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3日,成都温江机场,试飞员雷强坐进歼-10“001号”原型机座舱。跑道两侧没有欢呼,更多的是紧张的注视。对这架凝聚多年心血的战机而言,离地的那一刻,不只是一次飞行,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对自身能力的一次检验。
歼-10的诞生,不能只看作一型新飞机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航空工业长期在摸索中前进,歼-5、歼-6、歼-7以及歼-8,构成了人民空军装备发展的重要阶梯。那条路走得并不轻松,许多技术都要从仿制、改进起步,再逐步转向自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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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歼-10,变化已经不只是外形。它采用鸭式布局、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系统,并配备先进航电设备,设计思路与此前的国产战斗机有明显区别。对于飞行员来说,这意味着过去熟悉的操作经验,不能原封不动地搬过来。
雷强后来回忆,第一次坐进歼-10座舱时,最直观的感受是“很多东西都不认识”。普通仪表布局被重新设计,驾驶杆的操作逻辑也发生了变化。飞机不再单纯依靠飞行员的机械操纵,而是通过传感器采集状态,再由飞控系统协调舵面动作。
这对试飞员提出了更高要求。飞行员不仅要敢飞,还得弄清楚飞机为什么这样飞、在什么边界内飞、出现异常后如何处理。歼-10的试飞,实际上也是人与新系统彼此磨合的过程,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靠猜。
正式升空前,雷强先进行了长时间的地面试验。人在座舱里,前方设置模拟画面,起落架、舵面以及相关机构反复执行规定动作。这样的工作单调而琐碎,却是首飞不可缺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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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年时间里,类似试验不断重复。外行看着像是在“坐飞机”,真正做起来却极其考验耐心。一次动作不合要求,就要重新检查线路、液压和控制逻辑。飞机还没有离开地面,试飞员已经在无数次模拟中承担着风险。
雷强并非没有经验的年轻飞行员。在进入试飞岗位前,他已经积累了上千小时飞行时间。更特别的是,他的父亲雷雨田是人民空军早期飞行员,毕业于东北老航校,曾参加抗美援朝空战。父子两代人的经历,恰好连接起人民空军从起步到自主研制先进战机的道路。
首飞前,雷强曾向总设计师宋文骢询问把握。宋文骢没有给出复杂解释,只说:“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这句话分量很重。首飞不是普通训练,飞机的气动布局、飞控系统和动力装置,都要在真实空域中接受第一次完整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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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强登机前也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只要飞机能控住,我保证把它带回跑道。”话说得直接,却不是莽撞。试飞员的职责并非单纯追求胆量,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把飞机的真实状态带回来,为后续改进提供依据。
发动机轰鸣后,歼-10沿跑道加速,机轮离地。首飞过程持续时间并不算长,但每一个姿态变化都牵动着地面人员的神经。雷强需要观察操纵反应、飞行稳定性和各系统工作情况,然后按照程序返场。
飞机落地时,现场人员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下。雷强走下座舱,情绪长时间无法平复,后来回忆那一刻,反复说了一句:“这飞机太好飞了。”这不是轻松的感叹,而是经过多年地面试验和风险判断后,对飞机操纵品质的直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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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飞录像被带回家后,雷雨田老人反复观看。一个是曾在战火中驾驶早期战机的老飞行员,一个是驾驶国产新型战斗机完成首飞的试飞员。录像里的短短飞行,承载着两代航空人的经验,也记录了国产战斗机从追赶到自主跨越的艰难过程。
歼-10后续仍经历了大量试飞、改进和定型工作,首飞成功只是漫长工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战斗机能否形成战斗力,还要经过武器系统、航电设备、可靠性和部队使用等多重检验。对航空工业而言,真正的成绩从来不是一次升空,而是把一次升空变成稳定、可靠、可批量装备的能力。
那天的跑道上,歼-10完成了首次飞行;在看不见的地方,还有设计人员、工艺人员、地勤和试飞保障人员共同承担着责任。雷强落地后哭了很久,哭声里有惊险后的释放,也有多年等待终于得到回应的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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