老年学与生命历程研究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深刻影响了此后关于叙事认同、成功老龄化与主观意义建构的研究脉络。但它探讨的从不只是老年——而是人在时间的冲刷中,如何始终认得自己、讲出一个让自己心安的故事。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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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朗·考夫曼(Sharon R. Kaufman, 1948—2022),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医学人类学荣休教授。曾任该校社会、行为与健康科学系主任,曾获美国人类学会“新千年图书奖”,是医学人类学领域的全球领军人物。考夫曼教授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更被誉为 “最受推崇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花费十年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深入医院、诊室与家庭,其研究不仅影响了社会科学,更深刻地干预了美国临终关怀与老年医学的临床实践。
译者简介
范雪竹,自由译者,先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出版有译著《成长的边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媒体的良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等。
推荐语
所有的社会和文化都会赋予时间以意义,并将生命历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对生物学生命历程的深入理解,与社会结构化的生命时间表、以及文化构建的关于年龄与转变的规范完美结合。它强调生命历程在历史中的可塑性,以及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和社会中的多变性。
——大卫·L·费瑟曼(David L. Featherman),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与解决方案促进中心(CARSS)的创始主任,该中心旨在开展以团队为主导的社会问题和知识困境全球性分析
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自我的连续性如何成为晚年适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老年学文献一直强调,在老龄化过程中保持社会角色的连续性至关重要,但很少有研究关注连续性的个人维度。书中的个案研究则为这一主观领域提供了极为精彩的洞见。
——安德鲁·西克斯密斯(Andrew Sixsmith),社会学家,曾任英国利物浦大学精神病学系研究员、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老年学教授
极其开眼界!大多数人都在关注时间与变老带来的负面改变——疾病、孤独和丧失。而这本书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将镜头转向了被忽视的主观领域。你会发现那些真正历经危机的“无年龄者”,擅长在变动甚至文化断裂的情境中重新解读自己的一生。这是一部充满人性尊严和生命逆熵的杰作。
——Goodreads读者评论
目录
第一章 无年龄感、身份认同与生命主题
无年龄的自我
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与生命主题
第二章 生命故事的主题
米莉
斯泰拉
第三章 意义的结构性来源
对历史事件的感知
源自过去的意义
源自当下的意义
第四章 作为意义来源的价值观
玛丽
哈罗德
爱丽丝
第五章 无年龄的自我
米莉
斯泰拉
第六章 与人生和解
附 录
注 释
参考文献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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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个体的声音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变老的经历。在以老年人为对象完成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听到许多老年人谈及他们自己、他们的过去以及对未来的担忧。我还观察到,当他们说起自己是谁以及生活是怎样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成为老年人(being old)本身具有意义;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把变老或实际年龄与经验或意义联系在一起。恰恰相反,当老年人在谈论自己时,他们所表达的感觉是自我是无年龄感的——尽管随着步入老年,他们的身体和社会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身份认同仍然能保持连续性。老年人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什么对自己重要;并且,当谈及这些话题时,他们可能在某种情境下不经意地说自己“感觉老了”,而在另一种情境下说自己“感觉年轻”或是“没有年龄感”。这种感受始终在变化,在我的观察中,它从来没有被刻意强调。
衰老本身既不是自我的核心特征,也不构成意义的来源。
在我收集并研究了许多生命故事后,“主题”这一概念浮现出来。没有任何一个受访者自己意识到要给我描绘自己生命中的主题,他们也没有在讲述生命故事时用任何事先准备好的主题来展开阐述。虽然这些主题不是刻意塑造出来的,但是人们创造的主题正是他们阐释和评价自己人生经历的方式,并且还试图整合这些经历,形成“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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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义来源的价值观
(亚瑟的故事)
勤奋和主动性是亚瑟叙述中出现的两个主题。亚瑟从小就决心干一番事业,从12 岁开始,他就在放学后去工作。邻居开了一个糖果工厂,亚瑟在工厂帮忙,也会把糖果、水果和香料卖给杂货店和附近的主妇们。他发现自己喜欢卖东西。“我是个激进的青年人。我总想实现点什么。我总在寻找赚钱的路子。我喜欢销售工作。我爱这份工作,多年来始终如此。”
1886年,亚瑟出生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城市。他的家庭经济宽裕;父亲是会计师,母亲是学校的老师。亚瑟度过了中产阶层的童年:在公立学校读书,参加童子军活动,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但是,内心驱使他自力更生,他也享受朝着目标迈进的工作过程。1903年,亚瑟高中毕业时,他去见了一位熟人,这位熟人开了一家小型的香料和调味品公司。
我去见他,然后对他说,“我听说你需要一位销售人员”。他说,“是的”。然后我接着说,“好的,现在开始我是你的员工了”。我们聊了聊,他问:“你想要多少钱的薪水?”我说:“我不需要薪水;我需要的是一份工作。”所以他每个月给我开100 美元的工资。他还给我一份写得乱七八糟的价格清单和手册,告诉我:“你的销售范围覆盖10 个州。”所以我从内华达州的里诺市出发,前往犹他州的奥格登和盐湖城。在那些地方,我的业绩不俗。当我到达盐湖城后,老板给我写了一封信:“你的薪水现在是150 美元了——请继续努力。”于是我又从盐湖城前往爱达荷州的博伊西,再北上到达蒙大拿州,穿过山区前往西雅图,走遍了这些州之间的所有地方……
1907年,亚瑟跟一位合伙人开始了自己的食品批发生意。他在公司担任销售员和秘书。生意增长得非常快。亚瑟结婚了,生了三个孩子。多年以来,他的公司不断扩张,他先买下了一个加工企业,随后又买下了一个连锁餐厅。亚瑟担任销售经理,“在全国各地奔波着寻找14 名销售人员”,随后他当上了副总裁。他热爱自己工作的每一面,也对自己创建的生意感到无比骄傲。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一开始是公司唯一的销售人员。公司蓬勃发展,规模迅速扩大。我们白手起家,现在的公司价值400万美元。”
亚瑟75 岁时,医生让他放慢节奏,所以他不情不愿地减少了工作时间。78 岁时,亚瑟终于退休了,但他是在妻子和医生的强烈要求下才退休的。现在的亚瑟92岁,他说自己非常享受销售工作,因为他一直喜欢跟人群在一起。多年以来,生意上的伙伴和一些客户成了亚瑟最亲密的朋友。他感觉自己很成功,因为他总能在自己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找到一些优点,而且在生意往来中,他也一直恪守诚实信用。我问及谁是他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亚瑟提到,第一是他的母亲,母亲教他按道德黄金律生活——“这是我唯一的信仰”。接下来他提到了三个人,每个人都为他在职业上的进一步独立提供了机遇,“确保他可以取得成功”。他这样总结道:“但是,没有人对我的成功做出巨大的贡献。我始终都是靠自己。我一直觉得我必须自己做事情,而且我就是这样做的。”
塑造了亚瑟人生的价值观在晚年依然发挥着作用。早年,他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把这种渴望转化为销售工作。亚瑟的雄心壮志和主动性源源不竭,让他的生意大获成功。他的一生都坚持自力更生,现在也坚持保持着自主性。对所有的研究对象来说,在晚年保持独立对情绪健康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跟亚瑟一样,终其一生都通过有意义的活动来表现个人主义。“独立”这一价值观塑造了人生历程,在一个人步入晚年时也不会被视为无用而被抛弃。相反,这一价值观继续为行动提供指导,是社会价值的指标,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部分基础。
这些价值观——成就、生产力、进步、社会有用性和个人主义——源自受访者们所处的共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时期。结合起来看,这些价值观是自我表达的来源,也提供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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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克拉克(1967 ;1972 ;[Clark and Anderson]1967)在研究老龄化与美国价值观时发现,精神健康的老年群体和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年群体在践行特定的主流美国价值观时,方法是不同的。例如,那些在晚年依然坚守诸如个人主义、竞争、进步、成就和未来导向的人,往往是老年精神疾病的潜在患者。相反,那些能够以珍惜已有取代不断获取、以合作取代竞争、以共存(coexistence)取代控制的人,在晚年有着更加良好的精神健康状态。克拉克总结道,人要么在进入老年之前就已具备广泛而灵活的价值取向谱系,要么就必须在老年时显著地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这样才能适应当下的生活。她的观点是要说明老年人如何成为复杂的文化断裂的受害者:他们终生秉持的价值观,到了老年反而不再适用了。
尽管我的讨论并未直接针对适应或不适应的问题,但还是延伸了克拉克提到的这一话题。不过,她的研究关注的,是个体在面对主流价值观与老年时期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时,需要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而我探究的是老年人如何愿意并且能够重新解读自己的经历,使旧有的价值观获得适合当下情境的新意义。克拉克强调,老年人被要求做出改变代表了文化的断裂。我强调的则是老年人如何通过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来创造象征意义上的连续性。我所描述的重新解读过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通过重新解读,个体能够创造出关于自己过去的连续图像,以及一个具有目的性的、完整的当下。
本文节选自《无年龄的人:一个人类学家对自我、时间与意义的研究》
编辑:郑絮文
制作:王跃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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