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我的一个世纪》、《我在半步桥监狱的往事》、《我和董竹君女士一起经历的狱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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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阴历正月初五，上海半步桥监狱。
七十岁的董竹君坐在冰冷的板床上，听着隔壁号子传来的声响，默默数着日子。今天是她的七十大寿。
午饭端进来的时候，她发现碗里多了几块肉丁。几个难友举起碗，一齐向她祝寿。董竹君笑了笑，心里却翻江倒海。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但她心里有一句话，支撑着她熬过了漫长的牢狱岁月。
这句话，后来成了她活到出狱的全部力量。
而就在她出狱一年后，命运发生了惊人的反转——沉冤得雪，一切重新开始。
这个故事，要从半个多世纪前讲起。
【一】从青楼到东洋
董竹君1900年2月出生在上海，祖籍江苏海门。
父亲本姓东，后改姓董，是个拉黄包车的。母亲姓李，勤俭能干，但因为家计艰难，整天愁眉苦脸。父母虽然穷，还是把她送到了私塾里念书。
后来父亲患了伤寒症，身体直落千丈，无奈之下，把她押给青楼做了三年"清倌人"。
什么叫清倌人？就是只卖艺不卖身的姑娘。
董竹君在堂子里待了一段时间。她生性要强，别人说她不能把书念好，她就非要念好给他们看。卖艺不卖身，日子也算过得去。
后来她认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夏之时经常出入青楼，对董竹君很好，说要带她走。
董竹君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做小老婆；第二带她去日本读书；第三将来回国要让她平等持家。
夏之时答应了。
1914年，14岁的董竹君跟着夏之时去了日本，进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天上课，晚上读书看报到深夜，眼睛经常是红肿的。老师们都非常喜欢她，赞扬她学习用功。
有了女儿后，时间更紧了，幸而雇到一位善良的日本妇女帮忙照顾，董竹君用不到四年的时间念完了全部课程。
求学期间经济很紧张。夏之时经常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去当押，有时为了付学费，索性将整只皮箱拿去抵押。买烟的钱也没有的时候，董竹君就从垃圾簸箕里选些烟头，拆开，用写字的水纸裁条，卷几支给他吸着过过瘾。
1917年，董竹君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她本想去法国留学，但夏之时电报催她立刻回四川。
【二】孤岛求生
回国后，夏之时在四川当了官，董竹君成了官太太。表面风光，实际呢？
夏之时越来越不像话了。他当了官就变脸，变得暴躁、猜忌、控制欲极强。
去四川之前，夏之时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说"防贼自卫"，要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就用它——这话里的意思，谁都明白。他还把在上海读书的四弟叫来日本"陪读"，名为陪读，实为监视。
回到四川后，夏之时在派系斗争中失了势，解除了公职，从此吸食鸦片，脾气越来越坏。董竹君患肺病避居三个月，他从未去看望。
但董竹君没有闲着。她在苦闷中自强不息，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可惜经营不善，惨淡关门。
1929年，分居五年后，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回到上海，与夏之时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她只提了两点要求：其一，夏之时不要断绝抚养费；其二，请夏之时念及情分，培养四个女儿读完大学。
但夏之时后来并没有履行承诺，还强迫她交出孩子。董竹君予以拒绝。
离婚后的最初几年，董竹君去得最多的是典当行。1930年春末，她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经过高人指点，还远涉重洋招回了一万元股资。
可惜好景不长。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群益纱管厂遭到炮击，被迫停工。董竹君赔光了积蓄。
但她没有放弃。1935年3月15日，董竹君在上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31号创办了"锦江小餐"，后来更名为锦江川菜馆。
开门便是满堂红。上海滩青帮、红帮的头面人物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是这里的常客。南京及上海的军政人员也经常出没于此。卓别林访问中国时，曾在此品尝了香酥鸭子。
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又在华龙路（今雁荡路）82号开设了锦江茶室。
但很多人不知道，锦江不只是饭馆。抗战期间，它一直是秘密联络据点。1938年，董竹君与蒋逸霄等人创办了《上海妇女》半月刊，推广新思想。
抗战爆发后，董竹君流亡菲律宾。1945年回到上海后重整锦江。1945年至1947年间，她独资或合资创办了永业印刷所、协森尊记印务局等，作为秘密印刷机构，印了不少进步书刊。
1949年后，董竹君协助地下党策反杨虎，参与营救张澜、罗隆基。
1951年，董竹君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她把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合并，无偿捐献给国家，成立锦江饭店，并担任首任董事长兼经理。
锦江饭店当时价值约15万美元，折合黄金3000两。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有人说她傻。董竹君说："我创业不是为了当富婆，是为了证明女人能做事，为了帮国家做点事。"
最后她只留了一套文房四宝。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担任了连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她的日子平静了一段时间。1960年，她迁居北京，继续参与社会活动，接待来访者，接受采访。
但谁也想不到，一场风暴正在逼近。
【三】深秋的逮捕
1967年10月23日，上海衡山路。
那天本来是儿子婚宴的日子。董竹君在家里忙着招待宾客，突然有人按门铃。来客笑脸相问，东拉西扯地问了些不咸不淡的问题。董竹君心里纳闷，但还是客客气气地回答。
说到一半，她站起来说先去吃点晚饭。那人笑着点头。
等她从厨房回到客厅，那人还坐在原处。两人继续说话。
忽然，大门"砰"一声被撞开。黑压压冲进来二十多个人，有的手里拎着木棍。刚才还笑脸相问的那个男人，霍然站起，归进了这群人中间。
"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有人吼道。
她望着那些脸，一字一句地说："我做过什么错事？"
"你是特务！汉奸！国际间谍！不交代就抓走！"
一群人架着她的胳膊，连推带搡地拖出门去。她穿着一件薄毛衣、一条布裤子，十月的上海夜已寒凉。连换洗衣服都没带，连跟女儿说一声再见都没来得及。
这一走，竟和子女分别五年之久。
她被先后关押在秦城监狱、功德林监狱和半步桥监狱。罪名被定为"间谍""敌特""汉奸""两面派""国际间谍"。
入狱初期，她遭受审讯与殴打。审讯人员让她将有记忆开始直到进监狱所有的经历都讲出来，再写成材料。那段时间，董竹君觉得自己成了有动作而无灵性的机器人。
半年内，她的头发全白了。
为了保护自己，她将大脑"真空"，任凭浪涛滚滚，冲击淹没，自己只是听之任之，静以待之。
四个月后，她被转移至功德林监狱。置身简陋寒冷的环境中，她觉得人间地狱般的生活逼不死自己。为了避免冻僵得病，她常常沿着墙壁悄悄小跑，借此抵御严寒。
在功德林监狱隔离审查九个月后，她又被押往半步桥监狱。这里监管比较宽松，生活管理也比较正规。
每个月集体洗一次澡，每周还有机会缝缝补补。监狱里没有暖气，犯人们到了冬天只能背着棉被，轮流在牢房空地上踱来踱去。
她穿的裤子破了，靠狱友给的布片缝补。冬天冷得发抖，狱友冯亚春偷偷塞棉花给她做了件棉背心，这一穿就是五年。
她听见隔壁号子有人喊"完了"，有人疯了，有人撞墙。她告诉自己不能疯，疯了就完了。她从不求饶，也不哭。
直到1970年正月初五那天——她的七十大寿。
中午饭里有几块肉丁，狱友举碗为她祝寿。吃完饭，她像往常一样坐在角落里静坐。可这一坐，忍了三年多的委屈全涌了上来。
她想起被打得患病的左肺，想起被不断换号子的煎熬，想起狱中那些疯掉的女人，也想起自己一辈子的清白。
她突然崩溃了，盘腿坐在地上大哭。
狱友见她委屈至极，有人拍拍她的背，有人递了手绢。冯亚春轻声说："活到七十不容易，别哭了。"李永惠递了手绢，陈宝林说："你以前不是挺能扛的吗？怎么今天哭了？"
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她心里。
她一下子醒了。不是她一个人倒霉，大家都难。这不是私事，是时代的问题。
她说："我得活下去，我不能死在这儿。"
从此，她靠着一句话撑了下去——"敌人要你死，你偏不死。"
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在审讯逼供最残酷的时候，这句话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她开始在脑海中一遍遍默念这句警句，渐渐地，她的精神状态开始好转。
她开始每天原地跑步800步。床前只有一点空地，她就绕着那点地方一直跑。狱友笑她"都快跑到天安门了"，她也笑，但从不间断。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也咬牙跑完。
她不只顾自己。哪怕在监狱，她也尽量帮别人。她给别人缝衣服，分饭菜。狱友们都喜欢她，觉得她是靠得住的"老前辈"。
日本人川边爱子在后来写的《我和董竹君女士一起经历的狱中生活》中追忆道："在这恐怖的狱中生活里，是她给了我一线光明，同时给了我无比的温暖，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她还偷偷记日子，算着自己进来的天数。数来数去，日子有了盼头。
而在她七十岁生日后不久，董竹君写下了一首诗——《狱中生日》：
辰逢七十古稀年，深陷囹圄罪何见。
青松不畏寒霜雪，巍然挺立天地间。
她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默默数着日子、等待命运裁决的时候，有一个她怎么也想不到的人，正在暗中推动着一件足以改变她一切的事情——那个人手里握着一份关键材料，而那份材料里记录的内容，将在不久后让整个相关方面陷入长达数年的震惊与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