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贵阳革命先烈㊲】彭祖年：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捐躯

彭祖年，四川省达县映山乡人（今达州市达川区映山社区），1927年11月9日生于达县蒲草田（今达州市蒲草田）。彭祖年自幼天资聪颖，四年学完六年课程，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38年顺利毕业。在校期间，他除完成规定课业外，广泛研读古典名著与鲁迅先生著作，思想视野开阔。1944年春，他考入成都县中（现成都七中）读高中，1946年底毕业。求学成都期间，彭祖年与中共党员陈跃纬、郑多恒密切交往；回乡居住时，又结识何静修、彭祖述等中共党员。一众革命同志赏识其勤学善思、思想进步的特质，引导他研读《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进步书籍，勉励他潜心求学、心系时局、立志报国。

1947年秋，贵州大学在贵阳、重庆和长沙等地招生，彭祖年凭借优异成绩成功考入贵州大学。彼时的贵州大学处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管控之下，但校内地下共产党员、进步师生不畏强权，持续以各类隐蔽、公开形式开展反对法西斯教育制度、反控制、反迫害、争民主、求生存的革命斗争，进步运动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彭祖年入校后，积极联络校内同乡同学，通过各类私人渠道广泛结识进步青年，与大批志同道合的进步同学建立紧密联系，彼此增进思想认同与革命共识，在后续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团结协作、并肩作战，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1948年秋，全国革命形势持续向好、迅猛发展，各大高校进步力量蓬勃兴起，贵州大学各类进步读书会、学术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中共地下党员邵冠群（经济系学生）、民先队员周启知（历史系学生）的支持与指导下，彭祖年与同班同学余国栋牵头发起成立燎原学会，学会核心成员涵盖全校多院系进步青年，主要包括机电系学生涂建伦、法律系学生宋德义、龙光沛等人。学会成立后，以秘密学习、研讨为主要形式，传阅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革命著作，研读重庆《新华日报》刊发的《驳蒋介石》等重要革命文章。成员们多次秘密集会，深入研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真理辨析、新时代青年使命、青年学生救国担当等核心议题，凝聚进步思想、筑牢革命信念。

同年下半年，贵大进步学生史健、陈勃如牵头组建全校性跨院系进步社团高原文艺社（后更名为高原社），整合凝聚全校进步师生力量，成为校内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阵地。社团创办刊物《高原文艺》（后改版为《高原导报》），作为传播进步思想、引领学生运动的重要载体。彼时，国民党贵州大学当局校长张廷休筹备12月21日校庆活动，校内进步师生紧抓契机，以筹办校庆、编撰校庆特刊为公开名义，纷纷组建学术团体、创办小报、开设墙报，合法开展进步宣传活动。彭祖年联合杨泽平等川籍进步同学，牵头成立岷峨学会，创办进步刊物《星火》，由其全面主持学会工作。任职期间，他以学会为纽带，联络团结川籍同学，公开议论时局、传播进步思想，主动帮扶川籍同学解决学业、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广泛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凝聚进步力量，充分展现出优秀的组织协调能力与群众工作能力。

1949年3月中旬，高原社骨干史健及一众进步同学发现，校内教职员工薪资微薄、生活困顿，广大教师普遍酝酿罢教抗争。《高原导报》率先刊发报道，如实披露教职员工的艰难处境，公开向学校反动当局提出改善师生待遇、救济师生生活的合理诉求，得到全校各院系学生积极响应。彭祖年主导的《星火》刊物同步跟进宣传，同时校内各进步刊物纷纷转载刊发全国学运消息、张贴进步报刊内容，为校内师生抗争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声援。

3月22日，学校教授会、讲助会正式宣布罢教，全校学生积极响应、鼎力支持。此前3月21日晚间，全校各院系、各年级60余名学生代表召开全校学生代表大会，决议发起贵州大学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大会明确多项核心行动部署，彭祖年被任命为宣传副股长。身为法律系二年级学生代表的彭祖年，立场坚定、言辞犀利、思路清晰，全力推动各项运动决议落地，在学生运动中崭露锋芒。

3月26日上午，贵州大学近千名师生高举校旗与“国立贵州大学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横幅，徒步前往贵州省政府请愿。在师生群体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被迫接见学生代表。史健等学生代表递交请愿书，详实陈述贵大师生的困顿处境与合理诉求，谷正伦被迫应允拨付大米救济全校师生，同时出言威胁学生代表立即返校复课。3月27日，遵照运动主席团部署，全校师生走上贵阳街头，开展游行示威、舆论宣传与爱心义卖活动，持续扩大爱国运动影响力。

在这次请愿游行过程中，彭祖年等负责宣传，积极准备标语、口号，印《告全市父老书》传单。去贵阳那天，他带着搞油印的同学天不明就乘车进城，驻扎贵阳师范学院。游行队伍到甘荫塘时，由他起名并主编的《大家看》创刊号和《大家唱》歌单在同学们出发时便印好送到同学们手中。

1949年4月1日，南京大专院校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爱国请愿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警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京“四一惨案”。惨案消息传至贵阳后，经贵州大学各进步社团广泛宣传动员，在4月15日举办的“团结晚会”上，全校爱国学生一致决议开展声援南京“四一惨案”的爱国运动，正式发起贵大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爱国斗争，成立罢课委员会与运动主席团，选举朱文达担任主席团主席，全校宣布总罢课，声援南京爱国学生、抗议国民党反动暴行。彭祖年在校内进步刊物《大家看》发表《声援“四一血案” 反迫害、反内战》一文，详细披露南京“四一惨案”真相，控诉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爱国学生的血腥罪行，号召全校师生坚持爱国斗争。

贵州大学爱国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极大震慑了校内反动势力，时任贵大校长张廷休等国民党反动派在校代理人，对彭祖年在校内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动员师生开展爱国斗争的行为恨之入骨。4月22日晚，校内特务分子在学校礼堂（饭厅）张贴污蔑、责难彭祖年的反动大字报，妄图打压进步学运气焰。学校学运宣传股副股长刘光当即撰写声援彭祖年的革命大字报，张贴于特务大字报旁，针锋相对驳斥反动言论。校内进步刊物《大家看》《高原导报》随即刊发评论，警示全校师生警惕国民党特务的分裂破坏阴谋。

1949年4月下旬，朱文达、甘凌杰等人遵照贵州省工委、贵阳特支关于组织师生复课、保存革命力量、隐蔽革命干部、迎接贵州解放的指示，在学运骨干中深入开展思想动员工作。5月下旬，彭祖年经朱文达介绍，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正当全校学生潜心复习、备战期末考试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贵州大学进步师生发动的大逮捕、大屠杀骤然降临。此前，彭祖年在校的革命活动早已被反动当局察觉，其居住的寝室长期遭到校警监视，同时有多名反动学生对他进行暗中盯梢、严密窥探。

危急关头，为保障在黔川籍同学的人身安全，彭祖年依托岷峨学会，组织川籍同学结伴返乡。在一众同学的劝说下，他最终决定撤离学校，随同川籍同学一同返回四川。1949年6月5日，众人包车启程。车辆行至贵阳三桥时，军统贵州情报处特务欧亚非，协同国民党三桥检查站站长李朝仁，持照片比对辨认，当场将彭祖年逮捕。

彭祖年被捕后，先被关押于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后被转移至贵阳飞山街鸭子塘监狱。在狱中，他遭受敌人残酷刑讯逼供，历经百般折磨，过着非人的牢狱生活。1949年6月13日，甘凌杰被押送至鸭子塘监狱，入狱当晚，他便听到监狱后院传来低沉悲壮的苏联《囚徒之歌》：“太阳出来又落山啊，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狱卒不分昼夜，啊……”这是彭祖年的歌声，沉缓坚定的曲调里，满含对革命战友的深切惦念与对反动敌人的刻骨憎恨。

1949年10月5日，国民党贵州情报处处长何锦书，带领特务罗时习、刘文彬等人，将彭祖年、陈默、廖崇美、杨光文、金春琪等七名革命志士，从鸭子塘监狱押至贵阳城郊秘密残忍杀害，一众青年烈士壮烈殉国。

文字资料整理自贵阳革命烈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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