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回时间：世俗信仰与精神自由》：只此一生的时间与自由

此生的脆弱无可消解。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时间一去不返，死亡是不可逆转的终点。那么，在只有一次的此生中，我们为何付出、为谁奋斗、何以幸福？2019年，耶鲁大学比尔吉特·鲍德温比较文学、人文学与哲学讲席教授马丁·黑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的《夺回时间：世俗信仰与精神自由》（This Life: Secular Faith and Spiritual Freedom）一经出版，便在英语世界引发关注。这部厚达四百余页的著作，将奥古斯丁、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的时间哲学反思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熔于一炉，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与世俗时代的意义危机，从哲学上为世俗信仰做了奠基。

马丁·黑格隆德，瑞典著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现任美国耶鲁大学比尔吉特·鲍德温比较文学、人文学与哲学讲席教授

什么是世俗信仰？在黑格隆德之前，无论是宗教护教者还是世俗主义者，都共享一个默认的前提：信仰是宗教的专属领地，世俗化意味着“祛魅”，意味着信仰的退场。正如马克斯·韦伯早在一百多年前预言的，信仰的退场和精神的“祛魅”最终难免走向价值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黑格隆德的世俗信仰理论一反常见，他试图证明真正的信仰本质上就是世俗的，而一切宗教信仰最终都是对生命本身的背叛。

黑格隆德指出，一切宗教都认为有限、终有一死的此生不圆满、有缺陷、充满痛苦，而将超越死亡、摆脱有限性的永恒当作生命的终极目的。在宗教的框架里，死亡、痛苦、脆弱、失去都是需要被克服的负面体验，此生的意义永远要在来世、超越性的彼岸寻求。宗教信仰是生存于有限之中的人面对时间流逝产生的焦虑：过去已经消逝，未来尚未到来，当下转瞬即逝，此生的一切都在时间的洪流中不断瓦解，只有寄希望于一个超越时间流逝、没有过去与未来的绝对存在，有限的人才能获得救赎。

然而，在黑格隆德看来，有限性是人的生命的本质特征。否定有限性，就是否定有限的生命及人的生命。对于有限的存在者来说，正是因为时间会逝去、生命会终结，我们的选择、承诺、爱与奋斗，才拥有了意义。如果生命是永恒的，一切都可以重来，所有的失去都能被弥补，那么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和谁相爱、为谁奋斗，都变得无足轻重。就像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亚伯拉罕，他之所以能平静地举起屠刀，是因为他相信上帝能让其子以撒复活。在他的信仰里，死亡不是最终的结局，此生的失去不过是永恒救赎的试炼。但黑格隆德反问，如果亚伯拉罕真的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转的，相信以撒的生命只有一次，他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宗教信仰的根本悖论正在于此：它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最终否定了此生的全部重量。

由此，黑格隆德就提出了他对世俗信仰的定义。世俗信仰，是对有限生命的绝对忠诚，是明知生命的脆弱、时间的不可逆，依然将我们的承诺、爱与奋斗，全部投入唯一的此生之中。世俗信仰不否认死亡、痛苦与失去，恰恰相反，它承认这些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我们会失去所爱之人，我们的爱才如此珍贵；正是因为生命的时间有限，我们才需要认真思考什么值得我们付出一生；正是因为我们的承诺可能失败，我们的奋斗可能落空，坚守承诺、持续奋斗才拥有了道德的重量。

在黑格隆德看来，世俗信仰与精神自由是相互锚定的一对概念。他认为精神自由从来不是摆脱物质约束、超越生命有限性的绝对自由，而是人在有限的生命中，自主地决定价值排序、为选择和行动负责、在实践中塑造人生的一种能力。精神自由的前提正在于对生命有限性的承认。对于无限、永恒的存在来说，因为没有什么可失去，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需要珍惜。只有终有一死的人，才能真正拥有精神自由，为如何度过仅有一次的此生而焦虑、思考、行动。

黑格隆德对世俗信仰的论证，本质上是立足于一种世俗化的时间哲学，回答了韦伯一百多年前提出的由祛魅带来的现代性条件下人的精神生命危机问题。他的解题方式与以当代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世俗人文主义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再赋魅”方案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但是，黑格隆德的更大创新在于他将自己的时间哲学观点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世俗信仰确立的精神自由的最大威胁定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带来的人的精神生命的异化。黑格隆德深刻地指出，既然生命的本质是有限的时间，那么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恶就是对人的有限生命时间的系统性异化与掠夺。

根据黑格隆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任何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都围绕着时间的分配展开。我们的生命时间永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我们为了满足生存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需要，不得不付出的劳动时间；另一部分是社会可用自由时间，也就是我们摆脱了生存的强制，可以自主支配、用来实现自身精神自由的时间。无论我们在社会可用自由时间中是从事艺术、科学、政治活动，还是照顾家人、发展爱好，甚至只是安静地思考人生，利用这种时间的能力都是我们实现精神自由的前提条件。

黑格隆德指出，真正的社会财富从来不是金钱、资本或商品的堆积，而是社会可用自由时间的总量与质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根本上取决于它能为其成员提供多少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能让每个人在自由时间中实现多少精神自由。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终极意义，本应是不断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节省下来的时间转化为所有人的自由时间。但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它颠倒了这一价值尺度。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了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而资本的增殖、利润的积累，成了生产的唯一目的。

在资本主义下，技术进步、生产力提升不仅没有带来自由时间的增加，反而加剧了对人的生命时间的掠夺，甚至制造了更多的异化与痛苦。自动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意味着活劳动的减少，而活劳动是利润的唯一来源，因此资本必然会将自动化带来的效率提升转化为更深度的剥削：要么让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付出更多的劳动，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要么直接裁员，让工人陷入失业的困境，再用失业大军压低在职工人的工资，进一步强化剥削。

在黑格隆德看来，资本主义对社会可用自由时间的挤压，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病症。当代主流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左翼思潮都没能抓住这个要害，因而提出的包括分配正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从根本上来说只是思想的幻象。为此，黑格隆德针对自由主义传统、当代左翼分配主义思潮及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展开了反思批判。

黑格隆德认为，从密尔、罗尔斯到凯恩斯的自由主义传统都共享一个假设：资本主义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必要工具，我们只需要通过福利制度、税收调节，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等到资本积累至足够的程度，就能摆脱经济必然性，实现人的自由。正如凯恩斯在1930年的乐观预言，“一百年后，我们就可以摆脱经济生存的强制，将贪婪、逐利这些人性的阴暗面，交给精神病医生去处理”。但黑格隆德尖锐地指出，这些思想家完全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积累而积累，利润本身就是它的终极目的，永远不可能有停下来的那一天。资本积累的逻辑是无限的，它永远不会因为财富已经足够而停止增殖。凯恩斯的预言过去了近百年，我们的物质生产力早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贫富分化的程度反而处于峰值。哪怕是坐拥千亿财富的资本家，依然在不择手段地追求更多的利润。这不是个人的道德败坏，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竞争中，资本不增殖，就意味着死亡。自由主义者幻想的用资本主义创造财富，再用财富实现自由，本质上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黑格隆德接着批判以皮凯蒂为代表的左翼分配主义。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r>g的公式揭示了资本主义下资本收益率永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的无限加剧。黑格隆德指出，皮凯蒂的分析始终停留在财富的分配环节，完全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根本矛盾。皮凯蒂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全球累进资本税，本质上依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但再分配的财富依然来自资本对活劳动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不改变，资本积累的逻辑就会不断消解再分配的成果。因此，一旦经济下行，福利国家的税收减少，新自由主义就会立刻以“刺激经济增长”为名，拆解福利制度、削减公共开支，最终造成全球社会民主主义退潮。

同样的批判也指向了当代左翼热捧的“全民基本收入”（UBI）方案。很多左翼思想家认为，全民基本收入能让工人摆脱雇佣劳动的强制，拥有拒绝剥削性工作的底气。黑格隆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全民基本收入的资金依然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税收，依赖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它不仅没有让人们摆脱对雇佣劳动的依赖，反而巩固了这种依赖。因为它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只是给异化的劳动打了一个补丁，让工人能勉强在资本的剥削中活下去，却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

最后，黑格隆德针对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就“自由市场”思想展开批判。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必然导致专制，只有自由市场才能通过价格体系，高效地传递分散的地方性知识，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黑格隆德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恰恰是对个人经济自由的根本剥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整个经济的终极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是预先被决定的，人们根本无法民主地讨论进行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还是为了资本的增殖。哈耶克将自由等同于市场中的消费选择，但真正的经济自由在于我们能集体决定经济的目标与方向，决定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医疗、教育、养老，还是奢侈品、军火与金融投机。

完成对上述自由主义主张的批判后，黑格隆德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就是他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

按照黑格隆德的说法，民主社会主义与我们熟悉的社会民主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在他的定义中，社会民主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温和资本主义，只试图通过福利制度、税收调节，改变财富的分配方式，却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价值尺度，永远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打转，永远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最终难免被新自由主义反噬。民主社会主义则与此不同，强调对资本主义价值尺度展开根本性重估。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它要彻底改变社会财富的定义及生产的终极目的，使社会化大生产从为了利润而生产转向为了增加社会可用自由时间而生产。

黑格隆德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乌托邦，不是一个在未来自动实现的完美社会，而是一套扎根于我们当下的价值承诺、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制度原则。

社会财富的衡量尺度是社会可用自由时间而非资本的增殖，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则。黑格隆德反复强调，社会可用自由时间不是单纯的闲暇时间，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时间，而是我们可以自主支配、用来追求自身认同的作为目的本身的活动的时间。在民主社会主义下，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节省下来的时间平等地转化为所有人的自由时间。人们也正是在这些自由时间中选择自己的生活，实现精神自由，找到生命的意义。

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且不得用于牟利，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原则，也是第一个原则得以实现的物质前提。黑格隆德指出，只要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用于牟利，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就永远无法被颠覆，利润就始终是生产的终极目的。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必然要求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当然，民主社会主义绝不否定私人财产。你依然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车子、书籍、电脑，拥有一切满足你个人生活需要的物品，没有人能随意剥夺这些财产。被禁止的只是将生产资料作为私人财产来用于牟利及剥削他人的活劳动。比如，你可以拥有自己住的房子，但不能拥有多套房产用于出租牟利；你可以拥有自己使用的电脑，但不能拥有一家工厂的机器设备来雇佣工人、榨取剩余价值。可见，黑格隆德主张的集体所有，是社会、民主、去中心化的集体所有：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但其使用与管理，由具体的民主生产者联合体、社区组织、公共机构来负责，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商议，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原则，也是黑格隆德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第三个原则。在黑格隆德看来，“各尽所能”从来不是对社会成员的强制劳动要求。在民主社会主义下，每个人的基本生存需求都被无条件满足，劳动不再是谋生的强制手段。人们之所以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参与社会劳动，是因为这些劳动不再是异化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为了共同的善，为了减少全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所有人的自由时间。当劳动不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和身边之人的美好生活，人们自然会自愿地参与其中。“按需分配”也绝不是庸俗的平均主义。它的核心有两层内涵：第一，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都被无条件、平等地满足；第二，社会会根据每个成员的特殊需要，提供差异化的资源支持。

黑格隆德最终表明，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完美的没有矛盾的乌托邦。它不会消除痛苦、失去与失败，不会让我们摆脱生命的有限性。它能做到的是让我们真正拥有自己的生命时间，让我们能民主地决定社会要走向何方，让我们的劳动不再追求资本的利润，而是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它不是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而是让我们在有限的此生中，真正实现自己的精神自由。

作为一部横跨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著作，本书的价值是多维度的。在哲学上，它为世俗主义展开辩护，证明了世俗信仰不仅不会导致虚无主义，反而能为我们提供最坚实的价值根基，回应了世俗时代的精神意义危机。在政治经济学上，它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超越了当代左翼的分配主义陷阱，将价值重估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提供了新的路径。在实践上，它将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原则，重申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核心意义，为左翼政治提供了清晰的行动纲领。从多个角度来说，本书对于构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启发意义。相信读者在阅读中能够很好地加以体会。

正如黑格隆德所说，人总有继续存活的愿望，这不是因为我们渴望永恒与不朽，而是因为我们渴望在活得更久中实现活得更好。当前，人类正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伴随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自身的加速。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体会到作为有限存在者的生命限制，感受到意义的迷茫和精神的抽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怀抱希望，相信人类能够依靠自身作为有限存在者的精神力量，走向一个更加美好、更有益于实现人的丰富而充盈的本真自我的未来。仰望我们头顶的星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孤独而有限的存在无须依靠来世的救赎，就有可能在只有一次的此生中赢得真正的自由。这就是黑格隆德最终想要在本书中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本文为《夺回时间：世俗信仰与精神自由》一书的译者序，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夺回时间：世俗信仰与精神自由》，【瑞典】马丁·黑格隆德/著 张曦、全俊亘/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6年7月版

来源：张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