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我叫方萍，今年三十二岁，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
那天下午三点十七分，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正好卡在那个数字上。我坐在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病房的塑料椅子上，屁股底下冰凉一片，手里攥着病历本，指节都发白了。
病床上躺着的是我丈夫，周彦彬，三十五岁，开了个小装修公司，平时忙得脚不沾地。三天前他在工地检查的时候被掉下来的钢管砸中了脑袋，昏迷了整整两天才醒过来。
他醒了，这是好事。
可他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是喊他妈：“妈，我头疼。”
第二句话，是问他爸：“爸，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第三句话，是他妹妹周婷凑过去问“哥你还认识我吗”，他笑着说“你是我妹我能不认识吗”。
然后我端着热水壶从外面进来，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客气得像看陌生人，问我妈：“这位是谁啊？”
病房里瞬间安静了。
他妈李秀芝愣了足足五秒钟，然后拉着我的手说：“彦彬，这是你媳妇儿啊，方萍，你们结婚五年了！”
周彦彬皱着眉头看我，那种打量陌生人的目光让我浑身发冷。他摇了摇头，语气很肯定：“不可能，我没结过婚。”
我当时站在那里，手里的搪瓷缸子烫得手心发红，可我一点都没觉得疼。脑子里嗡嗡的，像是有一万只蜜蜂在飞。
主治医生姓刘，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把我们家属叫到办公室谈话。他说周彦彬这种情况属于“选择性失忆症”，大脑因外伤导致部分记忆丢失，这种丢失往往是有选择性的，可能跟某些特定的情感创伤有关。
“选择性？”周婷追问，“为什么偏偏忘了我嫂子？连我们邻居他都记得！”
刘医生推了推眼镜，说医学上目前还无法完全解释这种现象。有些理论认为，大脑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屏蔽某些带来痛苦的记忆。他建议我们不要强行刺激病人，多给他一些时间和熟悉的环境，也许慢慢就能想起来。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走廊里的灯光惨白，消毒水的味道呛得我胃里翻腾。李秀芝坐在我旁边，一直抹眼泪，嘴里念叨着“这可怎么办”“怎么会这样”。
我婆婆这人，平时对我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坏，就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婆婆，嘴上不说，心里有数。她大概也明白，我跟周彦彬这五年婚姻，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的暗流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周彦彬出院回家那天，我特意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我们的结婚照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他进门一抬头就看见了，盯着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头问我：“这照片里的人是你？”
我说是。
他又问：“咱俩真结婚了？”
我说真的，结婚证就在抽屉里放着。
他没再说话，上楼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客厅的空调坏了很久了，周彦彬一直说找人修，一直没修。六月的天，闷热得要命，我躺在沙发上，汗水把T恤都湿透了。
我想了很多事情。
想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他对我还算不错，虽然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下雨天会来接我下班，我生病了他会煮粥。后来他公司越做越大，人也越来越忙，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想去年冬天那次吵架，因为我发现他跟一个女客户聊天记录有点暧昧。他解释说只是工作关系，我不信，闹了好几天。最后他摔了一个杯子，玻璃碴子溅了一地，我蹲在地上捡，手指被划破了，他也没过来看一眼。
想上个月他出差回来，我发现他行李箱里有一根女人的长头发，棕色的，卷的，而我是黑色的直发。他说可能是酒店床单上沾的，我说你骗鬼呢。那一次我们冷战了整整一个星期，谁都不理谁。
这些事，就像一根根刺，扎在心里，平时不去碰也就罢了，可一旦想起来，每一根都带着锈，拔出来的时候连着肉。
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了律师事务所，找了一个姓王的律师咨询离婚的事。王律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干脆利落，听我把情况说完，她问我：“你确定要离？他现在失忆了，你这时候提离婚，别人会怎么说你？”
我说我知道。
她又问：“财产分割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房子是婚前他爸妈全款买的，车子也是他的名，我们共同的存款大概有二十万，我不要别的，就要这二十万的一半。
王律师看了我一眼，说你这条件提得太低了，按照法律规定，婚后共同财产你可以主张更多。
我说就这样吧，我不想在这段婚姻里再多纠缠一天。
从律所出来，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我站在路边等公交车，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心里空落落的。我跟周彦彬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双方父母都觉得合适，处了半年就结了婚。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刻骨铭心的浪漫，就是两个到了年纪的人搭伙过日子。
日子过着过着，就把自己过成了一个透明人。
回到家，周彦彬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摆着一杯茶，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看见我进来，问了句：“你去哪了？”
声音很平淡，就像普通室友之间的问候。
我说去办了点事。
他没追问，继续看电视。我站在玄关那里换鞋，看着他侧脸的轮廓，忽然觉得这个男人真的很陌生。不是因为他失忆了才陌生，而是这五年来，我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过他。
“周彦彬，”我开口叫他，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我有话跟你说。”
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
“咱们离婚吧。”
客厅里安静了三秒钟。电视里正播着什么综艺节目，笑声一阵一阵的，特别刺耳。
周彦彬放下茶杯，皱了皱眉：“为什么？”
“你不是都忘了吗？”我说，“既然忘了，那就当咱们从来没结过婚，各走各的路。”
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消化这个消息。然后他说：“我需要想想。”
我说你想吧，我不急。
但其实我急。我怕他想起来，怕他想起一切之后，我又会心软，又会回到那个让我窒息的婚姻里。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他住在二楼的主卧，我住在一楼的客房。吃饭的时候偶尔会在厨房碰上，各自盛各自的饭，各自洗各自的碗。他妈每天打电话来问情况，他都说没事，挺好的。
第四天晚上，他敲了我房间的门。
我正在看手机，听见敲门声愣了一下。打开门，他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我想好了，”他说，“离吧。”
我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可不知道为什么，眼眶却有点发酸。我使劲忍住了，点了点头说好。
“不过我有条件，”他又说，“这事儿先别告诉我爸妈，等我慢慢跟他们说。”
我说行。
“还有，”他顿了顿，“那二十万存款你都拿走吧，我一个男人，不缺这点钱。”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愣了两秒，说不用，一人一半就行。
他摆了摆手，说就这么定了，然后就转身上楼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转角，靠在门框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我们去民政局那天是周四，大厅里人不算多。填表的时候，工作人员问我们是不是自愿的，我俩都说是。又问有没有孩子，我说没有。又问财产分割有没有争议，周彦彬抢在我前面说没有。
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结婚证换成了离婚证。
走出民政局大门的时候，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晒得人眼睛疼。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离婚证，红色的封皮，上面印着金色的国徽，翻开里面，贴着我的一寸照片，写着“方萍”两个字。
我终于自由了。
“方萍。”
身后传来周彦彬的声音，我转过身，看见他站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清楚。
“怎么了？”我问。
他没说话，一步一步走下台阶，走到我面前。离得近了，我才看清他的表情——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像是压抑了很久的东西终于破土而出。
“我都记起来了。”他说。
我手里的离婚证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第二章
风突然刮起来，吹得路边的树叶哗啦啦响。我弯腰去捡地上的离婚证，手指碰到地面的时候，能感觉到水泥地被太阳晒得滚烫。
“你说什么？”我直起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周彦彬看着我，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伸手摸了摸后脑勺，那里还缠着一圈纱布，隐隐能看到一点血迹渗出来。
“刚才在民政局里面，”他说，“工作人员让我签字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了？”
“所有的事。”他的声音有点哑，“咱们怎么认识的，怎么结的婚，这些年发生的一切，全都想起来了。”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阳光照在我脸上，火辣辣的，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杵在那里。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早说？”我问他，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在里面签字的时候你就想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说？”
周彦彬低下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因为我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想离。”
这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上。
“所以呢？”我说，“现在你看到了，我就是想离。你不是也签字了吗？你不是也同意了吗？”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他突然提高了声音，引得路人纷纷侧目。他深吸一口气，压低了声音，“方萍，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我以为是因为我失忆了，你不愿意照顾一个病人。可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想起咱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了。”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了？”
“我知道一部分，”他说，“去年冬天咱们吵架，还有上个月你发现的那根头发。但是方萍，那根头发真的是酒店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你觉得就因为这些？”我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苦，“周彦彬，你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那你告诉我啊！”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我挣不开，“你什么都不说，就知道自己憋着，憋到最后直接给我来个离婚，你觉得公平吗？”
我使劲甩开他的手，往后退了一步：“公平？你跟我谈公平？这五年，你一年到头在家吃过几顿饭？你陪我逛过一次街吗？看过一场电影吗？我生日你给我买过礼物吗？我妈住院的时候你在哪？你在工地上！你连一个电话都没打！”
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太久了，今天终于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我反而觉得轻松了。
周彦彬愣住了，他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好像第一次认识我似的。
“我不知道……”他喃喃地说。
“你不知道的事多了。”我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
他在后面喊我的名字，我没有回头。我走得很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那条街。拐过一个弯，我才停下来，靠在一棵梧桐树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出来的，糊了满脸。我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下午四点二十。
我找了个奶茶店坐下来，点了杯柠檬水，冰的。吸管插进去的时候，冰块发出咔咔的响声。我一边喝一边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离婚证拿到了，按理说我应该高兴才对。可我现在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满脑子都是周彦彬那句“我都记起来了”。
他记起来了，然后呢？
我们离婚了，这是事实。不管他记不记得，离婚证已经到手了，法律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拿出手机，给闺蜜赵敏发了条消息：“我离了。”
赵敏秒回：“卧槽，真离了？恭喜恭喜！今晚必须庆祝一下！”
我说好。
赵敏是我大学同学，也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婚姻状况的朋友。这些年我跟她吐槽过无数次周彦彬，每次她都劝我离，说这样的男人留着过年吗。我一直下不了决心，直到这次他失忆，我才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说起来也挺讽刺的，要不是他忘了我，我可能还没勇气提离婚。
喝完那杯柠檬水，我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请了半天假。老板姓刘，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好人，听说我离婚了，叹了口气，说那你好好休息几天，不着急上班。
挂了电话，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路过一家房产中介，橱窗上贴着各种租房信息，我停下来看了看。房子我已经不能住了，那是周彦彬婚前买的，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归他。我得找个地方搬出去。
我选中了一套一居室的小公寓，月租一千二，在老城区，离我公司不算太远。我拨了上面的电话，约好明天去看房。
天快黑的时候，我回了那个家——不对，现在已经不能叫家了，就是周彦彬的房子。
院子里停着他的车，看来他已经回来了。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掏出钥匙开门。
客厅的灯开着，周彦彬坐在沙发上，面前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他不怎么抽烟的，至少我认识他这几年，他很少抽。可现在他嘴里叼着一根，烟雾缭绕中，他的脸看起来格外疲惫。
“回来了？”他看见我进来，掐灭了手里的烟。
我没搭理他，径直走向客房，开始收拾东西。我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个装首饰的小盒子。全部塞进行李箱，也不过装满了一个24寸的箱子。
周彦彬站在客房门口，看着我收拾，一句话也没说。
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站起来，对他说：“我找到房子了，明天就搬。”
“这么快？”他的声音有点涩。
“嗯，反正早晚都要搬。”
“方萍，”他往前走了一步，“能不能不走？”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他的眼眶有点红，不知道是抽烟熏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周彦彬，”我说，“咱们已经离婚了，你明白吗？离婚了，我就没有理由再住在这里了。”
“我知道，”他说，“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我打断他，“你要是真想对得起这五年，就别让我难做。”
他沉默了，靠在门框上，低着头，像一只被打蔫了的狗。
我拖着行李箱从他身边走过，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走到客厅的时候，我看见茶几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我们结婚时候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穿着白色婚纱，笑得特别开心，那时候我还以为，嫁给这个人，这辈子就会幸福了。
我把相框扣在了桌子上。
第三章
新租的房子在六楼，没有电梯，我拎着行李箱爬上去的时候，累得气喘吁吁。房子不大，一室一厅一卫，家具倒是齐全，就是旧了点。客厅的窗户朝北，采光不太好，白天也要开灯。
但我挺满意的，毕竟这是我自己的空间，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搬家那天赵敏来帮忙，她一进门就四处打量了一圈，评价道：“还行，收拾收拾能住。”
我俩一起把房间打扫干净，又把带来的东西归置好。赵敏买了啤酒和烧烤，我们坐在客厅的地板上，一边吃一边聊。
“你真打算就这么算了？”赵敏咬了一口鸡翅，含糊不清地问。
“不然呢？”我喝了口啤酒，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婚都离了，还能怎么样。”
“我看那周彦彬好像不想离的样子，他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我一愣：“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问我知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离婚。”赵敏翻了个白眼，“我说大哥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们结婚五年，你陪过她几天？她生病了你人在哪？她难过的时候你在哪？你以为给她钱就行了？她要的是钱吗？”
赵敏这番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
“那他怎么说？”我问。
“他说他知道错了，想挽回。”赵敏看着我，“你怎么想的？”
我摇了摇头：“晚了。要是他早点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也是，”赵敏叹了口气，“男人就是这样，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我们喝到半夜，赵敏喝多了，趴在地板上睡着了。我给她盖了条毯子，自己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夜景。
这座城市的夜晚很漂亮，万家灯火，星星点点。可这些灯火里，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
第二天我去公司上班，同事们都知道我离婚的事了，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点同情。我也懒得解释，该干嘛干嘛。中午吃饭的时候，部门主管张姐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小声问我：“小方，听说你离婚了？”
我说嗯。
“哎，想开点，”张姐拍了拍我的肩膀，“女人嘛，嫁对人很重要，嫁错了及时止损也是本事。”
我笑了笑，说谢谢张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周末窝在家里看电影。我一个人过得倒也自在，不用再等谁回家吃饭，不用再为了谁的一句话辗转反侧。
大概是离婚后的第十天，我下班回家，走到楼下的时候，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周彦彬靠在他的车旁边，手里捧着一束花，看见我走过来，立刻站直了身子。
“你怎么来了？”我皱着眉问。
“我来看看你，”他把花递过来，“给你的。”
我没接，绕过他往楼道里走。他跟在我后面，一直跟到六楼。我开门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方萍，咱们谈谈行不行？”
“没什么好谈的，”我说，“离婚证都拿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知道我以前做得不好，”他的声音有点哽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以后什么都改。我陪你逛街，陪你看电影，你生日我给你买礼物，你妈住院我一定陪着去。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不好？”
我转过身看着他，他眼眶红了，手里那束玫瑰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刺眼。
“周彦彬，”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记住，我跟你离婚，不是因为你不陪我逛街不看电影，也不是因为你没给我买礼物。是因为这五年，我感觉不到你把我当成家人。你心里装的只有你的公司，你的工程，你的客户。我在你心里排第几位？你自己说。”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行了，回去吧，”我说，“以后别来了。”
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听着外面的动静。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脚步声慢慢远去，然后是汽车发动的声音。
我走到窗边，看见他的车缓缓驶出小区，尾灯在夜色中渐渐消失。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周彦彬捧着花站在楼下的样子，一会儿是我们刚结婚时的画面，一会儿又是离婚那天他从民政局走出来的情景。
我爬起来，打开手机，翻到相册里存的离婚证照片，看了很久。
第二天上班，张姐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公司最近效益不好，可能要裁员。我心里咯噔一下，问她是不是有我。
张姐叹了口气，说名单还没定，但你做好心理准备。
从办公室出来，我整个人都是懵的。这份工作我干了四年，虽然工资不高，但胜在稳定。要是被裁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几天我过得提心吊胆的，每天上班都像在等判决。周彦彬倒是不来了，但每天都给我发微信，早安晚安，吃了没，冷不冷。我一个都没回。
周五下午，人事部通知我去一趟。我走进办公室，看见经理和人事主管都在，桌上放着一份文件。
“小方啊，”经理搓着手，一脸为难，“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实在是没办法……”
我接过那份文件，是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补偿给了三个月工资，算是仁至义尽了。
我签了字，拿着那张纸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空荡荡的，其他人都还在工位上埋头干活。我回到自己的座位，开始收拾东西。同事们投来同情的目光，有人小声说了句“保重”，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抱着纸箱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我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被抛弃的小孩，不知道该去哪里。
手机响了，是周彦彬发来的消息：“今天怎么样？吃了没？”
我看着这条消息，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蹲在路边，抱着纸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有人停下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摇摇头，说没事，就是沙子迷了眼睛。
哭了大概十分钟，我擦干眼泪，站起来，拦了一辆出租车回了家。
到家之后，我打开冰箱，里面只剩下一颗白菜和两个鸡蛋。我炒了个蛋炒饭，一个人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地吃着。米饭嚼在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
吃完饭，我开始投简历。各大招聘网站上都注册了账号，看到合适的职位就投。投了大概二十份，一个回复都没有。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房租要交，水电费要交，吃饭要花钱，可我的存款不多，撑不了多久。我不敢跟家里人说，怕他们担心。我妈身体不好，高血压心脏病一大堆毛病，知道了肯定要上火。
赵敏知道我被裁了，二话不说转了五千块钱过来，说你先用着，不着急还。我说不用，我还有钱。她说你别逞强了，咱俩谁跟谁啊。
我没收她的钱，但心里暖暖的。
就在我最难的时候，周彦彬又来了。
这次他没带花，带了一份文件。他把文件放在我面前，说：“你看看这个。”
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份聘用合同。他朋友开了一家装修公司，正在招会计，待遇比我之前的工作好不少。
“什么意思？”我问他。
“没什么意思，”他说，“就是觉得你可能需要一份工作。你放心，不是我开的公司，是我朋友开的，他不会知道咱们的关系。你凭本事应聘，能不能成看你自己的能力。”
我盯着那份合同，半天没说话。
“方萍，”周彦彬的声音很轻，“我不是想用这个逼你回来。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过得不好。”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瘦了不少，下巴上冒着青茬，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你最近没睡好？”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他苦笑了一下：“睡不着，一闭眼就是你。”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但很快又硬了起来。
“合同我收下了，谢谢你，”我说，“但是我能不能应聘上，不用你帮我打招呼。”
“行，”他点头，“我什么都不说。”
那天晚上，我认真研究了那份合同。工资确实不错，而且公司离家不远，坐公交只要四站路。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去试试。
面试那天，我穿了自己最好的一套职业装，化了淡妆，提前半小时到了公司。老板姓孙，四十出头，看起来很和善。他问了我一些专业问题，我都答上来了。他又问了我的离职原因，我说公司裁员。他点点头，没再多问。
面试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跟我握手：“方小姐，欢迎你加入我们公司。”
我愣住了：“这就定了？”
“定了，”他笑着说，“周总推荐的人，错不了。”
我心里一沉，果然还是打了招呼。
回到家，我给周彦彬打了个电话，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很坦然地说：“我什么都没说，就跟我朋友说你是我前妻，业务能力很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直接挂了电话。
但冷静下来想一想，我确实需要这份工作。房贷要还，生活要继续，我不能因为赌气就跟钱过不去。
最终我还是去了那家公司上班。同事们都很好相处，工作氛围也不错。孙总对我也很照顾，从来不摆老板架子。
日子似乎又开始步入正轨了。
可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归于平静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彻底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
那天下午，孙总让我去他办公室拿一份材料。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示意我先坐下等。他的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着，上面是一条微信消息。
我无意中瞥了一眼，整个人瞬间僵住了。
我死死盯着那几个字，心脏像被人狠狠攥住了。
周彦彬，他到底想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