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北宋熙宁年间，夔州路山地，一名农户举着畬刀，先砍灌木，再清理藤蔓，等到草木晒干后放火焚烧。山火熄灭，草木灰留在地表，土地便被重新播下谷物。这样的场景，与江南农民驾牛扶犁的画面相距甚远。
这并不意味着宋代西部百姓懒惰，更不是所谓“不开化”的简单结果。刀耕火种背后，往往是地形、人口、交通和生产工具共同造成的选择。对身处高山峡谷的人来说，能够找到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易，谈不上像江南那样长期经营、反复施肥。
宋代的“西部”也不是一片完全落后的区域。四川盆地土地肥沃，成都平原农业发达，关中和汉中同样有悠久的耕作传统。真正大量采用粗放经营乃至畬田方式的，主要是西南山地、峡江沿岸以及交通闭塞的边远地区。把这些地方与整个西部等同起来，显然不够准确。
山地农业最现实的难题，是耕地无法连成片。平地可以修渠、整地，山坡却常常被岩石和林木分割。农户砍倒植被，焚烧成灰，利用短期增加的肥力播种粟、稻或杂粮，通常只能耕种一两年，地力下降后再寻找新的地点。
这种方法风险很大。火烧之后若遇连续降雨，草木灰被冲走，播下的种子也可能无法成活。若收成不好，农户只能采集野菜、挖掘根茎，或者依靠亲族和集市交换粮食。畬刀的存在，恰恰说明这是一套有工具、有经验的生产方式，只是它适应的是山地，而非平原。
西南山区的汉人和当地少数民族，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截然不同。有人使用镰刀、锄头，也有人会进行简单除草，但缺少耕牛和大型农具，依旧难以把土地经营得十分精细。宋代文献中所说的“畬田”，本质上就是烧山垦种，名称不同，核心方式相近。
河谷和平缓地带的情况稍好，却也未必达到江南水平。这里的农民有时使用犁，但耕牛数量不足，只能依靠人力拉犁或翻地。人力耕作耗费巨大，能够开垦的面积反而有限，于是只好扩大播种范围，减少除草、灌溉和施肥，形成“广种薄收”的经营方式。
有人曾问：“既然精耕细作产量更高，为何不照着做？”答案很直接：精耕细作需要人，也需要牛，更需要稳定的水利条件。江南一户人家往往拥有较多劳动力，可以多次翻地、施肥、除草；西部山地人口稀少，劳动力首先要用于维持生存，很难承担额外工序。
耕牛的差距尤其关键。牛力能够持续翻动深土，效率远超单纯人力。没有耕牛，犁具即使存在，也难以发挥作用。更不用说曲辕犁等较为省力的农具，它们需要铁器制造、木工配套和成熟的使用经验，不可能凭空出现在每个山村。
宋代东南农业的优势，也不只是某一件农具带来的。江南河网密布，水利便于修整；人口集中，市场距离较近；铁器供应充足，农户还能获得粪肥、种子和技术。当地农民会反复翻耕土地，注意积肥灌溉，部分地区还发展出一年两熟的稻作制度。
有意思的是，江南的高产并非完全依靠天然条件。秦观《财用策》曾指出，吴越、闽中、蜀地之所以被称为沃土，与“培粪灌溉之功”密切相关。土地本身未必最优，持续投入才把土地的潜力挖了出来。人口密集，正好提供了这种投入所需的双手。
技术传播也受到道路限制。宋代的驿路和水运并非覆盖所有区域，秦岭、大巴山、巫山以及西南山岭形成天然阻隔。江南的新农具和耕作经验，可能沿河流进入州县，却很难迅速抵达偏远山村。即使有人听说过新技术，没有铁料、耕牛和适宜土地，也难以照搬。
粮食产量低，影响的不只是饭碗。农户必须把更多时间投入田地，家中便很难分出劳动力酿酒、制糖、纺织或加工木器。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本身也需要较细致的管理，不能像耐粗放的杂粮那样撒下便等收获。
商业同样受到牵制。东南地区凭借水网和人口，逐渐形成大量草市、镇市，粮食、布匹和手工业品能够持续流通。西部山地则多是定期墟市，交易对象以盐、粮、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为主，货物数量有限，远距离运输成本又高，手工业很难形成稳定市场。
这就形成了一个不易打破的循环：人口少，土地经营粗放；粮食少，副业难以发展；商品不足，市场又无法扩大。市场狭小，农户便没有动力购买更好的农具；农具缺乏，产量继续停留在低水平。
因此，宋代西部出现刀耕火种，并不是整个地区都停留在原始状态，而是不同生态环境下的生产分化。成都平原可以精耕，峡江山地只能烧山，河谷农田则实行粗放耕作。地理条件决定起点，人口与交通限制积累，最终使各地的经济道路越走越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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