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1月27日，广西灌阳县枫树脚，红三十四师奉命留下阻击追兵。湘江就在不远处，中央红军主力正争分夺秒抢渡，而这支部队必须把国民党军挡在山地之外。命令很简单：守住阵地，掩护大部队。
红三十四师隶属红五军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后卫部队。全师约六千人，多来自闽西苏区，士兵中有农民、铁匠、木匠和篾匠，许多人还不到二十岁。他们没有显赫的出身，却被推到了最危险的位置。
红五军团的底子，来自宁都起义。1931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一部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董振堂率一万七千余名官兵加入红军，并带来了大量武器装备。这支部队后来编为红五军团，战斗作风强悍，尤其擅长阻击和掩护。
董振堂并非出身红军系统，而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他见过军阀混战留下的惨状，也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深感失望。起义之后，他要求部队尽快熟悉红军纪律，军官和士兵一同执行群众纪律，逐渐完成了从旧军队到红军的转变。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携带着印刷、通信、兵工等重要设备，行军速度受到影响。前卫部队突破封锁时，后卫往往还在几十里外苦战。红五军团白天护送机关和物资，夜间又返回原路阻击追兵，行军距离常常超过主力部队。
红三十四师承担的任务更重。部队既要守住道路，又要保证军委纵队通过。弹药不足，粮食紧张，草鞋磨破了就用布条缠脚。炊事班刚把锅架起来，敌军炮火便压了过来，战士们只能抓起冷饭，边走边吃。
有意思的是，负责指挥该师一部的韩伟，原本是红三十四师第一百团团长。他湖北人，却长期在闽西部队中作战，与官兵关系十分密切。战斗最紧张时，他常对身边的人说：“跟上队伍，别把伤员丢下。”这不是口号，而是后卫部队必须面对的现实。
11月27日，枫树脚阵地遭到桂系部队猛烈攻击。红军装备明显处于劣势，只能依靠地形、交通壕和近距离反击顽强支撑。程翠林率领部队坚守前沿，战斗中头部中弹，最终牺牲。阵地几度失守，又被红军夺回，伤亡不断增加。
湘江战役持续到12月初。12月1日前后，中央红军主力陆续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却因阻击任务滞后于大部队。等他们赶到渡口时，浮桥已经被破坏，江面上只剩残木和急流。此时，部队伤亡惨重，建制也开始破碎。
师长陈树湘腹部负重伤后，仍带领余部向南突围。他深知部队已经无法按照原计划渡江，只能设法保存力量。途中，陈树湘被地方武装捕获。负伤被押解时，他作了最后反抗，壮烈牺牲。关于他的牺牲细节，地方记载各有差异，但师长战死于突围途中，是红三十四师最沉重的事实。
陈树湘、程翠林先后牺牲后，师部和团级干部大多战死或失散。韩伟带着少数战士突围时，被敌军逼至险地。跳下山坡后，他摔断腿，昏迷在灌木丛中。醒来以后，韩伟无法正常行走，只能拖着伤腿寻找隐蔽处，靠野菜和残存干粮支撑了数日。
他并没有就此脱险。伤势稍有缓解，韩伟便继续向外转移，后来辗转寻找组织，却遭叛徒出卖，被关押在武汉。狱中环境恶劣，身份暴露意味着随时可能遭到审讯，但他始终没有改口。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韩伟才获得出狱机会，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抗日战争时期，韩伟进入八路军部队任职，继续参加敌后作战。长期的战斗经历，使他对部队伤亡和后勤补充有着极深感受。每逢整理队伍，他都会特别关注老部下和伤员。湘江边失去的那些闽西子弟，始终是他军事生涯中无法绕开的记忆。
解放战争中，韩伟担任过重要指挥职务，参与多次战役。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红三十四师突围后仍走上高级指挥岗位的代表人物之一。遗憾的是，韩伟于1958年因病逝世，未能见到后来更多战友的纪念活动。
红三十四师的花名册上，留下了许多普通人的姓名：十七岁的铁匠学徒，二十来岁的篾匠，来自长汀、上杭、连城各地的农家子弟。很多人的亲属一栏空白，牺牲地点也没有留下完整记录。对他们而言，湘江并不是一段抽象的战史，而是生命止步的地方。
韩伟之所以被称为“绝命后卫师”唯一幸存的团长，并不只是因为他活着走出了湘江。更重要的是，他把一支部队最后的责任背在了身上：师长和政委战死，成千名闽西子弟长眠异乡，而那个拖着断腿突围的团长，替他们继续走完了后面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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