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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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陈永贵、郭凤莲、大寨村，相关公开报道及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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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太行山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凉意。
山西昔阳的大寨村，这天起了个大早——不是去地里干活，而是因为一个消息：老陈在北京走了。
消息是从公社邮电所传出来的。
村里先是静了片刻，随后哭声漫上来。
老太太们颤巍巍地哭，后生们红着眼蹲在地上抽旱烟。
那天大寨没有鸡鸣狗叫，只有沉在山坳里散不去的哭声。
村民们没等通知，自己就动起来。
扛来竹竿，找来白布，大队部院子里没半天工夫，一个简朴的灵棚就搭了起来。
供桌上摆着一盘馍、三杯土酒，完全是山里人送别亲人的方式。
可这事儿没过两天，县里的话就传到了大寨：灵棚不拆，县里一个人也不去祭奠。
大寨人懵了。
老陈一辈子为大寨操心劳力，走了连个搭灵棚悼念的余地都不给？
当时正值农村改革深入，大寨模式被重新审视，地方干部刻意与"旧典型"保持距离，公开悼念被认为"不合时宜"。
这时候，有人想起了一个人——郭凤莲。
当年的铁姑娘队长，大寨的老支书，这时候人不在村里，在晋中果树研究所任职。
可村里的电话还是打了过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传过来一句话："我回去。"
故事，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陈永贵是山西昔阳乐平镇石山村人，出身贫农。
他这辈子的故事，开头就带着股子苦味儿。
他父亲陈志如在他小时候卖掉了妻子、女儿和幼子。
小小的陈永贵跟着父亲从石山村迁到了大寨。
七岁就给地主放牛，十二三岁就在山里捡煤渣、扛短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那时候的他，连一口饱饭吃不上，冬天冻得脚底起泡，夏天热得头顶冒烟，就这么一步步熬大了。
1941年，他跟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了婚。
1948年，经贾进才等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的他，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汉子，手上全是老茧，嘴里经常叼着根草棍儿，说话带着浓浓的太行山口音。
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贾进才，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这时候的大寨，条件相当艰苦——七沟八梁一面坡，土地贫瘠，种啥啥不长。
老百姓过日子紧巴巴的，饿肚子是常有的事。
陈永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干了件大事：带领村民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没有机械，全靠一双手、一副扁担、一锄头一铁锹。
大寨人硬是花了十年功夫，把狼窝掌沟治了下来，修成了三十亩梯田。
亩产从两百斤提到了两百公斤，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村民们都说，老陈这人有一股子倔劲儿，不达目的不罢休。
1958年，陈永贵倡议创建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兼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和大寨党支部书记。
这时候的大寨，名气越来越大，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1963年，大寨遭了特大洪水。
暴雨连下了七天七夜，石坝坍塌，梯田撕裂，全村一百四十孔窑洞仅存十七间能住人。
粮食没了，房子没了，连锅碗瓢盆都被冲得干干净净。
县里运来了救济粮，陈永贵却站出来说了八个字："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款、物；社员口粮、收入、上交国家统购粮不少。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穷归穷，但大寨人不靠施舍过日子。
自己挣来的饭，吃着香。
郭凤莲那时候还是个十六岁的姑娘，她带着"铁姑娘队"冲进泥潭参与重建。
最小的姑娘才十三岁，手冻得粘在石头上，撕下来便是血淋淋一片。
有人劝她们歇歇，姑齐声喊："他们能干，咱们也能干！"
娘们
风雪里，全村人饿着肚子背石垒坝。
第二年秋收，竟捧出了四十多万斤粮食，还向国家多交了三十多万斤余粮。
这事儿传到了上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1964年1月，陈永贵受邀到人民大会堂作报告。
同年，《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伟人看了之后，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从此，大寨的名字响彻全国。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参观学习，大寨成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陈永贵这个名字，也从太行山沟沟里传了出去。
大寨的梯田不是一天修成的。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整整十六年，一代大寨人把汗水和血水浇在了那些石头缝里。
陈永贵带头挑土，肩膀磨出了血泡，包上布继续挑；冬天手冻裂了口子，用胶带缠上继续干。
有个后生嫌活太苦想偷懒，陈永贵也不骂他，递过去一个烤得焦香的山药蛋："吃了暖身子！石头缝里能长庄稼，咱骨头缝里还榨不出热气？"
一句话把后生说得红了脸，撸起袖子又干了起来。
【二】
陈永贵这个人，有个特点——当了大官还不改农民本色。
他到了上面工作之后，坚持不迁户口、不领国家工资，生活来源靠大寨记工分和中央每月给的生活补助。
他实行"三三制"工作法：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昔阳调研，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参加劳动。
在北京的时候，他依然穿着旧衣裳，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坐公共汽车出门。
有一次他被街坊认了出来，大家围着他说："永贵大叔来了？您第一个，您不用排队！"
他摆摆手："排队！焦边切掉，省五分是五分。"说着捏着豆腐排队去了。
他喜欢劳动。
晨练回来后，拿起笤帚从住的楼层扫下去，把楼道里的灰尘打扫干净。
在农场的时候，他抄起粪筐健步如飞，播种机坏了就蹲在地里教年轻人点种："三粒种，入土两指深，老把式的手比机器准！"
他还有个爱好——打拳。
晚年他在街头散步，看晨练的人打太极拳，觉得不过瘾，就融合了务农时的经典动作，创了一套"农民拳"。
以刨地、插秧、挑担等日常劳作动作为原型，配上"哈——嗨——"的劳动号子，打得有模有样。
后来连街道办的退休职工都跟着学。
1980年，风向变了。
随着改革开放启动，大寨模式也不再是时代的需要。
陈永贵主动提出了辞职。
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他的请求。
同年，他辞去了中央的重要职务。
辞职之后，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北京交道口的一处分院里。
可陈永贵住了没多久就坐不住了——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他骨头痒。
他多次向组织上提出搬离，最终搬到了木樨地一套普通公寓楼里。
虽然搬出了院子，但他依然享受着相应的待遇。
可他本人坚决不要炊事员，由老伴宋玉林做饭。
每月工资养活一家四口，给小孙子买冰棍只挑五分钱的，一毛钱的雪糕都不买。
他儿子后来回忆说，小时候能感觉到家里经济不宽裕，因为父亲每个月给零花钱上就知道——夏天热的时候，爸爸说给小孙子买冰棍，不买雪糕，五分钱的冰棍可以，一毛钱的雪糕不给买。
1983年春，已经六十九岁的陈永贵再三向组织上请求，希望参加农业劳动。
组织上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建议他每周只上一天班。
他来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抄起粪筐下地，跟年轻工人一起排队打饭、蹲在树底下抽烟袋，仿佛上面那几年只是漫长劳作中的一场梦。
他在农场期间，每周只需要露面一次，却总像普通老农一样蹲在田埂察看墒情，跟年轻人抢着打篮球，借锄头也坚持按时归还。
这种释怀背后，是他看透了自己作为"样板"的工具属性。
当大寨模式不再是时代刚需，他选择以农民的底色把自己藏起来，从而在舆论漩涡中全身而退，平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六年。
陈永贵常说自己是"农民出身"，这四个字他挂嘴边挂了大半辈子。
他在北京住的那套公寓，不大，家具也简单，来访的客人一看还以为走错了门。
有记者问他住得习不习惯，他说："习惯了，闻得到楼底下菜市场的味儿，踏实。"
他从不让人用公车办私事，买菜做饭都是自己去。
有次在菜市场被人认出来，围了一群人，他笑着跟大家打招呼，然后认真挑了三颗白菜，付了钱，提着菜篮子走了。
那场景，跟普通老头买菜没什么两样。
【三】
1985年夏天，陈永贵病了。
他住进了北京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
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的时候，陈永贵便不愿意再浪费国家的钱财，主动放弃了治疗。
住院期间，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叠好被子，擦桌子，甚至还试图帮护士打扫病房。
他对来看望他的乡亲们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土地。年轻时没种够，老了又离开了土地。"
病榻上，他骨瘦如柴。
有一次对家人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四十块钱够不够？"
儿子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陈永贵嗫嚅着："唉，我又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他临终前嘱咐家人，把五千多元积蓄作为党费交给组织。
他还交代，死后别搞排场，把他埋在大寨的梯田边，让他看着庄稼长大。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新华社后来的电讯说他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没有提他曾经担任过的任何职务，只是劳动模范——一个农民最早的身份，也是他最后被定义的身份。
消息传到大寨那天，村里先是静了片刻，随后哭声漫上来。
村民们自发在晒谷场上搭起了灵棚——几块旧门板一拼，几根木梁一架，白布一挂，就是一个简单的灵堂。
供桌上只有一盘馍、三杯土酒，完全是山里人送别亲人的方式。
大寨人不懂那些繁文缛节，他们只知道，老陈是他们的人，走了得好好送送。
可这事儿没过两天，县里的话就传到了大寨：灵棚不拆，县里一个人也不去祭奠。
当时正值农村改革深入，大寨模式被重新审视，地方干部刻意与"旧典型"保持距离，公开悼念被认为"不合时宜"。
传话的人下午到了大寨，站在大队部门口，原原本本把话传到。
院子里的人都停了手，没人说话，风刮得灵棚白布哗哗响。
这时候，有人提议把郭凤莲叫回来。
她那时候不在大寨，在晋中果树研究所任职。
电话打过去，她说了一句："我回去。"
郭凤莲赶到大寨的时候，灵棚已经搭好了。
她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褂，脚上踩着家作布鞋——十六岁就当铁姑娘队长的人，腰杆从来没弯过。
她听完传话的人带来的消息，站在灵棚门口，看了眼灵堂里的遗像，又扫了眼满院子乡亲，开口说了话——消息传到县城的时候，县里开了个会。
有人说现在还搞旧风俗，有人说移风易俗大寨不能搞特殊。
最后撂下话：灵棚不拆，县里就不派一个人去祭奠。
传话的人到了大寨，原原本本把话传到后，院子里的人都停了手。
没人说话，只有风刮得灵棚白布哗哗响。
有人私下议论，说县里是不是怕惹麻烦，说大寨这是在给全县丢脸。
郭凤莲听到这些议论，没说话，只是默默走到灵棚边，伸手摸了摸那几根支撑棚顶的竹竿，然后转身对大伙说："老陈书记一辈子为大寨，死了连个灵棚都留不住，那咱还叫什么大寨人？"
【四】
郭凤莲的话，流传的版本略有差异，但核心意思一致。
最接近原话的记载是："这棚子是大寨人的心意，谁要拆，先问问大寨的老百姓答不答应。"
另有版本记录她更直接的表态："不来就不来，老陈书记在的时候，也没天天盼着他们来。"
还有记载显示她对县里干部说："棚不拆。陈书记回来，就得有个地方让老乡亲们能鞠个躬、说句话。县里来人问，就说是我郭凤莲的主意。"
那天夜里，大队部的灯亮了一夜。
有人劝拆了，别给县里落下话柄。
原大寨党支部副书记宋立英后来回忆说，当时县里的意思是黑夜就给拆了这个灵棚，郭凤莲那时候也不在大寨了，后来把她叫回来，郭凤莲说：咱们今天晚上不拆！
陈永贵那时候领导咱们是黑夜加班干的，难道这灵棚咱也加了班、也要黑夜拆？咱不拆！明天早上他来这里咱们再拆。拆了结果呢县里的五大班子也没有来！
郭凤莲坐在门槛上抽旱烟，一言不发。
天快亮时掐灭烟蒂，只说了两个字："不拆。"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县里既然放了话，就不会轻易松口。
灵棚就那样立在大寨村口，白布在风里猎猎作响，像一面不落的旗。
第三天，上头有了新动静——晋中地委介入此事。
县领导的态度有所松动，但条件依然强硬：可以不让拆，但祭奠活动必须严格控制规模，不得影响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大寨村的乡亲们也没有闲着。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十里八乡，附近的百姓听说老陈走了、县里还不让好好悼念，纷纷自发赶来。
有人从昔阳各乡镇赶来了，有人从太原、阳泉专程过来了，还有当年在大寨参观学习过、几十年后专程来送最后一程的。
灵棚前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县里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明——不来，也不来拆。
大寨人就这么守着灵棚，每天有人去上香、磕头、鞠躬，念叨老陈书记的好。
郭凤莲站在灵棚边一一还礼，腰弯得很低，眼泪砸在黄土上，没人再提县里的事，大家都懂。
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等骨灰运回来的那一天。
而那一天，即将发生的事情，会让所有在场的人终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