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的课堂上,中国留学生朱育理听到一名苏联女同学自我介绍,忽然被她的姓氏吸引。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中国抗战时期一位曾经家喻户晓的外国英雄: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课后,朱育理试着问道:“你父亲是不是也叫库里申科?”女孩伊娜先是一愣,听清全名后几乎失声。她回答:“那是我的父亲。”一场普通的同学交谈,就此打开了一段被尘封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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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娜只知道父亲在战争中“失踪”了。母亲塔玛拉从未告诉她太多,只说父亲去了很远的地方执行任务。朱育理讲起中国人熟悉的库里申科:苏联援华飞行员,曾率部轰炸日军机场,最后坠江牺牲。伊娜这才明白,那个多年没有消息的父亲,原来长眠在中国。
库里申科出生于1903年,家乡在乌克兰基辅附近。十月革命后,他的父亲参加保卫新政权的战斗,负伤回乡,不久因旧伤去世;母亲也在随后病逝。年幼的库里申科和兄弟们一度靠乞讨度日,后来进入国营工厂,加入共青团,人生由此改变。
三十年代初,他参加红军,凭借出色表现转入空军。到1937年,库里申科已经担任飞行大队长。就在这一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空军装备薄弱,开战数月便损失惨重,南京保卫战前夕只剩下少量飞机可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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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援无门之际,国民政府转向苏联。1937年8月,中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随后提供飞机、火炮和军事人员,并组建援华航空志愿队。援华行动高度保密,许多飞行员出发前甚至不知道目的地,只知道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这支队伍被苏联称为“正义之剑”。1937年12月,苏联战机投入南京上空作战,之后又转战南昌、广州、重庆、成都等地。1938年2月23日,志愿队突袭日军控制的台北松山机场,炸毁航空燃油仓库,给日军航空力量造成重大损失。
1938年秋,武汉失守后,苏联调来远程重型轰炸机,库里申科担任大队长参加援华作战。临行前,他没有惊动熟睡的女儿,只亲吻了她的脸颊,又从家中带走一张全家合影。塔玛拉发现后十分不安,因为丈夫过去执行任务,从来不会随身携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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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成都后,库里申科一面准备作战,一面训练中国飞行员。机场跑道太短,附近数千名农民参与改造。语言不通,双方就靠手势交流。库里申科反复强调:“飞机是国家的宝贵财产,损失一架,就少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严格,却并不刻薄。
1939年10月3日,他率九架轰炸机袭击汉口日军机场。日军战机因刚刚完成巡逻,暂时无法升空拦截,轰炸机群直扑目标。库里申科的投弹线路虽因故障偏离,却意外击中日军指挥部,炸伤日军将领塚原二四三,机场大量飞机和设施被毁。
11天后,志愿队再次轰炸汉口。返航途中,库里申科的飞机遭到日军战斗机攻击,油箱和左发动机中弹。飞到万县上空时,飞机已经失去平衡。若跳伞,失控的轰炸机可能坠入两岸民居,他选择继续操纵飞机,试图贴近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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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最终坠入长江,两名机组人员获救,库里申科却因体力透支,未能游到岸边。11月3日,遗体在下游猫儿沱附近被发现。万县民众为他举行葬礼,但因当时仍需保密,墓碑上没有刻出真实姓名,只留下“古大队长之墓”六个字。
塔玛拉收到的只有一纸阵亡通知,既不知道丈夫牺牲的地点,也不知道遗体安葬何处。伊娜在苏联长大,直到1955年遇到朱育理,才第一次知道父亲在中国的经历。1958年,伊娜和母亲应邀来到中国,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典礼,周恩来接见她们时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库里申科的遗骸后来迁葬于万县的纪念陵园。此后,谭忠惠长期自愿守护墓地;她去世后,儿子魏映祥接过这份工作。2009年,库里申科入选“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这个在故乡一度沉默无闻的名字,终于与那座异国陵园一同留在了中国抗战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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