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20城爆发大规模游行，15万人集体抗议选择党，要求将其取缔

9月，德国政坛上演了一幕极具戏剧性的场景。一边是二十座城市同步爆发大规模示威，约十五万人走上街头，高举“现在就取缔选择党”的标语。

另一边，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斩获43.8%的选票，较上届的20.8%翻了一倍有余，一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

街头与票箱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政治信号，这并非偶然的舆论对立，而是德国社会深层矛盾的一次集中释放。

9月6日举行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是观察德国政治走向的关键窗口。根据官方公布的结果，选择党获得43.8%的选票，在83个议席中拿下39席；长期主导该州政坛的基民盟则从37.1%骤降至17.2%，仅获15席。

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各获8席，首次参选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以5.3%的得票率跨过门槛，取得5席。

这一结果的分量不在于选择党是否已能执政，而在于它距离单独组阁仅差3席——42席即过半。二战结束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联邦州层面逼近执政权。

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在胜选后表示，该党已着手与其他议会党团接触，探讨组建政府的可能性。

但他同时也承认，不会为了组阁而作出“任何妥协”，并称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执政伙伴，将支持“紧急情况下重新举行选举”。

选民结构的变化比席位数字更值得关注。萨安州是德国人均净收入最低的州之一，约七成选民对物价上涨表示担忧，近六成担心难以维持原有生活水平。

有分析指出，选择党的胜利并非源于其理念被广泛认同，更多是选民对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的基民盟——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民调显示，萨安州仅有约9%的选民对总理默茨的表现表示认可。

选举结果公布六天后，9月12日，柏林、汉堡、慕尼黑等约二十座城市同时爆发示威。组织方由公民团体“Prüf”和“Campact”牵头，后者负责人克里斯托夫·鲍茨将选择党称为“宪法之敌”。

汉堡的抗议规模约两万五千人，慕尼黑约一万两千人，柏林亦有数千人参与。选择党则在柏林举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集会，该党柏林地区选举首席候选人布林克出席。

抗议者的核心诉求是要求联邦宪法法院启动对选择党的取缔程序。德国取缔政党的法律门槛极高。

基本法第21条虽赋予宪法法院禁止危害自由民主秩序政党的权力，但战后七十年间，仅有两个政党被成功取缔，最近一次是1956年的德国共产党。

2017年，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了对极右翼政党NPD的取缔申请，理由是该党虽然具有反宪法目标，但其“影响力无足轻重”。

选择党当前全国民调支持率约29%，其政治影响力远超当年的NPD，但支持率越高，取缔所可能引发的政治反弹也越大。

默茨对此持审慎态度。他在柏林对记者表示：“我不认为取缔这个政党就能解决问题。对付选择党，首要任务是与该党进行政治对抗，并努力将其选民重新拉回政治中间派。”

这一表态反映了德国主流政治面临的现实困境：当一个政党拥有近半数选民支持时，单纯依靠法律手段将其排除出政治体系，不仅操作困难，而且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对立。

德国政治中所谓“防火墙”，是指主流政党拒绝与选择党进行任何形式合作的政治共识。这一传统源于二战后的历史教训，意在防止极端政治力量进入政府体系。

在萨安州选举前，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均明确表示不会与选择党联合组阁。

选后的算术格局使这一立场面临考验：选择党差3席过半，其他政党合计同样为39席，而仅有5席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意外成为组阁的关键少数。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在移民和气候议题上立场保守，在外交上反对军援乌克兰，其在俄罗斯政策上与选择党存在交集。

该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舒尔策表示，愿意与所有政党对话，包括选择党。这意味着“防火墙”的维持不再取决于某一政党的意愿，而取决于一个新兴小党的选择。

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在选举后公开呼吁提前举行联邦选举，称该党已获得选民的“明确执政委托”。魏德尔被视为该党下届联邦大选的总理候选人，其在2025年7月的全国党代会上以81.3%的得票率连任联合主席，党内权力高度集中。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法定的下一届时间是2029年，提前大选需要满足信任投票失败、组阁僵局等特定条件，魏德尔的呼吁在程序上并不容易实现。

在关注选择党的极右翼标签时，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是其在对华政策上的务实倾向。魏德尔本人拥有工商管理与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11年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约六年，曾任职于中国银行，能流利使用普通话。

这一经历使她在中国经贸议题上的表态偏向务实。她曾公开表示，中国是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应以务实视角看待对华关系，并批评欧盟的贸易保护政策。

选择党联邦议院党团也曾公开表态，认为中国不是德国的敌人，而是重要伙伴。该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于2026年初率团来华访问，走访了多个城市并与在华德企代表会谈。

不过，这种务实立场需要放在选择党的整体政治策略中理解。选择党以“反主流”为其核心政治标识，在多个议题上刻意与德国传统政党的立场拉开距离。

对华务实合作在相当程度上服务于这一策略：它既有助于该党在德国工业界和外贸利益群体中争取支持，也强化了其“独立于跨大西洋主流”的政治形象。

从中方的立场来看，中德关系的发展始终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任何德国政党若能在这一基础上推动务实合作，中方均持开放态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党的整体政治纲领与中国的外交理念存在一致之处，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萨安州选举和随后的街头抗议，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德国传统政治体系正在失去对选民情绪的掌控能力。

过去数十年，“防火墙”策略在政治层面运作有效，因为它建立在选择党支持率有限的假设之上。当该党仅有百分之几的支持率时，将其隔离于权力体系之外并不困难。

但当接近半数的选民将票投给一个被主流政治定性为极右翼的政党时，“防火墙”便不再只是一项政治策略，而成为一个民主合法性的难题。

一个获得大量选民授权的政党，能否被程序性地排除在政府之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些投票给它的选民将如何看待德国的民主制度？

默茨的表态实际上承认了这一问题。他所说的“将选民拉回中间阵营”，前提是中间阵营需要向选民提供有说服力的回应。

萨安州的经济困境——收入偏低、人口老龄化、工业前景不明——并非选择党制造的问题，而是主流政党长期未能有效解决的沉疴。

如果传统政党无法在经济安全、社会公平和身份认同等议题上给出可信的替代方案，那么即使选择党被取缔，类似的民意仍会寻找新的出口。

对于中国而言，德国政治的这场变局需要冷静观察而非简单站队。中德经贸关系的根基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务实合作的传统，这一基础不因某一政党的兴衰而根本改变。

但德国政治生态的右移和碎片化，确实为中德关系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性。

一个政治共识更难凝聚的德国，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可能呈现出更大的摇摆性。中方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也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去应对。

德国主流政治真正的考验，不在于能否阻止选择党进入某一届政府，而在于能否重新赢回那些已经转身离去的选民。

这需要的不只是口号上的“政治对抗”，而是对经济焦虑、社会不安和身份困惑的切实回应。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答，那么无论“防火墙”是继续维持还是最终瓦解，德国政治的不安都将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