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夏，鄂西北山地，罗厚福刚率部摆脱敌军追堵，便接到一道命令：立即回头，接应正在突围的南路部队。部下听完愣住了。好不容易冲出包围圈，为什么还要再钻回去？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罗厚福说，“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突围，见死不救。”
这不是一句场面话。对当时兵力有限、装备简陋的江汉部队来说，回头接应意味着重新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罗厚福却用实际行动说明，他在大别山坚持多年，靠的并不只是勇猛，还有对整体战局的判断。
罗厚福1909年6月出生于湖北黄安，也就是后来的红安。这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群众基础深厚，斗争环境异常残酷。1929年，年仅20岁的罗厚福组织赤卫队；次年带队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基层武装干起，他先后担任连长、营政治委员、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和游击部队指挥员。那段岁月没有稳定的后方，部队一面作战，一面筹粮，一面发动群众。干部能不能留下，往往比职务高低更能检验成色。
1935年，罗厚福遭遇了人生中最危险的一关。他被错误地卷入肃反扩大化，甚至被押往刑场。途中敌情突然出现，押解人员只好解开绳索，让他带队迎敌。罗厚福没有借机离开，而是率部击退敌人。
战斗结束后，他并没有因此立即恢复原有身份，反而被开除军籍，安排做挑夫。有人劝他离开大别山，另找出路，他没有答应，只留下一句话：“党要我们坚持这里，我不能走。”
这份坚持，后来成为李先念评价他的关键。李先念曾说，罗厚福长期远离主力，独立坚持斗争，始终高举红旗，在大别山群众中有很高声誉。话不复杂，却点明了他的特殊贡献：不是短期立功，而是在最困难的阶段守住了革命火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鄂豫皖根据地多次反“围剿”和南方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大别山组织抗日武装，历任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鄂豫挺进纵队第一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1946年6月26日，中原突围开始。罗厚福先奉命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行动；完成任务后，又率部回头接应南路突围力量。此举使江汉部队与友军会合，随后组建鄂西北军区，他担任副司令员。
主力转移后，罗厚福没有随大部队离开，而是奉命留下，坚持敌后斗争，创建新的根据地。摩天岭战斗中，他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敌军三次进攻。敌人兵力占优，仍然久攻不下，甚至向上级报告罗厚福部行动猛烈，己方接连受挫。
有人提出撤离，认为保存力量更重要。罗厚福却认为，鄂西北是牵制敌人的内线，部队多坚持一天，主力就少一分压力。直到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他仍在当地作战。刘伯承、邓小平见到他时，称赞大别山红旗不倒，枪声不断，他功劳很大。罗厚福只是回答：“比起牺牲的战友，我算是幸福的。”
解放战争后期，他继续参加多次战役，为中原地区解放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干部部部长、孝感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大校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三枚一级勋章，说明他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都有突出资历。按常理看，这样的履历与战功，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少将甚至更高军衔。问题也由此产生：为何军衔只有大校？
民间流传过几种解释，有人说他曾为地方人员作保，也有人提到家属经商等问题。这些说法缺少足够可靠的完整依据，不宜当作定论。较多资料提到，1951年前后，他曾主持创办卷烟厂，以改善部队物资供应，后来因此受到组织处理，职务和军队级别受到影响。
授衔并不是只看战功和革命年限。1955年的评定，还要结合现任职务、实际级别、历史贡献以及当时的组织安排。罗厚福三枚一级勋章，是战争年代功绩的证明；大校军衔，则与授衔时的现实职级和组织考量有关，两者并不矛盾。
1961年以后，罗厚福晋升为少将。此后他担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特殊时期，他曾受到冲击，1975年5月11日在武汉逝世，享年66岁。骨灰安放于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那三枚勋章，记录的是他跨越三段战争岁月的经历；大校军衔，则保留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组织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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