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因病逝世，上海市委提出一项要求，贺小平明确表示不同意

1984年4月，上海华东医院，贺子珍的病房里，医生和护士轮流守在床边。她持续高烧，退烧药的效果并不明显，夜里常常辗转难眠，身体状况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

这间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很少直呼她的职务或姓名。大家跟着前来看望的贺海峰，一声声称她为“姨妈”。这个称呼听起来亲近，却不是随意喊出的。多年来，贺子珍住院期间，医护人员对她悉心照料，彼此之间早已形成了家人般的感情。

贺子珍也接受这个称呼。护士端来饭菜，她会道谢；有人进门查房，她常常点头示意。病情较好时，她还会和熟悉的工作人员说上几句。正因为相处日久，大家更不愿意面对那个结果：这位从井冈山走来的老同志，生命正在一点点走到尽头。

有意思的是，医院方面并没有把情况停留在病房内部。随着高烧持续不退，贺子珍的病情被及时报告给上海市委，相关情况随后又通过中央办公厅通知北京方面。这个安排十分慎重，因为她的女儿李敏一家当时在北京生活，家属必须尽快赶到上海。

接到通知后，李敏和丈夫孔令华立即乘飞机前往上海。赶到医院时，贺子珍脸色因高烧变得通红，身体也十分虚弱。面对病床上的母亲，李敏自然难以平静。她能做的，只是陪伴在旁，听医生说明情况，守着母亲度过最后的时光。

亲属和医护人员都盼着病情出现转机，但医学上的努力终究没有改变结局。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七十五岁。消息传出后，李敏、孔令华以及贺敏学一家，都陷入深切悲痛之中。

上海市委对家属作了妥善安排，将他们安置到东湖招待所休息。悲痛尚未平复，后事问题便摆在面前。贺子珍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又长期保持低调，按照当时关于老同志丧事从简的要求，相关方面很快提出了处理意见。

上海市委向家属转达的意见是：后事尽量从简，不举行追悼会。这并非上海单方面的决定，也符合当时中央对老同志身后事的总体要求。少花费、不铺张、不搞特殊，是那个时期处理这类问题的重要原则，家属对此并非不能理解。

真正提出异议的人，是贺子珍的侄女贺小平。

贺小平是贺敏学的女儿。自1954年起，她便长期陪伴姑姑，照料生活起居，对贺子珍晚年的处境了解得很深。她知道姑姑一生很少谈个人要求，也从未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家人争取什么。正因为如此，她无法接受姑姑去世后连一个正式追悼仪式都没有。

面对前来商议后事的工作人员，贺小平态度十分明确：“丧事从简可以，但不举行追悼会，我不同意。”

这句话并不是要大操大办，更不是为了给家属争取排场。贺小平的想法很简单：节俭应当坚持，但贺子珍为革命所作的贡献，也不能被一笔略过。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经历，是她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后来长期沉默，并不意味着这段历史失去了分量。

李敏等亲属也表达了相近意见。家属接受简朴办丧事，却认为完全不举行追悼会，未免过于冷清。尤其对贺子珍这样的老同志而言，送别不仅是家庭事务，也包含组织对革命历史的确认与纪念。

经过沟通，上海方面和中央重新研究了安排，原先“不举行追悼会”的意见没有继续执行。有关方面为贺子珍举行了相应的悼念活动，并组织老同志送上花圈，以表达对这位井冈山老同志的敬意。

在骨灰安置问题上，贺子珍的骨灰后来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里安放着许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老同志。对贺小平来说，这个结果或许正印证了她坚持的那句话：丧事可以简朴，但一个人的革命经历和历史位置，不能因为沉默而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