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1月，陕北一处简陋的红军驻地，红四团团长王开湘躺在病榻上，手边放着一支随身短枪。长征胜利的消息刚刚传开，战士们还沉浸在会师后的喜悦中，谁也没有料到，一声枪响，年仅34岁的指挥员就此离世。
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把这场死亡理解成“自杀”。毕竟，王开湘刚带部队走过最艰难的路程，也曾在枪林弹雨中多次负伤。一个能在铁索桥上指挥冲锋的人，为何会突然举枪结束生命？
多年以后，杨成武的回忆，推翻了这种简单判断。
王开湘早年的真实姓名，长期存在混淆。后来江西弋阳当地党史工作者经过调查，结合杨成武的回忆和相关材料，确认红四团团长“王开湘”，与弋阳籍红军干部黄开湘是同一人。使用化名，并非特殊个案。革命年代，为保护家属和乡亲，不少干部在外使用化名，原籍和真实姓名反而容易被历史尘埃遮住。
黄开湘出身贫寒，少年时便承担起照料弟弟妹妹的责任。他学过木匠，靠箍桶补贴家用，练就了强健体魄。乡亲们记得，他身材高大，惯使短斧，遇到危险时敢冲在前面，“斧头将军”的称呼也由此传开。
1920年代中期，方志敏回到弋阳开展农民运动。黄开湘与方志敏有亲属关系，又熟悉周边村落，很快参与到秘密组织和群众工作中。后来，他进入红军，从基层带兵做起，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王开湘接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杨成武担任政委，两人由此成为并肩作战的搭档。一个负责军事指挥，一个重视政治动员，配合十分默契。
真正让红四团声名大振的，是1935年5月的泸定桥战斗。
5月29日，红军主力被大渡河阻隔，泸定桥成了必须夺取的通道。桥面木板被守军拆除，只剩下十三根铁索，桥下河水湍急，对岸还架着火力点。红四团奉命赶路，部队在大雨和疲劳中急行，终于赶到桥头。
突击队踏上铁索时，桥面几乎无处落脚。守军点燃桥头木板，火焰和枪弹同时逼近。红军战士冒着危险匍匐前进，先头人员冲过火线后，与守军展开近距离战斗。泸定桥被夺下，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没有被截断。
但战斗并没有因此结束。
几个月后，红四团又参加了腊子口战斗。1935年9月，红军北上进入甘肃，腊子口是通往陕北的重要隘口。两侧山壁陡峭，正面道路狭窄，守军凭借工事封锁谷口。强攻正面伤亡很大，部队便组织小分队攀登侧后山壁，寻找突破点。
这场战斗打开了红军继续北上的通道。经历雪山、草地和连续作战后，部队已经极度疲惫，粮食、药品都十分紧缺。腊子口被攻克后缴获的物资，对恢复部队战斗力起到了实际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参加突击的战士没有留下完整姓名，他们的事迹只能从战友回忆和零散档案中拼接出来。
红四团一路作战，王开湘的身体也早已透支。1935年11月，红军长征队伍在陕北逐渐会合，干部和战士难得放松。王开湘曾冒雨赶路参加会议，之后又参加聚餐。此时的他本来就有伤病，淋雨后迅速高烧不退。
当时医疗条件极为有限，部队缺少有效药物，病情连续多日没有缓解。据杨成武后来回忆，王开湘的体温一度超过40摄氏度，神志已经出现异常。高热之下，人很可能意识模糊，甚至分不清病房与战场。
那一夜，病中的王开湘摸到了枕下的手枪。枪声响起后，身边的人才发现意外已经发生。杨成武并不认同“他因绝望而自杀”的说法，而是判断高烧和意识混乱导致了走火。他曾对前来调查的人说：“他是病中出事，不是逃避战斗。”
这句话，也解释了另一个长期存在的误会。
王开湘牺牲后，家乡只知道“黄开湘”下落不明。由于他使用化名，档案中的姓名无法与家属对应。家人又在战乱和搜捕中失散，母亲和女儿多年没有等到确切消息。直到1985年前后，杨成武的回忆材料引起弋阳当地工作人员注意，经过走访、核对经历和亲属关系，黄开湘的身份才重新被确认。
姓名终于对上了，死亡原因也有了较为可靠的解释。那支在泸定桥铁索上前进的队伍，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战斗胜利，还有许多因化名、失散和资料残缺而沉寂多年的个人命运。王开湘的名字，正是在这样的追查中重新回到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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