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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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的深秋，黄叶落了满地，风一刮，像是有人在哭。
那天我坐上去县城的长途汽车，包里揣着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四个字——"母亲去了"。
车颠着，我脑子里是空的，心里是麻的，压根没想到，这趟回乡的路上，一个陌生女人会把一包东西塞进我怀里。
更没想到，那包东西，会把我三十年的人生，彻底砸个粉碎。
我叫陈建国，那年二十八岁，在省城一家机械厂当钳工。
接到电报是十月十五号下午，班长老周直接把我推出了厂门，说该回去就回去，车票的事他先帮我垫。
我背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赶上了最后一班去桂阳县的长途汽车。
那是一辆破旧的东风大客车，车身上的油漆早已斑驳脱落，排气管噗噗噗地喷着黑烟，发动机的声音像个老病号在喘气。
车里坐了大半，都是些背着麻袋提着篮子赶路的庄稼人，空气里混着汗味、烟草味，还有不知道谁带的咸鱼腥气。
我挤到靠走道的一个位子坐下来，把包夹在腿中间，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母亲走了。
这四个字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却像是隔着一层棉花，怎么也转不清楚。
母亲叫王秀兰，五十三岁，去年年底就查出了肺病，我寄过几次钱回去，听说喝了些汤药，后来渐渐就没了音讯。
我没回去探望，是我的错，厂里活多，我安慰自己说等过了年，等入了冬，等开了春——结果这一等，就等来了一封电报。
车在县城外头的土路上跑着，坑坑洼洼，颠得骨头咯咯响。
窗外是灰蒙蒙的山，枯草连着枯草，偶尔有几棵老柿树，树上挂着几个红果子，像是孤零零地钉在那儿，没人摘，也不知道等什么。
大概走了四十分钟，车在一个叫茅坪的小站停下来。
站台其实算不上站台，就是一块水泥地，旁边立了根歪斜的木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茅坪停靠点"几个字，字迹被雨水冲得模糊。
上来了七八个人，最后一个挤进车门的，是个年轻女人。
她看起来不超过二十五岁，挺着个大肚子，肚皮把棉袄撑得紧紧的，走路时一只手扶着肚子，另一只手死死攥着一个旧布包。
那布包是黑红格子的土布，洗了不知道多少次，颜色都淡了，四个角磨得毛茸茸的。
她脸色很不好，白得像纸，嘴唇也没什么血色，额头上有一层细汗，眼睛里是那种走了很远的路、没睡够觉的疲倦，像一盏快熬干了油的灯。
她站在走道里环顾了一圈，找不到空位。
司机帮忙喊了一声，没人动，车里的人该打盹的打盹，该嗑瓜子的嗑瓜子，没人愿意搭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站了起来，冲她点了点头，把靠走道的位子让给了她。
她愣了一下，抬眼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也有别的什么，说不清楚的东西，复杂得像一潭水，深得看不见底。
她低着头说了声谢谢，挤到我让出的位子坐了下来，把布包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什么不能撒手的命根子。
我靠着车窗，把身子往旁边挪了挪，给她留出点空间，车又开动了，土路比刚才更难走，颠簸得更厉害，车厢里响起一片骂娘声。
大概出了茅坪十来分钟，那个女人开始不对劲了。
我侧眼看见她捂住嘴，身子微微弓起来，喉咙里发出一种压制的、难受的声音——干呕。
她一只手死死捂着嘴，一只手还抱着那个布包，脸上的汗更多了，顺着脸颊往下淌，打湿了衣领，额头青白发亮，看着让人揪心。
我从包里摸出那个搪瓷水壶，剩了大半壶温水，递过去。
她摆了摆手，没接，眼睛闭着，眉头皱成了一道深沟。
我也没收回去，就那么举着，等了片刻，她还是接过去喝了两口，然后长出了一口气，身子往后靠了靠，面色稍稍好了一点点。
"谢谢。"她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带着一丝说不出来的疲倦。
我说没什么，问她去哪儿。
她低着头，用手背擦了擦额头，说去县城，说完就没再多话了，把头转向窗外，眼神落在远处的山上，不知道在看什么，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没再多问，转过头看窗外，山路越走越窄，两边的树枝伸出来，时不时扫过车顶，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外头悄悄跟着。
车里开始有人打盹，后排有个老头扯开嗓子打鼾，鼾声响得跟拖拉机似的，震得椅背都在轻轻颤。
我迷迷糊糊地想着母亲的事，想着到了县城要先去哪里，想着那封电报是谁发的，是村里的大队书记，还是我那个不常往来的叔叔赵福生，想着母亲去的那一刻，屋里有没有人陪着她。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到肩膀上多了一点重量，轻轻的，软软的，像一片叶子落下来。
我没动，慢慢侧过头——那个女人的头歪在了我肩上，眼睛闭着，呼吸粗重而沉，是真的睡着了，睡得很沉，眉头微微皱着，连睡梦里都像是在扛着什么。
那双手还紧紧地抱着那个黑红格子的旧布包，手指捏着布料，指节都白了，手背上青筋隐隐绷起来，像是就算睡着了也不肯放手。
我僵在那儿，动都没敢动，胳膊撑在那里，慢慢开始酸，我咬了咬牙，忍着没动，怕把她弄醒。
她肚子那么大，这一路颠簸，已经够难受了，能睡一会儿是一会儿。
旁边座位上有个大婶儿斜眼打量了我们一眼，撇了撇嘴，哼了一声，那眼神鄙夷得像在看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扭过头去没说话。
我也没在意她，看了一眼窗外就收回了视线。
天色渐渐暗下来，车窗上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外头的山越来越模糊，路边的庄稼地变成了深色的轮廓，偶尔有灯光从远处的村庄里透出来，一闪就没了。
那个女人一直睡着，偶尔动一下，把头往我肩膀上压得更深了些，我的胳膊酸得快没了知觉，但我没动。
就这么从茅坪到县城，将近两个钟头的路，我就这么半僵着身子，靠着车窗，让她睡在我肩上，听着她粗重的呼吸声和车轮碾压土路的轰鸣声搅在一起，混成那个深秋下午独有的声音。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她去县城找谁，不知道肚子里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是不是已经在县城某个地方等着她。
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想过要问，人在最难的时候，不需要别人问，只需要一个肩膀。
车进县城地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路边的电线杆上稀稀拉拉亮着几盏路灯，昏黄的光晕笼着地上的黄泥和枯草，风把落叶堆在墙根，整条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车灯的光锥在黑暗里扫来扫去。
车速慢下来，司机摁了一下喇叭，扯着嗓子喊前头还有两站，让要下车的人准备好，话音刚落，车厢里开始有人收拾东西、往前挤。
就在这时候，那个女人猛地惊醒了。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睁得很大，头发乱了，喘着气，像是从噩梦里挣出来的人，愣了两三秒钟，然后迅速低下头，把那个旧布包往怀里抱得更紧了。
我问她到了吗，她没回答我，脖子往前伸，透过前面的人头往窗外看，眼神里是那种掩不住的慌乱和焦急，像是在找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外头是一片槐树林，枯枝在风里抖着，路边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双河口"三个字，字迹在夜色里模糊。
她认出了地名，身子猛地绷紧了，侧脸的肌肉抖了一下，然后她回过头，死死地攥住了我的手腕。
那双手很凉，凉得像从井里刚捞出来的，手劲却大得惊人，把我腕骨捏得生疼，像是要把什么东西通过这双手穿进我身体里。
她把那个旧布包猛地塞进了我怀里，没有任何预兆，动作又快又狠，像是做了很久的决定，一旦出手就不给自己留后路。
我下意识地接住了，布包落在怀里，比我想象的重，里面有硬邦邦的东西，隔着布料感觉得到。
她凑近我，压低声音，声音是那种用尽了全身力气压出来的低哑，带着一丝颤抖，"别让任何人看见，谁都不能看见，求你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站起身，从走道里挤过去，走到车门边上，推开了门。
车还没停稳，她就跳了下去，落地的时候踉跄了一下，我心里猛地收紧，以为她要摔倒，但她稳住了，提着大肚子快步往路边的槐树林里走，步子急而不乱，像是早就认识那条路。
我抱着那个布包，愣了三秒，然后跳起来喊了一声，也跟着挤到车门口跳了下去。
"等一下！"
我的声音在夜风里散开，没有回应，连个回头都没有。
我追到槐树林边上，树影子黑压压的，风吹着枯叶哗哗响，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没有，像是被夜色整个吞掉了。
她消失了，就好像从来没在车上坐过、从来没靠在我肩上睡过、从来没攥过我的手腕一样，连个脚步声都没剩下。
我站在槐树林边上，怀里抱着那个黑红格子的旧布包，被风吹着，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很久才回过神来，跑回车上，司机已经在骂人了。
回到座位上，我把布包放在腿上，摸了摸，里面有些硬的东西，隔着布料摸不出来是什么，想打开，但想到她说的那句"别让任何人看见"，就把手缩回来了，往帆布包里一塞，盖住了旁边大婶儿打量过来的视线。
县城到了，我下车找到大队书记赵福生派来接我的牛车，跟着去了村里。
母亲的丧事办了三天，请了道士，摆了席，村里来了不少人，帮忙的帮忙，哭丧的哭丧，三天三夜乱哄哄的，我几乎没合过眼。
那个旧布包一直压在我的帆布包最底下，被丧事和悲痛压得喘不过气，我根本忘了它的存在。
等到第四天，送走最后一批来吊唁的乡亲，大队书记赵福生拍拍我肩膀，说有事就开口，转身走了，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像是抽空了一样。
我一个人坐在母亲住的土屋里，屋里还弥漫着香烛的气息，角落里堆着没烧完的纸钱灰，桌上摆着母亲的遗像——那张照片摄于一九七二年，母亲梳着两条辫子，笑着，眼角已经有了细纹，看着比我记忆里的她年轻许多。
我盯着那张遗像看了很久，眼眶发热，却哭不出来，喉咙里堵着什么，硬梆梆的，往下咽也咽不下去。
就在这时候，我翻包找火柴，翻出了那个黑红格子的旧布包。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来那个在车上睡着的女人，想起她攥住我手腕的力气，想起她压低声音说的那句话，想起她消失进槐树林里的那个背影。
布包放在膝盖上，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外头风吹着，槐树叶子打在窗户纸上，沙沙沙沙的，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解开布包上的细绳，绳子打了个死结，磨损得快断了，费了些工夫才解开。
布包展开来，里面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婴儿红肚兜，红肚兜的布料很细，绣了一对小鱼，针脚细密，是用了心绣出来的东西，边角磨了一点，但保存得很好，不像是旧物，更像是一直被人珍藏着的，看着就让人心里软了一下。
我把红肚兜轻轻放到一边，底下是几尺叠好的棉布，棉布摸起来软而厚实，崭新的，是给要出生的孩子备的。
我以为就这些了，把棉布拿起来，结果棉布里头包着一样硬邦邦的东西，掂了掂，不轻。
打开来，是一本册子。
册子不厚，二三十页的样子，封皮是硬纸板，上面印着"桂阳县人民医院出生记录"几个字，边角卷了起来，纸页泛黄，有些页已经粘连在一起，散发着陈年纸张特有的霉气息。
我翻开第一页，是表格，密密麻麻的手写字迹，登记着婴儿的出生日期、性别、母亲姓名、父亲姓名，接生医生或接生婆的签名，字迹有深有浅，是不同年份不同人写下的，看得出来这本册子记了很多年的事。
里头夹着一张折叠的纸，是书签一样插在某一页里的，折痕又深又旧，像是反复折叠、反复打开过不知道多少次。
我翻到那一页，展开那张夹页。
是一张手写的便条，纸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是用蓝色钢笔写的，字迹工整，但笔压得很重，像是写字的人手在发抖，几个字几乎要穿透纸背。
我的目光落在那一行出生记录上，扫过那几个字，扫过那个名字——
脑子里轰的一声，直接瘫坐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