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熊廷弼反对在辽东本地募兵

熊廷弼履任经略后，就如何筹兵与中枢产生激烈冲突。不少人觉得他反对本地募兵，是对辽人有偏见，觉得他们整体性倒向女真。虽说熊廷弼在《辽左大势久去疏》里把辽民描述得挺不堪，但这并不是他不愿征募辽人的主因。

况今日辽人已倾心向东（奴）矣。彼虽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彼遣为奸细，则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皇上以为民心如此，能战乎、能守乎？
《熊襄湣公集·卷三》

首要的问题是辽东特殊的行政和军事划分。

辽东在行政上属于山东承宣布政使司，且因地处关外为便于守御，明廷没有在辽东设置县、州、府这类民政衙署，全由卫所（25卫、138所）这种军事单位来管理和控制，即辽东居民的大部分都是“军户”。

也就是说，若要本地募兵，其兵源主体就是辽镇军卫本身。就算此时辽镇各卫所还能大量提供堪战的士兵，征募不仅是“画蛇添足”，还会坏了筹军大计。因为募兵相对于军户抽丁，极其“不公平”。

明朝军户家庭按规定（一般二三丁抽一）出丁入伍服役，不仅是义务还是世袭的职责。理论上卫所不仅筹兵，连日常养军都不需要花钱（屯田自养）。而推行募兵则需用“重赏”换“勇武”。

不仅需在入伍前先支付一笔安家银，月饷也不能低，不然谁会愿意站出来干玩命的营生？就以萨尔浒战后的辽东为例，新募士兵的月饷已涨到每月白银1.5两（安家银大概10两），如有马每月还需给付0.6两的养马钱。

与此同时，辽镇各卫所的原额军士，每月粮饷折银只有0.4两、养马钱为0.2两。虽说这些只是屯田之外的补贴性收入，但屯田制不崩溃，朝廷也不会好心贴补不是？（即户部支付各军镇的京运年例银）

募兵和卫所兵这么悬殊的饷银差价，如果在辽东本地大规模征募会发生什么呢？

萨尔浒战后为稳定局势，辽东巡抚周永春扩充麾下军队以便驰援河东。但招募新军的巡抚告文公示没多久，广宁（辽东巡抚驻地）一带各卫所的营兵就开始规模性逃军。原因并不是怕赴河东，而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受募兵饷银的诱惑，很多卫所兵选择逃军，然后用假身份投充新军进而获取“高饷”。这样不仅未能扩充军队，还搞乱了原有的编制、军心、士气等，进一步降低了广宁明军的战斗力，典型的花钱给自己添堵。

为了解决问题，宁前道王化贞提出“一体加饷”的方案，将堪战的卫所兵待遇调高到和募兵一致。但卫所的饷银（京运年例银）是由明廷支付，王化贞和周永春说了不算。只是他们的奏请，被中枢以沉默回绝。

不论中枢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辽东的封疆而言，他们已无法抹平募兵和卫所兵之间的差异。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本地募兵就会困难重重。

注：明廷不愿意“一体加饷”但又同意募兵的主因，在于其复杂且低效的财税制度和组织能力。同意募兵是因为针对辽事有专项征收的辽饷，不同意一体加饷是因为“京运年例银”这个支出项目，早到了明廷可负担的极限（没相关预算了）。

除了待遇之差导致的问题，辽东长期缺乏民政衙署和对应管理，也让本地征募的质量堪忧。

从古至今的军队征募都会强调一点，优选“良家子”。但彼时的辽东，不论相关官员是否愿意用心，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由于辽东军卫的荒颓尤其是无法遏制的逃军，再加上蒙古、女真等少数族裔的迁徙混居以及缺乏文官府衙的档案管理等。辽东在人身追溯方面相对于关内几乎为零，这也是卫所士兵能大量逃军再应征募的原因，换句话说辽镇无法有效筛选出“良家子”。

这种制度和管理上的缺失，就让一些聪明人发现了募军的空子 – “安家银”。军士应募入伍后，就可以拿安家银。那不就可以在一城入伍领钱后，马上就逃军改去另一城应募继续拿钱？反正官方也难以查出。

起初只是一些游民无赖，做这无本买卖。很快一些明军官员将领，也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生财之道，纷纷组织门下仆从、家丁频繁“应募从军” ……

更严重的是，相关审查和管理上的漏洞，让责任官员无法辨识应募者是否为女真细作。这不仅让军情泄露的风险大幅度提高，也是女真攻城时常能获取城内支援（放火、开城门等）的主因。

最后，辽东本地募兵还会助长明军的顽疾“逃军”。

由于无法根本性治理军卫的屯田、军役等系统性问题，所以明廷也根治不了“逃军”。为了维护军卫的组织和完整性，明廷和封疆大吏们只能通过一个间接方法来遏制，即提高“逃军成本”。

比如为限制卫所士兵逃军，明廷有系统的“清兵勾军”制度，士兵逃了，就拉其家人补，全家都逃的（或家中无丁）就拉其血缘最近的亲族补（军籍）。封疆用兵则倾向于远调，因为军士大多也是往家人所在的地方逃，如隔得太远，就得考虑有没有命逃回去了。

在辽东征用关内各镇士兵，就天然具备“隔离”优势。首先，关内外遥远的距离，天然就会阻隔士兵们逃军。其次，辽东不便的交通环境（隔海且陆路狭长），只需在三岔河、山海关这两个枢纽点设卡检查，就能堵住大部分逃亡军士。

反之，如果规模征募辽东本地人，不仅没了地理限制，他们还会“人多势众”。

熊廷弼和兵部主事刘国缙关系恶化，就源于这个问题。刘国缙在入辽赞画军事之初（属兵部特派，不归封疆管辖），就主动揽起筹兵的差事并至家乡复州实募了七千余新军。

熊廷弼将这批士兵分派至清河、宽奠、叆阳、镇江等堡驻守，虽没指望他们获取什么战绩，但也没想到他们能干出“大事”。

万历四十七年末，这批新军因自觉被“召头”（相当于征兵中介）蒙骗，加上想回家过年，居然集体逃军。“营营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不说拦不住，也不敢集体处罚（这会激起民变），熊廷弼只能通过大骂刘国缙来发泄郁结之气。

所以别说熊廷弼不喜欢辽人，他就算喜欢也不敢大规模就地招募辽人入军，不然平辽剿奴将愈发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