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母亲排队看病,好心把专家号让给一位大爷,多等了3个小时,进屋后老医生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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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走廊的灯惨白,叫号屏上的红字跳了一遍又一遍。

我扶着母亲坐在塑料椅上,她手心发烫,嘴上却说没事。

就在这时,一个大爷踉跄着跌坐在旁边,脸灰得厉害,手里的挂号单攥成一团。

我心一横,把排了一上午的专家号塞给了他。

大爷没有说谢谢,只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泛黄的纸片塞到我手里:“这个你收好,有用。”我低头一看,是我母亲的名字,郑玉娥,日期是1991年。

脑子嗡的一声,再抬头,大爷已经不见了。

多等了三个小时,走进诊室后,头发花白的老医生问完诊,趁母亲去检查的间隙,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

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字,那天晚上,我翻遍了父亲留下的所有东西。



01

凌晨四点半,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我整个人是从床上弹起来的。

前一天晚上跟母亲说好了,今天去医院挂专家号。

她嘴上说不用不用,我心里清楚,她肩膀疼了快两个月,一直在吃止疼片。

我不是没见过她藏药瓶子的样子,跟做贼似的。

我起床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眼下一片青黑。

最近广告公司接了个大项目,连续加班一个星期,昨晚十二点多才到家。

困得眼皮打架,但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母亲那只手。

昨天晚饭后她洗碗,我在客厅看电视,听见厨房里“哐当”一声。跑进去一看,她手里的盘子掉在地上摔成两半,右手垂着,手指在发抖。

我蹲下去捡碎片,她说没事没事,手滑了。

可我看见她弯腰的时候,眉头皱得特别紧。

那天晚上我翻了她床头柜里的药盒子,布洛芬已经空了两板,还有一盒贴膏,撕得只剩两片。

凌晨五点出了门,天还没亮透。

小区门口的早点摊子已经支起来了,油条在锅里翻滚,冒出来的热气在路灯下腾起一片雾。

母亲坐在电瓶车后座,一只手搂着我的腰,问我吃了没有。

我说不饿。她说那怎么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煮鸡蛋塞到我手里,还带着体温。我一只手捏着鸡蛋,一只手把着车把,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到市医院大门的时候,大厅里已经乌泱泱一片人。

挂号窗口前排了好几道弯,有人蹲在地上吃包子,有人靠在柱子上打盹,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味和早饭味,说不出的憋闷。

我让母亲坐在靠墙的塑料椅子上,自己去排队。

她喊住我,说:“钱包在你外套兜里,拿好。”我摸了摸口袋,手碰到一张硬卡,是她的社保卡,边角都磨圆了。

队伍一点点往前挪。排在我前面的一个大姐一直在打电话,声音很大,说“妈不行了就送养老院”

“我哪有时间照顾”。我听了心里堵得慌,又不好说什么,只能盯着前面人的后脑勺。

排了大概四十分钟,终于轮到我了。

窗口里的姑娘头也不抬地问挂什么科。

我说神经内科。

她说专家号剩最后一张了,赵长海,三十块钱。

我手忙脚乱地掏钱,把挂号单攥在手心里,跟攥着一根救命稻草似的。

刚要转身,身后传来一阵骚动。

一个老大爷捂着胸口,从队伍里歪歪斜斜地倒下来,手里的挂号单掉在地上。

旁边几个人下意识去扶,他脸灰得跟水泥地一个颜色,嘴唇发青,嘴里含含糊糊说着什么。

我站在原地,愣了两秒钟。手里的专家号,烫手。

我回头看母亲。

母亲隔着老远冲我点了点头。

然后我就把那号塞到了大爷手里,帮着护士把他扶进了急诊通道。

大爷抓了一下我的手,没说话,眼睛很浑浊。

等护士把他接走,我才想起来,我自己还得重新排队。

挂号窗口里的姑娘说,专家号没了,普通门诊上午还能加号,但要等。我站在窗口前,后面排着的人已经在催了。算了,加号就加号吧。

重新拿了一张加号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37”。

我捏着那张纸,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回到母亲旁边坐下,她看我一眼,说:“做得对。”我嗯了一声,心里其实有点委屈。

好不容易挂到的专家号,说让就让了,连句谢谢都没捞着。

母亲又说:“那个大爷,看着怪可怜的。”我没接话,坐下来,把外套往膝盖上一搭,开始看那个叫号屏。

屏幕上的红字从一号蹦到十五号,又从十五号蹦到二十八号,就是蹦不到我们手上那张加号条。时间这玩意儿,在医院里走得特别慢。

02

等了大概一个钟头,母亲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按了,没接。

我问谁啊。她说:“你舅。”

我舅郑贵山,我母亲的亲弟弟。

做小生意的,这些年也没少折腾,赔了又赚,赚了又赔。

平时不怎么跟我妈联系,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每次打电话都绕不开一个话题:我妈名下那套老房子。

我不喜欢我这个舅舅。

小时候去外婆家拜年,他总爱拿我寻开心,说我爸跑了不要我了,说我妈命苦带个拖油瓶。

上了初中以后我就不肯去外婆家了,母亲也不勉强,但每次娘家有喜事丧事,她还是要带着我去。

这些年我母亲一个人拉扯我长大,上班、做饭、开家长会、交学费,从来没有伸手跟谁要过一分钱。

但郑贵山总是话里话外带着刺,说我母亲把着那套老房子不肯卖,说那是郭家的东西,她姓郑,凭什么占着。

每次听到这话,母亲都不吭声。

她越是不吭声,我心里那口气越是堵得慌。

但当着母亲的面,我从来不说什么。

我拿了一张挂号单当扇子,给我妈扇风。

她瞪我一眼:“我不热。”

“你手心都是汗。”

“那是虚汗。”

“那不更说明有问题吗?”母亲不说话了。

她就是这样,身上有点毛病从来不说,实在扛不住了才肯来医院。这次要不是我翻出她抽屉里的止疼药空瓶子,打死她都不会来。

旁边坐着一对老夫妻,男的戴个毛线帽,女的在剥橘子给他吃。

橘子皮的味道飘过来,掺着消毒水的味道,有点像老家的那种土橘子,带着甜又带着涩。

老夫妻闲着没事,跟旁边的人聊起天来。

说这个赵长海医生,返聘回来的老专家,技术好是好,就是早年间出过一桩事。

我耳朵竖了起来。

老妇人压低声音说,三十年前,赵长海做了一台手术,据说是治好了的,后来病人不知道怎么又出了问题,家属还在医院闹过一阵子。

传出来说是医疗事故,赵长海整整十年没上过手术台。

戴毛线帽的老头在旁边接嘴:“后来不是说冤案吗?医院老人都讲,那病历少了东西,找不回来了。”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觉得赵医生经历还挺曲折。

但那会儿并不知道,这事跟我妈扯得上关系。

我低头看了一眼母亲,她靠在椅背上,眼皮耷拉着,像是睡着了。

右手搭在膝盖上,忽然抖了一下。

我看着那只手,心里那种莫名的发慌又冒上来。我碰了碰她:“妈,冷吗?”她睁开眼,含糊地说:“不冷。”然后她翻了个身,继续闭目养神。

我盯着她的侧脸。

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的,跟我记忆里那个在纺织厂三班倒的女人,对不上号了。

我想起小时候放学回家,她蹲在院子里洗衣服,一大盆肥皂水,她搓两下就要直起腰来捶捶后背。

那时候我以为那是她干活累了,从没想过可能是身体出了问题。

我又想起前几天收拾屋子,看见她床头柜抽屉里锁着一个旧铁盒,钥匙挂在她脖子上,睡觉都不摘。

我问过她那是什么。

她说:“没用的东西。”我再没问过。

但我知道,那里面肯定藏着我不知道的事。

叫号屏又跳了一格。我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加号条,还有四十多个号。大概还得等两个钟头。



03

母亲醒了以后,从包里掏出来一个东西。我看着那个泛黄的皮面,心里咯噔一下。是一本旧病历本。

皮面磨得发白,四角卷边,上面手写着一行字,墨迹都淡了。我凑过去仔细看,上面写的是郭建国,我父亲的名字。

我伸手想拿过来翻翻,母亲手一缩,把病历本合上了,塞回包里。“有啥好看的。”她说。我有点来气:“我爸的病历本,我看看怎么了?”

“死人名字有啥好看的。”

“那你带它来干嘛?”

母亲没回答。

她把包抱在怀里,低着头,像护着什么要紧的东西。

我的火气一下子顶了上来。

这些年,一提父亲,她就是这个态度。

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

好像父亲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

我不是没问过。

小时候问过无数次,我妈说父亲走了。

我问去哪了,她就不说话了。

再问,她就凶我。

有一次我哭闹着问个不停,她扬起手给了我一巴掌,打完又抱着我哭,一句话都没说。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这是个不能碰的话题。

但我心里一直有一根刺,那根刺扎在五岁那年。

那一年我家门口停了一辆卡车,我被人抱上卡车,去了外婆家。

之后再回家,只有我妈一个人。

我爸去哪了?

没有人回答我。

外婆不提,舅舅冷着脸,邻居大妈看我的眼神里一半是可怜一半是好奇。

后来我慢慢学会不问了。

但每次过年吃团圆饭,桌上总是摆着一副空碗筷。

母亲说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敬先人”。

我小时候信了,长大后知道,那副碗筷从来只摆一季,收起来的时候母亲总要擦好几遍,才肯放回柜子里。

我看着我母亲那个背影,忽然觉得她就像一个密封的箱子,钥匙被她自己吞进肚子里了。

心里又酸又气,嘴上没忍住,说了句:“你总是什么都不跟我说。从小到大,都这样。”

母亲没接话。

她攥着那个病历本,手指关节白得吓人。

周围人声嘈杂,叫号声、咳嗽声、小孩哭闹声混在一块。

我们母女俩坐在那片噪音里,谁也没说话。

过了好一阵,母亲松开手,把病历本放回包里,小声说了句:“不是不想跟你说,是不晓得从哪说起。”我转过头去看她。

她没看我,眼睛望着大厅那边,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算了。

我这么想着,靠在椅背上。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头顶响起来:“姑娘。”我抬头,看见刚才那个大爷站在我面前。

他脸色比刚才好了不少,但还是有点灰。

手里攥着个什么东西。

“刚才多亏你了。”他说。

我摆了摆手说没事。

心里想着,倒也没白让那个号,好歹听见了一句谢谢。

大爷在我旁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到我手里,说:“这个你收好,有用。”我低头一看,是一张住院证副页。

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上面印着的医院名字还是旧名字。

病人姓名那一栏,钢笔写的三个字。

郑玉娥。

我妈的名字。

日期写着1991年3月。我脑子嗡了一下。那一年我还没出生。我母亲从来没提过她住过院。

我捏着那张纸片,费力地抬起眼睛,看着大爷。

大爷已经站起来,往出口方向走了。

我喊了一声:“大爷!你等等!”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别的话,只说了一句:“你去问赵大夫吧。”说完他转过身,拐了个弯,没影了。

我坐在椅子上,腿有点软。母亲在旁边,没注意到这件事。她的注意力全在那块叫号屏上,上面跳出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郑玉娥,请到3号诊室就诊。”

04

我扶着母亲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是麻的。

那张黄纸片被我塞进了外套兜里。

手插在口袋里,死死攥着,指头都发疼了。

进了3号诊室,里面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医生。

戴着老花镜,面前摊着电脑,旁边摆了一摞厚厚的病历。

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视线在我母亲脸上停了一瞬。然后他低头翻开病历本,问了起来。“多大岁数了?”

“什么地方不舒服?”

“肩膀疼了多久?”

“吃过什么药?”

母亲一一回答,声音有点含混。

赵长海又问了些问题,让她抬手、握拳、闭眼、走直线。

母亲站起来走了一圈,步子有点碎,右侧手臂甩起来的时候明显不太利索。

赵长海没说话,把听诊器搁在她背上,听了一阵。

然后他坐下来,开了几项检查单、CT、核磁、血常规、心电图。

我看了一眼那些单子,心里突突跳。

这张单子上写着的项目多得离谱。

“先去做个CT,其他的下午出结果。”赵长海把单子递给我,又补了一句,“家属去交费,患者留下我再做几个基础测试。”

我握着单子,心里那根弦绷得很紧,又不敢问太多。

母亲被一个护士领去了里间,门关上了。

我站在诊室里,正要出去的时候,赵长海叫住了我:“姑娘。”我回头。

他从桌上撕下一张处方笺,背面对着写了几个字,快速折了两折,递到我手里。

“回家再看。”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表情没什么变化。

我没有在诊室打开。

我把那张纸塞进外套口袋,蹭着另一张黄纸片,冰凉的触感。

出了诊室,我按流程去交费,带母亲做了CT。

你母亲的检查结果要下午出。

护士说,我点了点头。

下午,我带着母亲去拿结果。

赵长海看了片子,眉头拧成一个结。

“大脑右侧有阴影。”他说,“怀疑是血管瘤。得做进一步造影。”母亲坐在边上,脸色白了一下:“严重不?”

赵长海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停了两秒。他说:“先别急,做个检查再看。”他没再多说什么。开完单子,让我们明天来办住院。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太阳正从楼顶落下去。

我扶着母亲走在街上,心里翻来覆去的,全是下午赵长海那句“回家再看”。

到家之后,母亲说累了,回屋歇了。

我坐在客厅里,把那张处方笺掏了出来。展开。上面写着一行字——

我盯着那行字,瞬间呼吸凝固住了。

瞳孔骤然紧缩,大脑一片空白——

“这....这....她为什么从没说过”

上面写着:

你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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