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窗外的冬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玻璃，九十二岁的松本秀男坐在轮椅上，干瘪的手背上布满了老人斑，他的呼吸伴随着沉重的拉风箱般的喘息声。房间里没有开大灯，只有一盏昏黄的落地灯勉强照亮了他面前的矮桌。桌上放着一只老旧的录音笔，对面坐着一位从中国来的纪录片导演。
那是松本生命中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医生说他的心脏随时可能停止跳动，但松本拒绝了住院，他坚持要在这个冰冷的冬日，把心里那块压了七十多年的石头彻底挖出来。他知道，有些真相如果他带进坟墓，那就真的是对历史的又一次背叛。
导演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了松本的耳膜。他问出了那个困扰许多人的问题：“当年的记录明确记载，日军高层为了控制军纪、防止性病蔓延、以及减少因强奸引起的激烈反抗，在占领区设立了大量的慰安所。既然慰安所已经爆满，为什么军部的士兵还要冒着违反军纪的风险，上街去强抢无辜的民女？”
松本干瘪的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浑浊的眼泪顺着如同枯树皮般的脸颊滑落。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窗外无尽的黑夜。在那片黑暗中，他仿佛又看到了1937年那个同样阴冷、被鲜血染红的冬天。
那个冬天，松本只有十九岁。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在熊本县种地的老实农兵，连杀一只鸡都会手抖。但战争是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它不仅绞碎了被侵略者的躯体，也彻底绞碎了侵略者的人性。
“你们根本不了解那支军队，也不了解那个被彻底扭曲的环境。”松本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在砂纸上摩擦，“慰安所建立的初衷，在宣传里说是为了‘保护’民众，为了维持军纪。但在我们这些底层的士兵眼里，那是军部发给我们的一点可怜的‘配给’。可是，你们知道慰安所门前的队伍有多长吗？”
松本闭上眼睛，那幅绝望的画面再次浮现。在南京周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座原本属于中国富商的宅院被强行征用，门外挂着一块写着“慰安所”的木牌。门口排队的日本士兵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长蛇，在刺骨的寒风中蜿蜒。没有人说话，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队伍里弥漫着汗臭、血腥味和一种处于崩溃边缘的焦躁。
慰安所里的凄厉哭喊声偶尔会穿透薄薄的木板传出来，但排队的士兵们脸上只有麻木。松本记得，那时候每个士兵被规定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甚至更少。
里面那些被强征来的、被诱骗来的中国和朝鲜女性，根本不被当做人来看待，她们被这台战争机器当成了纯粹的发泄工具。
“爆满，是的，永远都在爆满。”松本喘息着，干枯的手指紧紧抓住轮椅的扶手，“基层士兵的数量太庞大了。我们经历过惨烈的战斗，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泥土、鲜血和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死的绝望。长官告诉我们，打下那座城，里面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可是当我们真正停下来时，却发现自己连慰安所的门都挤不进去。”
军官们拥有特权，他们可以随时占用最干净的房间，占用最长的时间。而像松本这样的二等兵，只能在寒风中等待几个小时，最后等来的往往是“时间到，今日关闭”的粗暴通知。那种从战场上带下来的、被死亡恐惧刺激到极点的兽性，在漫长的等待和等级森严的压迫下，不仅没有平息，反而像被堵住的火山口，酝酿着更加可怕的爆发。
但如果仅仅是因为排不上队，或者是没钱，还不足以解释那种大规模的上街强抢。松本缓缓睁开眼睛，目光中透露出一种极度的恐惧和深沉的负罪感。他看着对面的导演，说出了那个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更加黑暗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