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候选人为何有王震？许光达自称不如王震！难道只因他与肖克齐名？

1955年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附近，许光达谈到即将进行的军队授衔时，心里一直放不下一个人：王震。作为战功卓著的兵团级将领，他没有把目光只放在自己的军职和资历上，而是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下让衔信，直言自己“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

这封信的分量，不只在于许光达谦让，更在于它从侧面说明了王震在军中的地位。许光达本人就是黄埔军校出身、久经战阵的高级将领，能让他如此评价，显然不是一句客套话。

王震为何会进入大将候选范围？答案不在某一场战斗，而在于他身上叠加了几种少见经历：红军时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抗战时期能打仗也能生产，解放战争中经受远距离战略转战，新中国成立后又承担边疆建设任务。

有意思的是，王震早年的军旅起点，并不显得特别耀眼。1927年，他参加革命，后来进入湘鄂赣苏区工作。1934年，红六军团奉命西征，承担牵制敌军、探路转移和与红二军团会合等任务。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两人形成军事与政治工作的搭档。

在当时的红军体制下，政治委员并非单纯负责宣传教育。军政主官共同决定部队重大行动，政治委员对部队建设和作战方向拥有重要影响。王震能够担任红六军团政委，说明他早已不是普通的基层干部，而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方面军骨干。

红六军团后来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组成红二方面军。1936年，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师。面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坚持错误路线的局面，王震与贺龙、任弼时等人站在中央和毛泽东一边。这段政治经历，对一名高级将领的评价极为关键。

也正因为萧克后来被授予上将，民间常说他是“上将中的代表人物”，于是有人反问：既然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资历如此深厚，那么与他长期搭班子的王震，难道就不值得重视吗？这种比较不能简单等同，但它确实提醒人们，王震的资历并非从抗战时期才开始计算。

真正让王震声名大振的，是南泥湾。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封锁、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边区物资困难交织在一起。中央决定让八路军第359旅进驻南泥湾，既要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也要通过生产解决部队给养。

任务不轻。

王震没有把开荒看成临时差事，而是把它与部队生存、边区建设和抗战大局联系起来。他提出“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并带头下地劳动。官兵们一边训练，一边平整土地、修渠引水、搭建窑洞，南泥湾由荒山野岭逐步变成能够种粮、养畜的生产基地。

有人问：“部队天天种地，还能不能打仗？”

王震的回答很实际：“锄头拿得起，枪也不能放下。”

这正是359旅生产运动的特点。生产没有取代军事训练，反而为部队坚持战斗提供了物质基础。1943年，王震在西北局表彰的大生产英雄中名列前位，359旅也成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典型。毛泽东称赞他们创造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经验，这份成绩不能只用“会种地”来概括。

1944年，王震又接到新的命令。中央决定抽调359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向华中和华南方向发展，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部队从延安出发，边行军边作战，1945年初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师，随后继续南下，在湘鄂赣一带开展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后，战略重点迅速变化。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王震率部北返，重新与中原地区部队会合。1946年中原突围时，他参与组织部队向陕南方向转移。数千名官兵在敌军封锁和追击下穿越多省，突破大量封锁线，历经连续战斗，最终返回陕甘宁边区。

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第二次长征”。它与红军长征当然不是同一性质的历史事件，却同样考验着部队的组织能力、行军能力和指挥员的决断力。王震经历了从敌后开辟根据地到大规模战略转移的完整过程，这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并不多见。

王震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他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离开战场，只是战场换了样子。

1956年，农垦部成立，王震担任部长。此时的任务不再是突破敌军封锁，而是把分散在边疆的土地变成稳定的生产基地。1958年，中央动员大批转业、复员干部和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王震积极协调，把有军事组织经验的人员引向农垦战线。

北大荒、新疆等地条件艰苦，缺水、缺房、缺机械，开荒并非口号能够完成。王震熟悉部队，也懂得生产组织，便把南泥湾时期形成的经验用于新的建设：统一调度，边生产边训练，先解决粮食，再逐步发展油料、棉花和畜牧业。

从红六军团政委，到359旅领导者；从南下支队司令员，到新中国农垦事业的组织者，王震的履历并不是单纯的“战将履历”。他既参与过战略转移，也承担过根据地建设；既能率部冲锋，也能带兵开荒。

1955年授衔时，王震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许光达的让衔信，则留下了那句颇有分量的评价：“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这句话背后，包含的正是红军、抗战、解放战争和边疆建设几重历史分量。