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伦敦唐宁街,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涉及香港防务的秘密文件。文件讨论的并不是普通驻军调动,而是在极端情况下,英国是否可以动用核武器。
这份材料后来被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外界才知道,英国军方曾为香港问题制定过核威慑预案。需要说明的是,档案所反映的是“应急设想”和军事准备,并不等于英国已经决定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更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场已经启动的战争计划。
英国为何如此看重香港?答案不只是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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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岛被英国割占;1860年,九龙半岛南部又被纳入英国殖民统治;1898年,英国通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租期为99年。三份历史文件,构成了后来香港问题的复杂背景。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制造业、转口贸易和金融业逐步发展。对英国而言,香港既是远东贸易的重要据点,也是连接东南亚的战略港口。更关键的是,它还是英国殖民体系在亚洲少数仍具活力的支点。
有意思的是,英国官员内部并不只谈钱。相关文件中有人认为,香港的象征意义和政治价值,甚至超过了直接经济收益。一个殖民地一旦被迫放弃,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才是伦敦真正担心的事情。
当时的英国已经不是“日不落帝国”鼎盛时期。朝鲜战争让英国见识到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又不断冲击殖民秩序。英国若单独依靠常规军力守住香港,信心明显不足,于是核武器被写进了军事推演。
英国1952年完成首次原子弹试验,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冷战环境下,英国军事决策者把核武器视为遏制对手的工具。设想一旦中国以武力收回香港,英国便可以用常规打击,甚至核打击进行威慑。
文件中提到的“48颗原子弹”,主要与英国在新加坡的核储存和远东防务部署有关。英国曾在新加坡丁加机场建设核武器储存设施,并考虑让“胜利者”“勇士”“火神”等重型轰炸机承担远程投掷任务。
英国本土距离远东约一万公里,轰炸机若从本土起飞,航程和补给都很棘手。新加坡因此被视为前进基地。英国军方还进行过相关演练,目的在于证明这些飞机能够迅速升空,对亚洲大陆目标实施打击。
但核武器并不是说运来就能使用。储存、保卫、运输、装配和投掷,每一步都涉及政治责任。新加坡政府对核武器部署始终存有疑虑,英国也担心消息曝光后引发国际反核舆论。
英国并未把希望全部押在自己身上。1961年,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费尔特等人接触,讨论香港遭遇军事冲突时的应对方案。英方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美国方面也表现出愿意协商的态度。
不过,“美国听完立刻拍板”更多是后来的概括。现有材料能够说明双方讨论过核威慑和远东防务,却不能证明美国已经正式承诺,一旦中国收回香港,就必然参加核打击。把秘密会谈直接说成两国完成了联合核攻击授权,显然超出了档案本身的范围。
真正让英国顾忌重重的,是核战争可能失控。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在短短13天里逼近核冲突边缘。危机结束后,国际社会对核武器部署更加敏感,英国在东南亚进行核演练,也遭遇了舆论和当地政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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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计划因此受到牵制。殖民地纷纷争取独立,英国财政和军力持续承压,远东部署越来越难以维持。更重要的是,核讹诈必须建立在对手相信其“敢于开火”的基础上,而英国恰恰不愿承担核战争带来的后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英国原先设想的核垄断被打破,针对中国的核威慑效果大幅下降。英国可以威胁中国,中国也拥有了相应的战略反制能力。
此后,香港问题没有通过战争解决,而是逐渐回到外交谈判轨道。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香港前途展开会谈。谈判历经多轮,双方最终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在这场持续多年的较量中,英国确实准备过核威慑方案,也曾试图借助美国增强压力,但这些方案始终停留在冷战式军事推演和政治试探层面。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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